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从《日本刀歌》谈起

日本文明开化，大体而言，从“唐化”开始。

所谓“唐化”，非仅指有唐一代，而是以“唐”为代表，指称中国，包括唐以前和唐以后，都属于“唐化”范畴。

唐朝以前，东洋唐化，日本无史，中国有据，据之有迹可考者，秦末有徐福游仙故事。该故事发生时期，适逢日本文明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转型，弥生时代的时间跨度大致与中国的战国-秦汉处于同一时期，故徐福一行也许就参与了此次转型。

徐福此行，除有《史记》记载，《隋书·倭国传》中也有记载，隋炀帝派裴世清使倭国，渡百济，一路行来“东至秦王国”，观其人“同于华夏”，有人遂以此为徐福东渡所创立之国。另于《梁书·诸夷传》、《南史·夷狛传》中，我们也看到了“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处有个“大汉国”的记载。

从徐福东渡蓬莱，到这两个记载的出现，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个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唐化，从弥生时代开始，在飞鸟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两个时代，各有一位中国代表——徐福和裴世清，此二人者，一个推进了日本的文化转型，一个推动了日本的政治改革。

不管徐福本人是否真的到了日本，但他对日本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影响如何发生，另有韩国学者的说法，认为徐福原本欲往蓬莱，但他最后落脚的地方却在朝鲜半岛上，其后裔从半岛进入日本，通过半岛，徐福对日本产生影响。

但日本学者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江户时代末期岩垣松苗《国史略》中就提到“秦人徐福来”；明治时代石村贞一用汉文以同样方式新编《国史略》，辑成一部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上起日本远古神代，下至当代明治天皇。书中认为徐福登岛时间，就在第七代天皇“孝灵天皇七十二年”，正式将徐福东渡写入日本国史。

但也有人指出，何以在日本最早的古籍奈良时代的作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没有关于徐福的记载？何以越到后来关于徐福的传说越多了起来？以此一问，略示存疑。

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裴世清使日，见了“秦王国”，虽然联想到了徐福，但也并未深究。可到了宋朝，欧阳修从“越贾”那里，得见日本“宝刀”，遂作《日本刀歌》，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由此刀，他也联想到了徐福，曰“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丱童”，束发成两角的儿童，也就是那些被徐福带走的童男童女，跟着徐福一齐留在日本，从小到老。

而日本之所以能打造好刀，在欧阳修看来，就因为徐福带去“百工五种与之居”。这还不算什么，他通过“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发现日本人的汉文素质颇高，这又是什么原因？他给出了一个回应：“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他认为，那“逸书百篇”就是儒家古文经，“徐福行时”，经亦携去，后来秦焚书坑儒，古文经在中国失传，却幸存于日本，但“令严不许传中国”，以至于“举世无人识古文”。

如此说来，问题就大了，大到立国之本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汉唐以来，皆以儒教立国，如果说儒教经典靠不住，国家基本上也就不靠谱了。用儒学来说，那就是道统出了问题。

为此，欧阳修叹曰“先王大典藏夷貊”，儒家古文经——“先王大典”竟然被岛夷收藏，藏在“苍波浩荡无通津”处，对此，他唏嘘不已惟有泪滴——“令人感激坐流涕”，连“先王大典”都流失了，那日本刀又算得了什么——“锈涩短刀何足云”！

日本人素有“中国心”，那是弥生时代由中国移民带过去的，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动荡不安，为避战乱，中国多有如孔子所言“乘桴而浮于海”者，徐福便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

神州文明的岛国盆景

秦汉人之于东瀛日本，有如罗马人之于英国，都是外来的，而且还差不多同时，所以，不妨拿他们来对比一下。

秦汉人进入日本，大致有三条路线：或从江南出发，直接东渡而至；或由山东起航，行至朝鲜半岛，然后跨越朝鲜海峡；或沿渤海湾航行，经由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再渡海抵达。

这三条路线，其中两条，都经朝鲜半岛，所谓“一衣带水”当就此而言，但此去为常人路径，于此渡海，人来人往，目之所及，难起虚无，罕见飘渺，“神山”不在，何处“游仙”？故徐福以“游仙”为名，则当由江南下海，于海天茫茫中独行。

以此三路通往日本，秦汉人与其原住民绳文人融合，结了个成果，形成弥生人，开启了日本文化的弥生时代。

这与罗马人不同，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采取了不同的文明开化路线。中国文明，走向和合一路，与原住民一同开发，纯以文明的原力，使原住民同化。而罗马文明，则走向冲突，以征服的暴力，进行文明扩张，遭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抵抗。

恺撒时期，罗马军团两次入侵英格兰，均功亏一篑。一百年后，罗马人再起雄师，彻底征服不列颠，以之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并筑长城，建伦敦，开港口，垦农田，统治了三百多年。凯尔特人还是不服，反抗不断，以至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这场战争，是由最愚蠢无知的皇帝开启战端，由最荒淫无道的皇帝继续支持，到最怯懦胆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终止。

罗马人走了，同罗马一样，英国也被日耳曼人入侵，一直行走在历史边缘的凯尔特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碰到了一个比他们更具洪荒之力的蛮族，日耳曼人以其如潮汐般的蛮力，一浪接一浪，一波又一波，不但冲决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还捎带波及了帝国的外省——英国。

由此可见，日本原住民何等幸运！秦汉移民，未将乱世带到东瀛，他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景，还有财富和文明，而非刀兵。他们与原住民和平相处，使之分享华夏文明，以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弥生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弥生时代。

有人将日本人和史前中国人的牙齿形态特征做了比对，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人的“二重起源-混血说”，因为考察发现，日本人中同时存在巽他型和中国型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

巽他型牙齿，始见于东南亚，距今约3万-1.7万年间形成，以此推测，秦汉人所见日本原住民——绳文人，乃来自东南亚的巽他型移民后裔，其祖辈沿东亚大陆架北迁至日本。而中国型牙齿特征的秦汉人，则开辟了三条航路通往日本，与当地原住民——绳文人融合后，形成日本弥生人。

现代日本人与弥生人一脉相承，故其血统具有二重性，主要由中国型人群基因，结合巽他型绳文人的基因而生成。

尽管现代日本人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群有着相同的牙齿形态特征，但在日本新石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来自东南亚的巽它型，而非从东北亚进入的中国型，也就是说，绳文人的基因属于巽它型，而非中国型。这表明，先秦时期，中国同日本隔着大海，接触很少，来往有限，对绳文人的基因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

可秦统一后，那些亡国之民，纷沓出海，以避战乱、逃国难，然而，却美其名曰“游仙”，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呀！落难中，国已破，家已亡，可逃难者从来不绝望，反而有了更高的理想，国将不国，或国已不国，但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国破“神山”在，家亡有“蓬莱”！更何况，不是早就有了“道之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的孔子曰？而出海行道，岂不也正应了方士所好？

据乱世，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放眼望，从琅琊到会稽，从渤海湾到杭州湾，从黄河边上到大江南北，就在东部沿海那一线，当年燕、齐、吴、越的地盘，出海的出海，往三神山去，进山的进山，隐于桃花源里，还有走江湖的，跟着楚人起义了。

出海如潮，汹涌而去。其时航海者，也就是那些方士们，竟然扬起了大壑“游仙”的风帆，掀起了海市“神山”的巨澜，就在那条从昆仑到蓬莱的《山海经》中轴线上，人欲奔流，人海滔滔，那可真是“无边神仙纷纷下，不尽财源滚滚来”啊！

秦汉大航海，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留下一些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传说，如浮光掠影一抹，也没结个地缘政治的实在之果。可放在世界历史上，尤其在日本历史上，我们却看到了上升时期古代东方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

要想知道在东亚大陆两河流域形成的中国文化，随着那滚滚东去的江河水流入大海以后，它会变成个什么样？那就看看日本吧。去看一下日本向我们展示的中国型的东瀛样本，看一下由神州大陆缩小的岛国盆景，从外在的文化样式，一直看到内在的遗传基因，我们从两千年前那一次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型，看出新型的弥生人竟然有了一颗“中国心”。

我们应当赞美一下当时日本原住民——绳文人，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和文明，他们没有因为陌生而拒绝，更没有由于贪婪而起野心，而是采取顺应，以谦卑的姿态，扬起高贵的和魂，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所具有的一种至今难能的品质，尚不具有民族性与国家性的分野，而是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进展的人类性表现。

那些绳文人，不仅接受了来自神州大陆的中国型基因，还拥抱了基于华夏文明的“中国心”，从此有了“大和魂”。“和魂”来自“中国心”。虽然那些跟儒家先王有关的“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要等到飞鸟时代，才由圣德太子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下来，但文明初曙，使之成为立国之本的，则是基于看似蒙昧实则高贵的绳文人。

因此，我们看到的绳文人向弥生人转化，没有征战发生，没有殖民进行，而是和平过渡，是文化融合，是文明开化，以此将日本文化的中国初心——“和为贵”的“和魂”开启了。

让我们回到日本弥生时代，换一个视角，从日本文化的角度，用日本史的眼光，来看一下发生在秦汉之际的徐福的那一次航行，你就会觉得，那一次航行，跟中国皇帝追求的“游仙”，虽不能说完全无关，但确已关系不大，它从中国出发时，还是个神话，到了日本以后，就变成了历史，成为日本历史的一个开端。

藤原氏也有中国心

绳文人何其幸运！中国人没有将战国时代带到日本，而是将对先王之道的追求，对永久和平的期望，对人类理想国的愿景，一并带到了日本，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说的“先王大典藏夷貊”，并非他一时心血来潮的联想，而是感于事而发的议论。

在《宋史·日本传》里，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元983年8月，日僧奝然及其徒弟一行六人来华取经，他们搭乘宋商回国的商船，在浙江台州上岸，8月18日，抵临海，于龙兴寺求学天台宗，9月9日，访上天台山国清寺，10月，获准进京，晋谒宋太宗。奝然师徒一行转运河北上，路过扬州，又寻访鉴真和尚圣迹，12月，到达汴京，公元984年初，太宗召见奝然师徒一行。

奝然献贡，贡品中，除有铜器10余件，还有日本刀与书，书有《王代年记》与《职员令》各一卷，令太宗一朝讶异的是，奝然居然还奉上中国佚书《孝经郑氏注》，欧阳修所作《日本刀歌》，当有感于此而发，其所见所闻，使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徐福，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奝然和尚，还真有可能就是徐福的后裔。

我们先来看郝祥满在《奝然入宋及相关事迹述考》中所言：公元938年正月廿四日，奝然出生。其出生及出身的记录见于日本清凉寺释迦牟尼佛瑞像胎内所《义藏奝然结缘手印状》：“传灯法师位奝然，天庆元年戊戍正月廿四日诞生，俗姓秦氏”。

而日本的“秦氏”，大都为徐福后裔，但奝然入宋时，在太宗面前却“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莲”，他怎么可能是徐福后裔呢？对此一问，该文指出：奝然自称藤原氏，是为了抬高了身份，引起中国重视，因宋朝已知日本国政治握于藤原氏之手。

藤原氏之于中国，结缘甚深，日本大化改新，师法隋唐，以中国制度改造日本，由中臣镰足首倡，因其居功至伟，天皇赐姓曰“藤原氏”，从此三百年来，藤原氏执掌日本，淡化天皇，故由唐以至于南宋，中日往来，知有藤原氏而不知有天皇。

奝然此行，非其一人独自行动，行前，日本方面，为他入宋，做了多方安排，东大寺为他出具致大宋青龙寺牒文，以他为空海大师再传弟子，同时也是青龙寺第八代弟子，延历寺为他出具致大宋国清寺的牒文——“睿山绍介状”，还升他为传灯大法师，朝廷颁发牒状，正式批准他入宋，他本人，也大造声势，请了当时最有名的贵族文人替他作《奝然上人入唐時為母修善願文》。

出发时，奝然的“花月之友”们来为他饯行，宴席中，诸友唱酬，吟诗送别，以为国求法“莫自轻”加以勉励，由此可见，奝然此次入宋之行，一任诗酒风流，堪称文采飞扬。

如此大张旗鼓，藤原氏岂能不知？知而任其冒充，放他而去，似乎于理不通，或曰他在日本时，不称“藤原氏”，只是到了中国以后，为了迎合中国，才那样自称，一如郝文所言。

但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或许，那正是藤原氏所要求的，看来不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藤原氏不言而喻的一条潜规则，何以如此说来？我们知道，藤原氏一族不但通过大化改新，向中国学习，靠中国影响起家，而且靠着垄断与中国的海通，统治日本三百多年，“中国”成了藤原氏的国之利器。

从历史上看，自藤原氏治理日本以来，中日之间，就不再有国家往来，遣唐使不见了，原因是，大化改新后，大日本的念头突然冲动起来，非要跑到朝鲜半岛来与大唐一战，结果战败，理所当然，两国之间就断了国家往来，但实际上，民间往来更多了，只不过不是以国家名义，而是以“藤原氏”的名义。

须知当时日本，处于唐宋以来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分享了中国人与阿拉伯人互动带来的海通红利，那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商船把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连通起来，那时的大西洋还处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外的边缘地带，欧洲人眼巴巴地看着，因其在地理上被阿拉伯人阻断，难以参与进来。

其时，中国商船满载着中国商品，扬帆四海，主导了那个半球化的大航海时代，搅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把日本也搅乎到财源滚滚的贸易大潮中来，跟着中国一道来吃东西方海通的红利，中国瓷，日本刀，都曾货卖天下，成为畅销品。

而藤原氏，则通过架空天皇，把持朝政，在国家名义上，拒绝与中国交往，却以其家族的名义，与中国往来。

都说藤原氏统治日本三百多年，非以武力，如后世幕府，而是纯以权术，但这如何运作？王朝里的事，难免宫斗之类的小把戏，若要长治久安，还得确立权与术的大格局，这就要放下阴谋诡计的小手，迈开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两条大长腿。

两条腿走路，往哪儿去？到中国去！那里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两条源头活水，不仅财源滚滚，而且文明滔滔，谁能利用中国商船，引流这活水到日本，谁就是日本的赢家。

奝然西行求法，搭乘的便是中国商船，其东渡而归，搭乘的还是中国商船，中国商船不仅从日本带来了日本宝刀，还向日本送去中国经书，可不，奝然归去，就带走了一尊佛像，一部经书，一个开宗立派的信托，而与他同行的，还有财富。

赢家通吃，三百年来独一份，唯有藤原氏，靠着向中国学习，不但以大化改新发家，还靠着对与中国往来的把控，统治日本三百多年，既以贸易立国，更以文明开化，以佛法与天皇共治天下，这就是没有遣唐使的唐化，使藤原氏成为了赢家。这大概也就是奝然和尚面谒太宗时号称“俗姓藤原氏”的原因吧。

然而，奝然如此道来，或亦自有其凭借，因其出生地在京都以西爱岩山一带，此地原为渡来人秦氏故里，所处位置与藤原氏相近，以其中国背景，被藤原氏看重，故与秦氏交往密切，并吸纳之，使之改姓为藤原氏，奝然，也许就是其中一位。

这样的猜测，本来难有依据，可当代日本，就在不久以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突然兴起一股来中国认祖归宗的热潮，其中，就有藤原氏成员约90000名来认徐福为祖先，这就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一点有利的证据，很显然，藤原氏并非徐福的后裔，若此可确认，那么我们就能认定，前来认祖徐福的藤原氏成员，应当就是像奝然那样，由秦氏改姓为藤原氏的徐福后人。

这样的后人，潜移默化于日本不知有多少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不管日本怎样西化，都不失其中国化的初心。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