刘刚/文

先王原典何处去

两千年前，中国有过一次航海，发生在秦末。

此次航海，若以欧阳修诗中所言，那游仙之船，承载了中国先秦时期的先王原典，而不久，中国就发生了焚坑事件，幸亏徐福带它飘洋过海，原典逃过一劫，从此却在中国失传。

徐福走时，带走了先王原典吗？《史记》没有说，《淮南子》也没说。汉初时，立国以黄老之术，其次为周孔之教，故儒之经典，既不“经”，亦非“典”，连太史公也没往它投一眼。这表明，儒家文献的经典地位，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并不存在。而且焚坑以后，儒家文献，虽不至于灰飞烟灭，但幸存者已是支离破碎，也只能采取抱残守缺了。

于是，汉儒对这些残缺的文献，进行整理和改编，使之重登国家意识形态的台面，到了汉武帝时，终于取得成功，以其独尊地位，开显其经学样式，以其形成于本朝，故称今文经。

今文经，适用于汉代“今上”意识形态，却难以号召儒林士众并说服儒学传统，盖因其来源不一，且真伪难辨。

若据往而言之，自先秦时，孔子一死，就已“儒分为八”，此后，儒门由分化而异化，以至于荀子《非儒》，其弟子李斯、韩非，转入法家。秦统一，设博士，儒者竞聘以参政议政，然焚坑又起，不得已而走向革命。汉初，革命成功，儒者继续革命。革谁的命？革了秦朝的命这显然还不够，还要革秦制的命，汉初儒者遂与国策逆行，要革“汉承秦制”的命。

孔子为汉家立法，儒者行之，各以其师法家法。然其根本，则欲“法先王”而原典缺失，只好凭借后王权力，故所谓“独尊”者，非原儒之术，乃今文经学，实为“法后王”也。

后王者，今上也。今上失德，呼唤先王。先王不再，但求原典。原典已失，难免衍生，故西汉末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倡导，兴起古文经学，与之相应，则有王莽新政以及接踵而来的禅让与革命，而终归于还政，一通折腾，分化出西汉、东汉。

若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上来看，一如欧阳修诗云“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而且“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以至于“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我们就知道，徐福东渡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次多么重要的事件。

其东渡，以游仙为名，以方士自居，这就使他成为了秦汉之际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失踪者。若他真的带走了儒家的先王原典，那他就不但是方士，而且还是儒士。当时，方士与儒士，有一体化的趋势，还真是不好区分，要不，方士得罪了皇帝，何以将儒生坑了，还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也就是说，他们一体两面，谈长生不死，他们是方士；参政议政，他们又变成了儒士。以此来看徐福，他应该也有两面，有方士那一面，还有儒士一面。

他在中国历史上，以方士那一面出现。其于日本历史，则表现了另一面，即他找了个“平原广泽”之地，留下来自己做王了。史曰“止王不归”，而他带去的那些人、财、物等，在那时，已足够他像孟子所憧憬的那样，能“据百里之地”而称王。

于是，就有人拿日本的国家神话来与他对应，说他那么早就在日本“止王不归”，若从时间上来断定，那他应该就是日本第一代国君神武天皇吧？?最早这样说的，是清末黄遵宪。

那时，黄遵宪出使日本，他读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发现他们把世界谈了个遍，就是没有好好地谈一谈日本，于是，他来给清末中国补上日本这一课，为此，他作《日本国志》一书。书中，他开篇就说：“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纪载本以此为荣。”后来，日本学者受了宋学的影响，意识到国体的重要性，便不再自称为“泰伯后”，理由是，怕被当做中国的“附庸国”，由此扩大，连徐福也不提了。

对此，黄遵宪认为，“泰伯之后，本无所据”，自称也好，他言也罢，都不足为凭，就因为日本人“俗类句吴”，也“断发文身”，故“有此讹传”。可徐福则不然，其事不但于史有据，除《史记》外，还见于《三国志》、《后汉书·倭国传》等，而且于地有迹，“今纪伊国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

他甚至猜想，日本首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就以徐福为原型打造的，其一，日本传国重器剑、镜、玺，“皆秦制”；其二，日本君臣称谓，也都作“周秦语”；其三，日本以神国自居，则为方士之术。同时，他还指出，日本从以神道立国，到初具规模，离徐福东渡时，大约过了一百来年，于是，他问道：“当时主政者，非其子孙，殆其徒党欤？”对于当时日本人说的“神武开基，盖当周末”，他不以为然，反问道：神武以后，到崇神天皇，中间九代，都是挂名王朝，“无事足纪”，这或许也就是“神武追王之词”？“神武追王”，是他的猜想，所以末了，他又说了一句“未可知也”。

他的问题，到此就打住了。他只看到了徐福的方士那一面，将日本以神道立国，归结到中国方士之术，但徐福儒士那一面，显然被他忽略了，徐福何以“追周”不“追秦”，“追王”不“追帝”？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一句“未可知也”来打发的，它必须要认识到徐福的另一面，也就是作为儒士的那一面，只有从那一面来看，才能看清这个问题的本质，可惜被他忽略。

因此，他对于“神武追王”的问题，是知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而我们则欲对其所以然，尝试着做一下探讨。

把皇帝吓了一跳

“神武追王”，并未追到西周先王时代去，而是追到东周末王的周僖王时，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处于公元前7世纪，世界正在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这一时期，在西方，产生了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在中国，则出现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人类文明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东西方的世界历史。

神武天皇应运而生，刚好出现于此时，这样的历史理性的觉醒意识，并非巧合，因为它是绳文时代的日本原住民不可能具有的，其文明开化取向，是从弥生时代开始，由经历了轴心期的中国人，以游仙的方式带到日本来的，就此而言，说神武天皇是中国人，放在历史上来说，虽然说不通，但在文化上，却可以说是中国方术与儒术合二为一在日本形成的一个“本地垂迹”。

轴心期里，那理性的太阳分布四方，有从东方升起的，但那不是从日本，而是从中国升起，放出驱昧的启蒙之光，文明开化的光圈，从中国沿海一带向海外开启，被洋流激荡，与日本共享，于是，我们不但看到了神话世界的昆仑山在日本的“本地垂迹”——高天原，还看到了被王朝中国扬弃的泰皇在日本变成了天皇，进而发现，分享轴心期的中华文明之光，不但造就了神话与历史二重性的神武天皇，还成就了一位历史人物圣德太子。

在日本，最早比对着中国文化，量度打造日本国家神话的人物，是圣德太子。从他摄政期间，缔造日本国家神话的立国之举，就已经开始，撰成《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纪》，这些书，在大化政变时，都被烧毁了。后来，天武天皇派人诵习“先记旧辞”，到了元明天皇和铜五年，由安万侣用汉文笔录成书，共三卷。上卷，从天地开辟至神武天皇诞生，中卷，从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从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其中，推古天皇便是圣德太子的“今上”，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

这就是《古事纪》了，从圣德太子动工，到天明天皇完成，这一国家神话工程，花了约一百来年的时间。在书写方式、编撰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被“唐化”了，有些神话、传说可能就从中国来，还有不少语句是从中国典籍里原封不动地移植来的，其序文部分，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进五经正义表》。

日本“唐化”，在圣德太子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弥生、古坟、飞鸟三个时代。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史传对于日本的认识，也早就从神话进入了历史，有了关于倭国、倭人的记载，以至于隋朝时，圣德太子把中国皇帝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曾四次遣使访隋，向中国皇帝发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真是好大的口气！何方岛夷，竟敢如此来问候中华天子？面对天朝上国，不但要求确立平等地位，还要在平等地位上抢一先手。后来，又遣使赴隋，来向中国正式递交国书，国书一出，就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起头，“天皇”的称号，这才开始出现。

“天皇”与“皇帝”，哪一个名头更响亮？哪一位身份更高贵？当然是前者，然此非深谙中国思想者所不能知也。

究其思想来源，“天皇”这个名头，当然还是来自中国，日本国君在称“天皇”之前，尊称叫什么？连个姓氏都没有，充其量也就叫个“大王”、“主公”之类。通常，追随者对自己的首领都这么称呼，无论如何都上升不到“皇”和“天”的高度。

所以，我们说“天皇”出现，是唐化的产物，正是相对于中国“皇帝”，圣德太子才想到了“天皇”这个比“皇帝”级别还高的称号，正是站在“皇帝”的肩膀上，“天皇”出现了！

对此，我们除了惊叹圣德太子的睿智，接下来，就应该追问其思想来源，像这样超越隋唐，直追秦汉，效法先王的思想，不可能从日本本土产生，只能来自中国。然而，圣德太子并未亲临中土求取真经，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那徐福，除了想起他作为方士的那一面，还另有作为儒士的思想者的那一面。正是儒士那一面，成了圣德太子的关于国体的一个思想来源。

把思想者找回来

徐福的两面性，是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一个反映，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是来自道家作为方士的游仙那一面。

他把自己另一面，也就是如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向往海外大九州、追求国家理想而欲实现其“从周”的那一面，还有他作为儒士随身携带的先王原典，都深隐起来。其时“避秦”，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上山路线，往桃源去，走向老子的“小国寡民”，一条是下海路线，往蓬莱去，通往孔子“吾从周”。

徐福避秦，选择了下海路线，当年孔子说出那句话时，接着又说“从我者，其由与”？他认为，愿意跟着他流亡海外的，众多弟子中，很可能只有子路一人，子路听了，刚要兴奋起来，却被孔子泼了一瓢冷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行道的勇气，子路比我还强，但要说到下海，他不是那块材料。

把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都加起来，全部先秦诸子中没有一个是能下海的料。直至秦汉时，能下海的思想者，也是只此一人，可惜的是，他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失踪者。

中国思想史上，老子犹龙，走昆仑一路，西行不还，不知所终，但他不是失踪者，尽管孔子对他的推崇，把他推到了神仙的边缘，但他还是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五千言。然而，徐福东渡，以游仙为名，往蓬莱而去，“止王不归”，其于思想史上，未留只言片语，作为思想者，又有何依据？今天，我们就从思想史上把他找回来，从光怪陆离的游仙活动中，还原其作为思想者的儒道本色。

我们先来给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定位，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位置，上承先秦诸子，下启汉初诸儒，与秦末博士儒同时，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时代。他把自己的思想者的本来面目隐藏起来，仅以方士名分存在，但他却属于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带着先王大典和孔子的理想出海，此非汉初诸儒贾谊、伏生之流所可同日而语，更非秦汉之经生以及博士儒等所能比拟。

在日本思想史上，他的地位就更高了，可以说是日本的老子，也是日本的孔子，是他们的合二为一。有人说，为什么日本的《古事记》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我们看来，有了“神武天皇”，就没有必要再提他的名字，虽不能说他就是神武天皇，但神武天皇身上，确有他东渡的影子，黄遵宪所言，不为无据。

黄遵宪说，徐福在日本，以方士之术立国，立了个神道国体，但他却忽略了徐福以儒术建制，建了个天皇体制。

天皇，并非日本原住民——绳文人的土特产，而是由弥生人渡海从中国带来，总有一些不喜欢“皇帝”的中国人，带着他们的“天皇”观念，同徐福一道来到日本。我们试想一下，当时徐福的“游仙”号上承载了多少避秦的持不同政见者呢？

从秦坑儒而未坑方士，我们可以想到，那些骗秦的方士，也许就隐藏在徐福的船上逃秦而去。我们再想想，那些逃秦者，在漂洋过海的日子里，相聚在一起，同舟共济，也许，他们会想起孔子说的“道不行”，而他们正以“乘桴浮于海”的方式行道而去。接下来，他们有可能会为被他们牵连的儒者的命运而叹息。而更多的话题，则应当是对于未来的顶层设计，如何立国？怎样建制？如何成就长治久安？怎样才能万世一系？这样，他们又回到了参政议政时由博士儒提出的老话题：要“泰皇”，还是要“皇帝”？

秦并六国后，秦王召集博士儒开了个政协会，会上，博士儒提出，要给秦王“上尊号”，且以“三皇五帝”为据，以为“皇”高于“帝”，故以“皇”为尊，而天、地、人“三皇”之中，以“天”为最高，故称“泰”，乃定尊号为“泰皇”，所以，泰皇也就是天皇。谁知，博士儒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被秦王一蹄子踢翻，因为“皇”是专门行王道的，而“帝”还要行霸道，秦王既要王道，也要霸道，所以，就定了个王霸合一的尊号：皇帝。

在博士儒的设计里，“泰皇”最高，代表天，就像《说文解字》里的“三横而连其中”——贯通天地人而行王道。但此设计，却隐含了一个“皇、帝二分”的分权的政治结构，即“以皇道立国，以帝道行政”，故被主张君主专制的法家尤其秦王嬴政本人所断然拒绝：“秦王扫六合”，岂能无为？

当博士儒还在用“万世一系”奉劝秦王时，方士却看透了皇帝心事，故以“长生不老”引诱之：皇帝若能“长生”，还要什么“万世”？一人足矣！方士以之牵住皇帝的牛鼻子，于是，炼丹，游仙，不亡不休，不死不已，一代王朝，没能活过二世。

而那个以“泰皇”为核心的“万世一系”的顶层设计，却被方士们带走了，王朝中国行不通，那就带到海外去。海外有仙山，那里是理想国的所在地，他们在徐福的“游仙”号上憧憬着，谈论着，一个海阔天空的新世界，在他们的前程展开——好一个蓬莱！由此看来，那岂不就是两千年前中国的“五月花”号？

两条思想者的航船，一条在公元前200多年就已起航，从中国出发，沿《山海经》中轴线驶向蓬莱，不以皇帝而以天皇落泊小日本；另一条到了公元1600多年，过了1800多年，才从英伦出发横渡大西洋，锚定新大陆，用民主取代君主。

对于日本而言，来自中国的那条航船，就是它的“五月花”号，两千年前，徐福一行远航，给日本送来了“天皇”。

自秦汉以来，直至隋唐，天皇以神话的方式出生，以传说的方式成长，在历史意识觉醒的时刻，由圣德太子提出来，他站在徐福的肩膀上，来与中国的“皇帝”一争高低短长。

他在国书上，玩了一套儒学里的把戏，以“天皇”压了“皇帝”一头，但在隋唐时，中国方面，已无人知其深意，并去问个究竟了，结果，被圣德太子暗胜了一把，竟然一无所知。此一方面，固然可见圣德太子的儒学修养，另一方面，亦可见其思想源远流长，其思想的源头远在徐福那里。

从徐福到圣德太子，日本文化经历了从神话到传说、从传说到历史的漫长时期，花了约上千年的时间，圣德太子才向中国发出“天皇”的信息，虽然那时日本尚未有“天皇”。

在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里，中国文化占了主导地位，第一条就是“和为贵”，属于儒教；第二条是“敬崇佛教”，在日本，儒教和佛教都从中国来；第三条才是“服从君主”，这一条是通用的，但请注意，是君主，而非天皇，由此可见，那时还没有天皇；第四条是礼治，“礼之用，和为贵”，同样属于儒教。

本来没有天皇，为什么还要用天皇来跟中国皇帝打招呼？可见那时的日本人，并不随便向人鞠躬，尤其一国之君，在国体与国格上，更是不肯向人低头，即使面对中国皇帝，也不妨昂起国体的头，挺起国格的腰，把徐福带来的“泰皇”改作“天皇”来用了，思想立马分出高下：天皇，无为而治，君臣共和，万世一系；皇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易姓革命，二者孰优孰劣？

作为思想者，圣德太子最想做的，就是在思想上同中国扳手腕，试试手，过过招，小试了一下，没想到居然占了上风，后来就把“天皇”当真，在制度安排上正式确立了。大化改新以后，由圣德太子炮制的“天皇”，从天而降，“扑通一声响”，如飞蛙之千古一跃，第一位“天皇”——天武天皇，终于落地。

较之于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确有那么一点好处，那好处即所谓“万世一系”，黄遵宪在《日本国志》里开篇就说过，他说：故夫君主之国，有传之数世者焉，有传之数十世者焉。如商之历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若夫传世百二十，历岁二千余，一姓相承，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其惟日本乎？

有了万世一系，所谓“革命”也就终结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