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主人究竟是谁？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3）身世篇（上）

文博时空2023-09-03 08:42

文博时空作者董译夫等 天地辽阔，江河悠长，这是万里神州的壮哉模样；涓滴成海，长波浩荡，这是中华文明的气韵华章。揭开一层层泥土，在遗址和文物的细节处，找寻中华先民来过的痕迹；翻开一页页记载，在古籍与人物的故事里，探查文明印记的片羽吉光。

历史长河的碎片被逐个拾起，勾勒出泱泱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轨迹。一层薄薄的玻璃，褶存了百年滚烫岁月；一道淡淡的柔光，包裹着万千文物模样。它们沉默不语，它们也无需多言。也许陈列的并不是文物，而是我们久远的记忆。

文物是历史的代名词，是过去的见证者，每一件文物都诉说着一段历史，每一件文物都讲述着一段故事，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用途和主人。因此，历史具体可感，文物温暖可亲。让我们放慢脚步，拉开历史的帷幕，探寻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背后的故事。

铜器：1-43

后母戊铜鼎

商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后期（约前 14 世纪至前 11 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铸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此鼎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司”读“祀”，“母戊”是商王文丁之母的庙号，鼎是文丁为祭祀母亲所铸；另一说为“司”意为“后”，表明墓主生前乃商王之“后”。

1939 年，商后母戊鼎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消息被日军获悉，村民担心被日军发现，重新埋入地下。1946 年 6 月，后母戊鼎被重新挖出，运送南京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59 年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国家博物馆。

1976 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后母辛鼎”，对比发现后母辛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商后母戊鼎一致，而历史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一个王后，专家由此断定出土后母戊鼎的墓的主人也是武丁之妻。商后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这样反推，“司”应当是“后”的意思，所以上个世纪 70 年代由“司母戊”改称“后母戊”。

利簋

西周中国国家博物馆

约公元前 1046 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为商周断代提供了年代依据，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1976 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

大盂鼎

西周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贵族“盂”作此鼎祭祀其祖父南公（南是“南宫”的省称，南公是周初名臣南宫适之后），所以称“大盂鼎”。铭文记载的是周康王姬钊（约公元前 1036-前 996 年，周朝第三任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孙子）在宗周（西周王都）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首先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的功德，总结了殷商因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懿德，并且追述盂深受周王的恩泽、早年在周王朝贵胄学校成长的经历，告诫盂也要效仿其祖父南公，辅佐上司荣氏，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其次记载了天子任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并赏赐给盂秬鬯、服舆、旗帜和车马等；最后盂盛赞周王的美德，制作了这件祭祀祖父南公的宝鼎。

大盂鼎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后便被贩卖，辗转多人之手。咸丰九年左宗棠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潘祖荫援手，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赠于潘祖荫。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1937 年日军侵华时，潘家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得以保全。1951 年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大盂鼎捐献给国家。1952 年大盂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 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

周中国国家博物馆

铭文 111 字，记述了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 816 年）虢国的子白在洛河北岸大胜猃狁（xiǎn yǔn，匈奴的先祖），杀死五百名敌人，活捉五十名俘虏，周宣王（周厉王之子，西周第十一代君主）举行隆重的庆典表彰他的功绩，赏赐了马匹、斧钺、彤弓、彤矢。虢季子白专门制造此盘来纪念这件事情。

虢季子白盘在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为时任眉县县令徐燮所得。太平天国时期，虢盘又易手成了护王陈坤书的珍藏。清同治三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在护王府内读书时，耳边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之声，刘铭传秉烛寻找，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碰到马槽所发出的声响。次日一早，刘铭传命马夫将马槽刷洗干净，见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外壁满布纹饰，内底具长铭，通篇工整严谨。刘铭传知是宝物，旋即命人押运送回合肥老家。刘铭传得到虢季子白盘，却给他一家四代带了极大的麻烦，军阀、日寇、国民党官吏纷纷索取，刘家人不得不把盘埋于深土，举家出逸。1949 年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将盘挖出，献给国家。

晋侯苏钟

西周上海博物馆

铭文 355 字，首尾相连刻凿在 16 件钟上，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 845 年），晋侯苏（具体为晋候世系中何人，争议较大，尚不可知）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所记战争为史料所阙载，对研究西周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1992 年 8 月，晋侯墓地 8 号墓遭到盗掘，大量随葬品被盗往国外，其中有 14 枚编钟流落到香港古玩肆中；10 月，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被盗的 8 号墓，出土了刻有铭文的两枚甬钟，铭文分别为“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12 月，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 14 枚编钟买回。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它们的价值得以确认。

大克鼎

西周上海博物馆

西周膳夫（负责掌管宫廷饮食）克作此鼎祭祀其祖父师毕父，所以称“大克鼎”。大克鼎腹内铸铭文 290 字，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克用华美的词语颂扬其祖父师毕父（贵族）的功绩，赞美他有谦逊的品质、宁静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能够辅佐王室，管理国家。后半部分是周天子重申对克职务的任命，提拔克任重要职务膳夫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克铸造大鼎以颂扬周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师毕父在天之灵。

西周大克鼎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 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首先被翰林编修柯劭忞买下，而后又被清代收藏家潘祖荫重金购买。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专程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1937 年日军侵华时，潘家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得以保全。新中国成立后，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将此鼎捐献给国家。1952 年至今，此鼎一直珍藏于上海博物馆。

太保鼎

西周天津博物馆

从太保鼎的器型和纹饰特点来看，其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大保即太保，为官职名，西周始置，为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公元前 1042 年-公元前 1021 年）时的重臣召公奭（西周宗室）所铸造的。《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件雄浑庄重的太保鼎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西周太保鼎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之后，先后被多人收藏。1917 年，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将它连同西周太师鼎、西周小克鼎、西周克钟一并收藏。1958 年徐家后人将它们捐献给国家，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淅川出土铜禁

春秋河南博物院

云纹铜禁 1978 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根据 2 号墓出土的平底鼎上面的铭文“王子午择其吉金”和“令尹子庚民之所敬”等字，专家判断墓主是楚共王和楚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之墓。

子庚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名午，字子庚。大约生于公元前 600 年至公元前 591 年之间，卒于公元前 552 年。子庚是当时楚国的令尹，这是楚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最高官衔，对内主政，对外负责军事。

从与铜禁同墓出土带有铭文的“王子午鼎”年代推算，铜禁的绝对年代为楚康王七年(公元前 552 年)

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记载，周初曾经厉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众实行禁酒的考虑，所以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为禁。

1977 年夏末，河南省西南部的丹江水库水位下降，一座深藏在水库之下的千年古墓被冲开，大批的青铜器和玉器被冲出丹江，暴露在丹江的两岸。考古人员发现此处是一个墓葬密集的古墓群，共发掘出 24 座春秋时期的楚墓和一部分汉墓，出土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2 号墓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其中就包括云纹铜禁。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春秋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1923 年莲鹤方壶在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出土。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文物，史称“新郑彝器”。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公元前 680 年）。

1927 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保护国宝免遭劫掠、破坏，“新郑彝器”又几经辗转，费尽周折得以保存。1949 年冬，莲鹤方壶在重庆机场运往台湾，将要登机时被拦下。1950 年 8 月，河南省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近 126 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齐王墓青铜方镜

汉淄博市博物馆

1978 年，山东临淄大武镇窝托村南侧进行胶济铁路东风车站的扩建工程，施工人员无意中挖掘出一些古代文物。随后“齐王墓”被发掘出来，出土了“齐王墓青铜方镜”等多件珍贵文物。

据考古专家分析，这座墓葬的时代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 多年。“齐王墓青铜方镜”很可能是当时齐国一位女性贵族的随葬品，这反映了当时非常盛行的公主文化，而这种文化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铸客大铜鼎

战国安徽博物院

又称楚大鼎、铸客大鼎，1933 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朱家集战国晚期楚幽王（？―公元前 228 年）墓。它为圆鼎，容积比后母戊大鼎还要大，是目前全国所有出土的大鼎中容积最大的。

鼎上共有铭文 16 字。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 12 字，开头为“铸客”二字，因此叫“铸客铜鼎”，其他几个字研究者释读不一，一种解读为““铸客为集腏、伸腏、瞏腋腏为之”，另一种解读为““铸客为集脀、造脀、鸣腋脀为之。”“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鸣腋”则是负责膳食的机构。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几经周折，先后到重庆、四川等地，抗战胜利后运往南京，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曾侯乙编钟

战国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的甬钟正面、钲（zhēng）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终”错金铭文，表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约公元前 475 年-约公元前 433 年）。曾侯乙是周朝开国重臣南宫适之后，曾国国君。曾国属于西周王朝经营南方大策略的重要部分，曾国的建立实现了周王朝对江汉地区的有效控制。

编钟内有一枚楚惠王（？—公元前 432 年）赠给曾侯乙的镈（bó）钟，铭文记载楚惠王五十六年接到来自西阳曾侯乙的讣告，于是为曾侯乙制作了一套宗彝，送到西阳作为祭奠的仪礼，让曾侯乙永远享用。

1977 年 9 月，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时，偶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大型墓葬——曾侯乙墓。墓葬打开时，地面水与地下水都混在一起，考古队决定将墓中的水抽完，随着水面的下降，一根木柱浮出水面，接着是 3 层横梁一样的柱子，梁下悬挂着一件件古钟，这便是曾侯乙编钟。6 月 15 日，65 件编钟连同挂钟构件、整副钟架以及竖在钟架旁的2根撞钟木棒、置于悬梁上的 6 个 T 字形敲钟槌，悉数安全出椁。

曾侯乙墓外棺

战国湖北省博物馆

这具棺木为古曾国诸侯乙（约公元前 475-约公元前 433 年）的葬具，此棺重约七吨，原位于地下 13 米深的墓穴之中，是其墓室内的主棺。棺内套有一内棺，成殓着墓主人的尸骨。同时出土的青铜制编钟上刻有铭文，上有“曾侯乙乍（作）时（持）”字样，由此断定，墓主人为战国初年古随地诸侯国曾国国君乙。可见，这具棺木距今已有 2400 多年历史。

曾侯乙青铜尊盘

战国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颈部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 字铭文，盘内底同样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 字铭文。研究人员推测，曾侯乙青铜尊盘原为曾国先君所用，曾侯乙（约公元前 475-约公元前 433 年）继而用之。因为尊盘内铭文中的“乙”是后期打磨后补刻上去的，此前此处铭文是與（与），曾候与是曾国国君之一，在位时间早于曾侯乙。

青铜神树

商代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神树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的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青铜神树也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

1986 年 7～9 月，考古人员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意外发掘了两座大型的商代祭祀坑，从中清理出大量的金、玉和青铜器，青铜神树就在其中。1986 年 10 月，残破的青铜神树被运往四川省文物考古，修复工作从 1986 年持续到 1996 年，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1997 年 10 月，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青铜神树收藏于该馆至今。

摇钱树

汉四川绵阳博物馆

1990 年出土于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 2 号东汉崖墓出土，墓主为身高约 1.7 米的男性，但身份不明。它是迄今我国出土体型最大、最完整的摇钱树。

摇钱树的起源、功能与文化属性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议。绵阳出土摇钱树以人物神兽为主题内容，有龙首、朱雀与鹿、象与象奴、璧等图案。其中璧是祭天的礼器，在墓葬文化中有“天门”之意，在此应为升天之意。居于第二层的西王母，位于树身顶饰的核心位置，反映了制作者强化摇钱树升仙的意图，体现了汉代人渴望长生不老，升仙的追求。叶片上所铸圆形方孔钱，是取其外圆内方之形以示天圆地方之意，象征着天与地。

铜奔马

东汉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约建于东汉晚期（一说魏晋时期）的雷台汉墓。墓主身份尚存争议，从出土随葬品来看墓主身份显赫，姓“张”，是一位将军，还曾做过武威郡郡守。铜奔马是在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工艺品，同时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冥器随葬，视马为财富的象征。

1969 年 9 月 10 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出土了大量文物，铜奔马就是其中之一。1971 年这批文物被调到北京，充实北京故宫正在举办的全国出土文物展。铜奔马在京展览后，立刻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铜车马

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两乘铜车马一为“立车”，一为“安车”，均为古代单辕双轮车，并按秦代真人车马 1/2 比例制作。一号车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二号车辔绳末端有朱书“安车第一”四字，由此可认定其为古代安车。

1978 年 6 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 20 米、距现地表 7.8 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但由于未被盗扰，原位没有大的变动，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

墙盘

西周宝鸡周原博物馆

墙盘铸于西周共王（公元前 922 年-公元前 900 年）时期，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墙盘型巨大，底部铸有铭文 284 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1976 年 12 月 15 日，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白家生产队队员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 30 厘米处发现了一个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窖藏，其中便有墙盘。

淳化大鼎

西周陕西咸阳淳化县博物馆

淳化大鼎铸造年代应为西周早期，下限不晚于康王时期。商周时期青铜器，除了司母戊鼎相传出土于商王陵以外，其他的大型青铜鼎全部出土于窖藏，唯独“淳化大鼎”出土于墓葬。可惜大鼎周身并无铭文，出土时的墓葬也早已破坏，淳化大鼎的身世也成为了青铜史上的谜团。

1979 年 12 月，在陕西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内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大鼎。该鼎形体高大又出土在淳化，故名淳化大鼎。

何尊

西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尊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122 字铭文。铭文大意是，周成王（关于前 1042 年-公元前 1021 年）五年在四月丙戌日，对父亲周武王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周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作为宗族小子，要效仿父辈为周朝效劳，完成使命。周成王在训诰完毕后，对何赏赐了 30 朋贝，何为了纪念这一荣宠，因此作此尊，用来祭祀他的父亲。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是目前发现文物中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

1963 年 8 月，陈堆在后院下雨坍塌后的土崖上刨出了个铜器。第二年，陈堆将铜器交给陈湖保管。1965 年，陈湖将其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一件高约 40 厘米的铜器，感觉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便向馆长汇报，最后以 30 元将何尊买回博物馆。

景云铜钟

唐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景云二年（711 年），唐睿宗李旦（唐高宗第八子，武则天幼子，唐玄宗李隆基之父）巡游周至，夜宿行宫，梦见霞光满天，祥云缭绕，以为吉兆，遂下令铸钟以志。钟起初是被悬挂在刚落成不久的唐景龙观“行三重楼以凭观”的钟楼上，因此，称这口钟为“景云钟”，亦称“景龙观钟”。

明洪武十七年（1384 年）在唐长安钟楼旧址上建了一座钟楼，以保存这口富有神话色彩的“景云钟”，作为报时用。据说每天撞击报时的时候，全城都能听到清亮悦耳的犹如凤凰鸣叫的钟声。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 年）扩建西安城，将钟楼迁往今天西安钟楼的位置。

民国初年，景云钟曾在西安亮宝楼展出，后长期存放于此，供人参观。1953 年移入西安碑林。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河北博物院

中山国是由鲜虞人在燕赵交界建立的国家，因城里有山所以叫中山国。中山王厝（cuò）是中山国的第五任君主，在战国纷争的形势中，他开创了中山国的新局面。

方案出土于中山王“厝”（公元前 344 年—公元前 308 年）墓。案，是古人席地而坐时使用的小桌子，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家具品种之一。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十二字：“十四祀，右车，啬夫郭，工疥”，记述了器物铸造者、墓主人墓葬的级别和浩大的墓葬场面。大意为“中山‘厝’王十四年，右车工匠‘郭’制作，监工人‘疥’”。

1974 年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两座大土丘上取土，一些古代文物已被挖出并造成了破坏。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清理勘察。四龙四凤铜方案出土时铜案子上的漆器木质板已经腐烂，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将方案压得变了形。工作人员将案子放在文物研究所的修复室里，足足观察了三天才动手用钢锯以最少的锯断次数把文物解开，然后又重新焊上，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原样。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河北博物院

中山王鼎为中山王“厝”（公元前 344 年—公元前 308 年）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鼎身刻有铭文 469 字，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

“厝”是中山国历史上的一位君王。铭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说明在“厝”之前，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位先王。方壶的出土，弥补了史书中对中山王世系缺失记载的遗憾，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1974 年平山县三汲乡农民大规模平整农田，不断到附近两座大土丘上取土，一些古代文物已被挖出并造成了破坏。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清理勘察。两年后，中山王铁足铜鼎出土于此。

长信宫灯

汉河北博物院

西汉长信宫灯，1968 年于中山靖王刘胜（公元前 165 年－前 113 年）妻窦绾（wǎn）墓中出土。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异母兄，公元前 154 年，受封中山王，而窦绾则是窦太后（汉文帝刘恒的皇后，汉景帝之母）家族之人。

关于长信宫灯的所有者，先后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专家认为，铜灯是专门为“阳信家”制造的，“阳信家”是此灯的最初所有者，而“长信尚浴”（主管皇太后沐浴事宜）和“今内者卧”（主管宫中坐卧帷帐）则是负责铜器制造的工官。根据汉代宫廷中的人物关系，专家推测此灯可能是汉景帝七年(公元前 150 年)窦太后让其宫官“长信尚浴”和“内者卧”制造并赠与其孙女阳信长公主（汉景帝刘启之女，因嫁给平阳侯曹寿，又称平阳公主）。其后，阳信长公主又把灯转送给她的弟弟中山靖王。

1968 年 5 月，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悄悄地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将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 200 余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当机电12班的战士们在距离山顶 30 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整个人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随后班长带领几名战士也爬进了洞里。他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后，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还有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

1968 年 6 月 27 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总体负责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专家们进行一番细致勘察后进入后室，古墓的后室发现的“金缕玉衣”和一件刻有“中山内府铜钫一，卅四年”铭文字样青铜器，以及宏大高贵的墓葬规格，初步断定满城古墓应为西汉第一代中山国国王刘胜之墓。

之后继续发掘二号墓即窦绾之墓，发现了长信宫灯、朱雀铜灯和朱雀衔环杯等一大批珍贵文物，尤其是发掘到一枚“窦绾”铜质印章，为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明证。

铜屏风构件

汉南越王博物院

1983 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现藏南越王博物院。赵眜（？―公元前 122 年），史料多作赵胡，为南越武王赵佗之孙，赵仲始之子，西汉诸侯国南越国第二任君主，公元前 137 年―公元前 122 年在位。公元前 137 年，赵佗去世后，赵眜继承王位。公元前 122 年，赵眜去世，谥号文王，葬于今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即现今著名的“南越王墓”。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近千件文物，这五件铜屏风构件就是其中较为精美的部分，包括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屏风是中国传统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当年赵昧下葬时，这件屏风作为生活用品一同随葬。可惜，铜屏风出土时已完全腐朽，只留下这 5 件铜制配件诉说着它的风采。

商子龙鼎

商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子龙”铭文中，可以对子龙鼎的身世做出推测。现存甲骨文中也有对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子某”的称呼通常见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贵族。因此可以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推测，子龙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辉县。20 世纪 30 年代被倒卖到日本，2006 年 4 月征集回国。

商四羊方尊

商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由谁制作尚不清楚，专家推测四羊青铜方尊应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属于祭祀用品。据考证，四羊青铜方尊出土于炭河里遗址，炭河里青铜王国是一个民族方国，由周初商族南迁支脉与当地古越人结合建立，约在西周后期衰亡或灭于楚。

四羊方尊作为国宝重器，1933 年出土于历史悠久的河北省广宗县境内的文化遗址。1935 年 8 月时任广宗县长的湖南宁乡县人姜谧荣，离任时，为保护国宝，秘密带走。1938 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原，姜谧荣辗转回到故乡，将这件国宝秘密埋藏。凑巧的是被他们邻村姜景舒三兄弟在山坡开荒地上挖出来， 1938 年 11 月，商四羊青铜方尊在战乱中遗失。1952 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被找到，但已破碎，经过两个多月修复成功。

商龙纹兕觥

商山西省博物院

龙纹兕觥是商代酒器，1959 年出土于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由谁制作以及为何而作尚未定论，传说中是姜子牙所作，对纣王下咒之物。学者考证猜测，该器或是宫廷显贵人家罚酒用之器具。龙纹兕觥为现代考古正确认识兕觥提供了实物证椐。

商大禾方鼎

商湖南省博物馆

商大禾方鼎的内壁有铭文二字，一字作“大”，一字为“禾”。古人铸造该鼎时刻此二字，目的是希望稻谷丰收，农作物能长得与人齐高，祈祷在农业上获得更大的丰收。由于缺乏文献佐证，尚不知制作者是谁。

1959 年，商大禾方鼎在宁乡黄材镇胜溪村出土，墓主人是谁还不知道。其最初被一位农民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其后，器物的一块残片被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拣选文物的工作人员发现，并在调查追击中找到了 10 多块，经初步拼对与研究，发现缺一条腿与底部。器物运到湖南省博物馆后，修复师对其进行了修复。事后二年，所缺一腿被发现并被接上原器物。

商铜立人像

商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立人像的双手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他代表的是国王兼巫师一类的人物，在下民眼中，他同时也是“神”，是集神、巫、王于一身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青铜立人像在 1986 年出土时发现在当初埋藏时已被砸损，整体断裂为几截，与其他器物散乱地堆放在一起。青铜立人像出土后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完整，成为三星堆出土的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十分引人注目。

西周天亡簋

西周中国国家博物馆

周武王（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1043 年）时期，天亡簋铸成，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

天亡为谁，学者多有推测，有泰颠、史佚、太公望多种解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认为天亡为文王之子。

清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西周天亡簋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礼村。后屡经辗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伯矩鬲

周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西周贵族伯矩作鬲（lì）祭祀其父，故称伯矩鬲。鬲是炊粥之具，形状多作侈口，有三个中空的袋足，其主要作用是增大与火的接触面积，以便炊煮加热。“伯矩鬲”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共 15 字，铭文大意为：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由于历史过于久远，燕侯是谁我们已不得而知。

1964 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一名村民在挖菜窖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件青铜鼎和一件青铜爵。此后经过对琉璃河一带考古发掘，发现西周初期的燕国都城遗址，而村民发现那两件青铜器的地方是城址外的一处大型贵族墓葬区，该墓区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1974 年，西周伯矩鬲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出土。

西周晋侯鸟尊

周（晋国）山西省博物院

鸟尊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根据考证，鸟尊是第一代晋侯燮父所作，其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昭穆之际，卒于穆王早期，“晋侯”是燮父的自称。成王时叔虞封唐，作为唐国的第二代继承人，燮父在位期间，改国号唐为晋，是第一位晋侯。鸟尊见证了第一代晋侯开国之初的功业。

晋侯鸟尊在晋侯墓地的 114 号墓中出土，在发掘时工作人员发现该墓有盗洞，部分文物已被盗掘，由于盗贼的爆破，幸存的鸟尊出土时已支离破碎受损严重，特别是鸟尊的尾部残缺不全，之后经由北京大学的文物修复专家修复才得以重现本来面目。

西周害夫簋

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害夫簋也称厉王簋，或写成夫簋、胡(hu)簋、麸簋，是周厉王时期青铜食器和礼器。根据《周礼》记载，天子使用九鼎八簋。周厉王十二年（公元前 865 年），周厉王铸害夫簋。现存周天子自作青铜器共三件，害夫(hu)簋是其中之一。

197 8年 5 月 5 日，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今法门镇）齐村修破塘时，西周害夫簋出土于破塘西北距地面 3 米深的一个灰窖中，司机发现它时，已经被推土机撞破。由于此前宝鸡就曾多次发现国宝级青铜器，在场村民轻易地就认出这是青铜器碎片，于是捡走了一部分。当地文物部门拼接修复器形时，发现缺失部分过多，从村民手中回购了被捡走的30余片才最终比对焊接成型；同年送交扶风县博物馆收藏。

西周逨盘

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逨盘是一个铜盘，原是盛水器。商周贵族在宴乐等礼仪活动中行“沃盥之礼”以显示洁净与尊贵，主人中的长辈往往会用另一重铜匜或铜盉给宾客浇水净手，而晚辈以铜盘承接弃水。

逨盘盘内底铸铭文 21 行，约 360 字，记载了单氏家族 8 代人辅佐西周 12 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

2003 年 1 月 19 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的5位村民正在该村北砖厂的北崖挖出 4 个大铜鼎，最终 27 件青铜器被考古研究人员完好的发掘出来。

春秋越王勾践剑

春秋湖北省博物馆

越王勾践剑，1965 年 12 月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望山楚墓群 1 号墓。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写有两行鸟篆铭文，分别是“越王鸠浅自作用剑”，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

越王勾践剑为何出土在楚国贵族墓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嫁妆说，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这柄宝剑很可能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另一种意见则是战利品，即公元前 309 年至公元前 306 年间，楚国出兵越国时楚军缴获了此剑，带回了楚国，最终成了随葬品。

1965 年岁末修建水渠，延伸到纪南城西北 7 千米处时，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好像曾经被挖动过。考古专家们闻讯赶来，发现这里的地下有古代墓穴，并且不止一座，初步估计大约有 50 多座，专家们把这一片古墓群称为望山楚墓。1965 年 12 月，工作人员在墓主人的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发现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这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剑”的春秋越王勾践剑。此后三十多年间，该剑在中国国内一直是“藏而不展”。直到 1999 年 4 月才运抵北京作短期展出。

战国商鞅方升

战国上海博物馆

方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器外壁刻有铭文 75 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 344 年），大良造鞅（即商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即商鞅，该件器物因此得名。战国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不知现今何地）。

晚清时期，战国商鞅方升出土。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龚心钊（清末加拿大总领事）从清晖阁买来战国商鞅方升，藏于龚氏汤泉别墅。文革期间方升被搜出后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1981 年 8 月 18 日，上海博物馆收购龚旭仁收藏的战国商鞅方升。

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

战国南京博物院

齐宣王五年（公元前 315 年），燕国太子平和将军市发动兵变攻打丞相子之。子之成功地进行了反政变。燕国内乱，齐国将军陈璋攻下了燕都。陈璋的军队攻下燕都后，“毁其宗庙，迁其重器”。“重器”之一便是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陈璋命人在该壶上刻下了他攻打燕国的记事铭文。

1982 年 2 月 10 日，该铜壶被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修农田水利挖土劳动的万以全三兄弟发现，后被送至南京博物院。

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汉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6 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 M 12 墓（墓主人身份尚不清楚）出土，出土时器内贮贝 300 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 127 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上祭祀仪式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奴隶们正在准备食物的场景和各类人在广场上进行交易的场景。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

汉西安博物院

1963 年 9 月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西汉墓，墓主人身份尚不清楚。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是以“出行”“狩猎”为主题的彩绘镜，描写了西汉贵族恣情享乐的生活场景。彩绘铜镜较少见，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的出现应当和仿铜陶礼器的彩绘之风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汉代贵族生活，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和汉代装饰画的真实资料。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汉云南省博物馆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1955 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这是战国至汉代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表现的就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上面的人物高约 3 厘米，然而形象具体，动作鲜明传情。整个场面布局井然有序，显示出一种成熟的礼仪传统。

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

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错金银铜车伞铤是在 1965 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三盘山第 122 号西汉墓，它为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发掘者推测墓葬年代是公元前 104 年前后，或略晚些。中出土的一件精美车饰，是一件西汉时期铜制车构件。它用于连接伞盖柄和车厢中的支柱，起固定作用。

瓷器：44-69

青花釉里红瓷仓

元江西省博物院

瓷器上对联横批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表明其为其器谷仓，专应凌氏死后陪葬之用，在阴间地府用作凌氏五谷仓禀，保佑阳间在世的子孙。背面仓板上的长达 159 字的墓志铭记载死者凌氏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也，生而爨明，长而周淑，适同镇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居仁都胡同，知女孙女壁。”。

凌氏生于前至元已年二月初九日成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即后至元四年，1338 年），享寿四十六岁，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上述墓志铭的大意是，凌氏是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院长)的孙女，自小明理，贤良淑德，嫁给召伯大使，住在仁都胡同。邵伯船闸位于今扬州市江都区西北的邵伯镇，是千里运河线上最大的船闸，也是长江入运河第一闸。召伯大使主管召伯关闸，其权势与地位不可小觑。

器物铭文上所载的“长芗书院”，是景德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所书院，至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在江南地区有较大影响。该书院位于长芗都，南宋庆元三年(1197)，景德镇监镇季齐愈仿白鹿洞书院规制创建。元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来此讲学，用“圣朝无地非无教，院在长芗业已专”的诗句盛赞长芗书院。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也曾对长芗书院的影响予以肯定。

吴“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

三国故宫博物院

这件谷仓罐的肩部塑贴灵龟驮碑，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万岁未见英”24 字。其中“洋”即"祥”，“意”即“亿”，“英”即“殃”。“永安三年”即三国吴永安三年(260 年)。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东汉时期流行厚葬，三国时江南受战争影响较小，孙吴政权一直受到豪强大族牵制。世族用逐步成熟的青瓷来模仿人间的庄园，将他们的幸福生活微缩到谷仓罐上。东晋后，随着大批中原士族迁入南方，中原墓葬礼仪取代了当地习俗，谷仓罐也就退出了历史。因此，谷仓罐是汉晋时期浙江青瓷最具有代表性的器型之一，故宫的这件谷仓罐就充分展现了 1700 多年前江南吴地的庄园场景。

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

三国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5 年于江苏省南京赵士岗吴墓出土。其实当时在发掘该墓的时候还出土了其他随葬品，这件虎子并不亮眼。可在专家们清理这批文物的时候，却发现了它的亮点。它的身上刻了“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等字样。“赤乌十四年”这是东吴大帝孙权的第四个年号，师袁宜是当时的制陶名家，他技艺高超，瓷制品卖价高昂。

《词源》中关于虎子有 3 个解释：一是指很勇猛的儿子，二是夜壶，三是盛水的容器。专家认为应是盛水的容器。虎子上的铭文清晰告诉我们它不仅是目前纪年铭文古瓷中时间最早的器物，而目还是当时的名家制作，文化价值非常高。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

三国南京六朝博物馆

1983 年，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建设施工时发现一片六朝墓地，墓主人不清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博物馆于 1983 年至 1985 年配合施工进行考古发掘。其中五号墓保存最为完整，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即出土于此墓。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彩绘中的异兽、羽人、飞鸟等均与中国古籍《山海经》和《抱朴子》记述的怪异有关。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大量奇闻异事、神兽怪物，不少也是道教徒崇拜的对象。该双系壶所处的东吴末期，正是佛教东传，渐入中原大地，传播日盛，道教影响渐微之时，道教在未完全失势的情况下，尽力扩展自身在社会的影响，反映了“登正”、“灵魂升入天堂”的思想。

西晋青釉神兽尊

晋南京博物院

1976 年，西晋青釉神兽尊出土于江苏宜兴县（今宜兴市）周墓墩 4 号墓，它是西晋平西将军周处的家族墓群，周氏是西晋江南大门阀士族，4 号墓有永宁二年(302)年号和“关内侯”铭文砖，可能是周处父周鲂墓。系明确纪年墓出土。同年入藏南京博物院，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文物之一，为浙江越窑的产品，1993 年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晋青釉神兽尊的器底外部所刻“东州”二字，罗宗真先生认为可能是地名（或窑名），但不敢肯定。“东州”二字虽尚需深究，但此青瓷尊文物考古界普遍认为是宜兴本地烧造，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青瓷工艺水平。

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

北朝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8 年出土于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封氏墓群共有四件莲花尊，有两件为北齐或隋初随封子绘夫妇入葬，另两件年代较早，可能为东魏甚至北魏末年入葬。封隆之（北魏、东魏大臣）、封子绘（北齐开国功臣）父子爵位相袭，且在高氏（高欢，东魏权臣，北齐王朝奠基人）政治集团中地位显赫，这四件莲花尊更可能是封氏父子而非其女眷的随葬品，即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之后不久和北齐河清四年（公元 565 年）埋入的。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寨里窑可能是莲花尊的产地之一。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

北朝河南省博物院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为北朝安阳相州窑所烧，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白瓷器之一。1971 年春，河南省博物馆对当地群众在农田基本建设时发现的一座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为出土文物之一。

范粹（549-575 年），字景纯，边城郡边城县（今河南省光山县）人。北齐将领，征战四方，颇有功勋，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北齐武平六年，病逝于邺城天官坊，时年二十七岁，追赠东雍州刺史、太仆卿。

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

隋天津博物馆

1957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李静训（600 年－608 年），字小孩，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北周大将军李贤曾孙女，光禄大夫李敏之女。自幼深受外祖母北周太后杨丽华的溺爱，一直在宫中抚养。隋炀帝大业四年（608 年），殁于宫中，时年九岁。杨丽华十分悲痛，以厚礼葬之。1957 年，在西安城西发现了这一保存最完整、等级规格最高的隋代墓葬。

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为隋代的盛水器。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这种器形是隋代新出现的，从南朝双柄单腹瓶变而来，造型华贵新颖，属贵族使用的上品，常在贵族大型墓葬中出土。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由此得知，这个瓶子的名称应为“传瓶”。是隋代创新的器型，成为隋代稀有的瓷酒器精品。同时，单颈双腹，饰有捏塑双龙形柄的器型，体现出隋代的龙注重将龙的形象同器具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自南北朝，佛教大兴。佛教以造像与图绘吸引民众皈依，通过感性的形象宣扬佛理成为一时风尚。用这一视角来看隋白釉龙柄双联传瓶，传瓶中的两个瓶子空空相连，很似佛法，尤其是后来禅宗心心相传的状貌。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

唐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出土于河南汲县。唐代是中国瓷器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时期。壶的造型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特点，具有波斯及西亚文化因素，又与希腊酒神节有关，同时还融入了我国传统的龙凤装饰艺术。在瓶身雕刻了众多的人物，大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胡人舞蹈形象，成为唐代文化交流一大成果。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

唐北京故宫博物院

1977 年，故宫博物院与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根据唐人南卓撰《羯鼓录》中有关“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赴河南鲁山段店窑遗址调查，并挖掘出了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残片，其特征与传世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这件黑釉花瓷腰鼓确系河南鲁山窑制品。

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是唐代社会习俗和风尚的一个缩影。根据有关图片和文字资料证明，这类瓷腰鼓采用动物皮作为鼓皮，所绷的鼓皮略大于腰鼓圆面，鼓皮周边等距离留孔，安装时用皮条拴系，是唐朝社会风尚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

唐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7 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该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南何村西北。据掘出的墓志记载，墓主鲜于庭诲为唐右领军卫大将军，葬于开元十一年（723 年），唐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为其随葬冥器，表现的是一个由西域胡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巡回演出的小型乐队，胡乐、胡舞的题材新颖，釉色鲜明润泽。

唐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

唐扬州博物馆

1974 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

唐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

唐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

这尊唐代熏炉出土于吴越国开国之君钱谬的母亲水丘氏的墓中，为明确纪年墓葬出土，出土时熏炉内还有残存的香灰。墓主人是钱宽之妻、时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之母水丘氏，系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母亲。其丈夫钱宽墓早年被盗，水丘氏墓尚完好，出土大量的金、银、铜、瓷、玉等器物。瓷器中有一批大型越窑瓷器。这些器物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史籍中有关吴越国曾生产精美瓷器的记载。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

唐郑州博物馆

1973 年于湖南衡阳出土。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陕西历史博物馆

1959 年在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在唐代，因低温铅釉技术的成熟和厚葬之风的盛行，诞生了瑰丽辉煌的唐三彩。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是唐一种陪葬明器，目前共出土三件，皆发现于开元年间的唐墓中。

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

五代辽宁省博物馆

1971 年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水泉1号辽墓。关于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的烧造地点，艺术界尚无定论。虽然器物出于辽墓，但是辽没有专烧青瓷的瓷窑，从传世或出土的辽青瓷来看，辽几乎没有可能烧出工艺水平如此之高的器物。从器物的造型、釉色、制作工艺等各方面分析，龙鱼形水盂很可能出自中原的耀州窑或南方的龙泉窑。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一直被认为是文房用具水盂，但也有人认为是配合盏台使用的酒盏。

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

五代苏州博物馆

1956 年于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1984 年在塔基东南角发现的“庚申岁羊日僧皓谦督造此寺塔”，表明虎丘塔始建于唐昭宗李晔光化三年，即公元 900 年。这件莲花碗是在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天宫被发现的，最初认为是青瓷。

到了 1987 年，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了《物帐碑》，这是一个记载供品的物品清单，碑文记载有“瓷秘色”字样，同时清理出 14 件秘色瓷，从而揭开了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的秘色瓷之谜，为秘色瓷的鉴定提供了标准器物。专家也因此确定了这件莲花碗不是一般的青瓷而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我国存世的秘色瓷只有 100 多件，唯有苏州市博物馆中的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

五代陕西历史博物馆

又称青釉提梁倒注瓷壶，1968 年出土于陕西彬县。

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

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汝窑烧制的工艺品。瓷樽始于宋，汝窑、定窑、龙泉窑均有烧造，是陈设用品。所见传世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只有两件，除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以外，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亦收藏一件。

北宋官窑弦纹瓶

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官窑瓷器。宋徽宗决定“弃汝兴官”，在开封自置窑口，创烧华贵端庄的瓷器。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有北宋、南宋官窑之分。北宋官窑存世年代为北宋后期宋徽宗政和年间，以烧制青瓷为主，窑址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后北宋官窑随北宋的灭亡而终结。雍正皇帝曾多次把玩北宋官窑弦纹瓶，特别钟爱这件弦纹瓶，曾在雍正七年（1729 年）诏命管理窑厂事务的淮安关监督年希尧仿烧此瓶。

北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出自北宋钧窑，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

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

宋定州市博物馆

北宋至道元年（995 年）被施入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该地宫建于北宋至道元年，坐北朝南，系砖质结构，呈方形，穹隆顶。南壁设门，门两侧有墨书题记：“至道元年四月八日记”。1969 年李家湾村民平整土地时发现。

北宋官窑贯耳尊

宋吉林省博物院

北宋官窑贯耳尊造型仿春秋青铜器，贯耳尊是春秋时王公贵族玩游戏的一种投壶。公元 1111 年,北宋皇帝宋徽宗创立了官窑,窑口的属性为皇家御窑,主要目的是为皇家烧制礼器,以祭祀祈福之用。

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虎豹纹瓶

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1962 年出土于河南登封县（今改发封市）曲河村登封窑遗址。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元南京市博物馆

1950 年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自幼颠沛流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元朝制瓷工匠以典型的戏曲故事为题材创造青花绘画，以表现圣主贤臣的政治意义。1392 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被作为沐英的陪葬物长埋地下。沐英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1950 年属东善人民公社印堂村东的将军山南麓）。据出土墓志可知，该墓为沐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墓系砖石结构，由雨道、前室、中室、后室等部分组成，后室为三室并列，全长 18.28 米。尽管此墓追缴的随葬器物不多，但多属极为珍贵的精品。

1950 年沐英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被盗。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后一眼认出其为稀世珍宝，便出5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

元蓝釉白龙纹梅瓶

元扬州博物馆

人们对梅瓶的用途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容酒的器皿，二则认为“以口小只能插梅枝得名”。目前梅瓶的实物始见于宋代，似称为“酒经”或“经瓶”，是盛酒的谷器。宋人赵德麟《侯睛录》卷二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点。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共制小门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由此可证距宋代不久的元代蓝釉白龙纹悔瓶理应是继续用于盛酒的容器。

另外近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瓶》记载:“梅瓶口细而须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放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从而可以认为梅瓶作为盛洒容器,始于朱代到清代沿习数百年，才转变为插花陈设品的。

书法：70-91

陆机《平复帖》卷

晋故宫博物院

《平复帖》是西晋时期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 年－303 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札。友人的身份说法有三，一说是帖子里提到的“彦先”，即贺循，二说是亲友顾荣，三说是华亭同乡。因信中有“平复”二字，所以称《平复贴》。陆机写此信时正值寇乱之际，朝代更迭、政治混乱、兵祸连年；信中提到朋友夏伯荣因寇乱阻隔，没有消息。

《平复帖》在历史上流传有序，入过宋内府，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用泥金笔书“晋陆机平复帖”书签；也曾被民间藏家家藏，有清代书画收藏家安岐鉴藏印记；后入清代皇族流传，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䜣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将此帖待价而沽；张伯驹以巨金购得，1956 年捐献给国家。

王珣《伯远帖》卷

晋故宫博物院

王珣（349 年－400 年）是东晋书法家王导之孙，“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从小耳濡目染练习书法。晋孝武帝在位期间（372－396 年），谢氏家族中谢玄、谢安是当时的权臣，王珣作为谢家的女婿，官场颇受庇佑，仕途一帆风顺。后来王谢二族交恶，谢安想将王珣调至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赶出都城南京。王珣心中十分郁闷，写信给当时任临海（今浙江台州）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这就是《伯远帖》的由来。

此帖流传有序，曾经北宋内府收藏，原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和宋代章清题跋，但已在明清之际被人割去；后经过明清时期民间收藏家递藏，清乾隆十一年（1746 年）收入清内府珍藏。1911 年以后至 1924 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1 年从香港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卷

唐故宫博物院

唐太宗李世民（599 年－649 年）深爱王羲之书法，得《兰亭序》真迹，奉为至宝，命朝中善书法者摹拓数本，广赐王公大臣，冯承素版便是临摹本之一。在传世摹本中最为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接近原迹的唐摹本；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

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 180 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经过南宋高宗赵构、理宗赵昀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书法家郭天锡，明内府、戏曲作家王济、收藏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清乾隆内府等。

欧阳询《梦奠帖》卷

唐辽宁省博物馆

《梦奠帖》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557年－641 年）晚年创作的，推测写于贞观初年（627－640 年），是欧阳询行书成就的顶峰。欧阳询是虔诚的佛教徒，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晚年时期感叹生老无常、善恶有报，根据《礼记·檀弓上》中记载的孔子临终前的梦境创作《梦奠帖》。释文以“仲尼梦奠”开头，共七十八字，体方而笔圆，妩媚而刚劲；内容有佛教无常、报应之意。

卷后有宋末元初画家赵孟頫、元代书法家郭天锡及明代重臣杨士奇、清代诗人王鸿绪等诸多题跋，皆赞许备至。此卷流传有绪，南宋归内府收藏，元至元廿七年郭天锡购得，明时归杨士奇，后为收藏家项子京所得，清时康熙皇帝的近臣高士奇从昆山“传是楼”购得，后为清内府秘藏。

国诠《善见律》卷

唐故宫博物院藏

这份作品写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廿二年（648 年）。唐代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皆笃信佛法，所以有着大量的经书需求，在印刷术不够发达的时代多手抄经书，便有“经生”职位的存在。经生国诠奉敕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经典《善见律》，四千四百多字，一笔不苟，整齐匀净。

今日所见唐人写经主要为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发现，多出民间写手，且断烂残破；此卷是皇家珍品，千年传世，首尾俱全。它曾入南宋内府，钤有高宗“绍兴”、理宗“缉熙殿宝”二玺；元代曾归书法家赵孟頫、皇姊祥哥剌吉两大藏家；明代华夏、董其昌及清康熙年工部尚书王鸿绪曾藏；入清宫后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卷后宋末元初画家赵孟頫、冯子振、赵岩、邢侗、董其昌等大家的题跋相互辉映，为之增重不少。

怀素《苦笋帖》卷

唐上海博物馆

《苦笋帖》是唐代僧人怀素（737年－799 年）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全篇连同姓名只有 14 个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意思是：“苦笋和茗茶两种物品异常佳美，那就请直接送来吧。怀素敬上。”文字虽少，书法俊健，墨彩如新，是可考的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也是禅茶一味的产物。苦笋与茶的性状，同佛道中人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怀素通过书法充分体现了茶与禅的种种缘分。

曾经北宋宣和、南宋绍兴内府、元欧阳玄、明项元汴、清书画鉴赏家安岐鉴藏，乾隆时曾入清内府，后又为清朝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永瑆、和硕恭亲王奕䜣及其子爱新觉罗·载滢等人递藏，均钤有印记。

杜牧《张好好诗》卷

唐故宫博物院

《张好好诗》大约成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 年），是唐代诗人杜牧（803 年－852 年）所作五言古诗。诗的内容是对当时一位才华卓越，但一生遭遇非常不幸的歌妓张好好表示同情之意，并借此发挥作者的感慨之情。据载，大和三年（829 年），杜牧初遇张好好时，她是一个年仅十三、能歌善舞的女子；数年后又遇张好好时，她已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女子了。杜牧缅怀当年，感慨今日，于是就有了这一卷“感旧伤怀”的长歌《张好好诗》。共四十八行，每行八字不等，书法笔势放纵，风格雄健。

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御府的诸玺印，保存着北宋内府装潢式样。兹后曾递藏于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明朝收藏家项子京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卷后元人诸跋尾，是从唐赵模书“千字文”后移来。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 年张伯驹将其捐赠给国家。

唐人《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

唐辽宁省博物馆

这份书法作品完成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又名《万岁通天帖》，是武则天（624 年－705 年）命宫中画师勾填王羲之、王献之及其族人墨迹的唐摹本，共七人十帖该帖勾填完毕后，原本又退还给王方庆；可惜原十卷早已亡佚，现仅存此勾摹本。以勾摹之精，出处详明而倍受重视，为后世研究东晋书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卷有宋岳珂（岳飞之孙）题跋中记述本帖始末，又有元诗文家张雨，明书法家文徵明、明书画家董其昌等人题跋。钤有宋元明清诸多收藏印记。后入清内府秘藏。在流传过程中，曾两次遭火劫，一次是明代无锡华氏真赏斋大火，再次是清乾隆年间清宫失火，犹存火烧痕迹。重装后次序有所变动，致无法通读，至今犹袭未变。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卷

五代故宫博物院

此帖书于后汉乾祐元年（948 年），是唐末五代时期官员、书法家杨凝式（873 年－954 年）草书代表作之一，内容是记述古代医学上一种健身的按摩法，文体近似口诀。杨凝式精于道教养生，写此书法时高寿 76 岁；从华阳焦上人尊师处得此口诀，乾祐元年冬残腊暮，在纸本上写下。笔法劲逸，转侧多变。

有宋、元、明、清人的题名及释文、题跋、印鉴。后纸有宋米友仁（米芾之子）、元散曲家商挺、明末清初作家张孝思题记及无名氏行书释文 5 行。卷前右下角有明收藏家项元汴“摩”字编号。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绍兴”、“内府书印”，明朝初年重臣杨士奇、明代绘画家陈淳、明代收藏家项元汴，明末清初作家张孝思、清内府等鉴藏印。此卷最早为宋高宗内府之物，后入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手中，至明代曾经“江阴葛惟善收藏”（都穆《寓意编》），《清河书画舫》又称“郡人王氏所藏”，明代为著名鉴赏家项元汴所有，至清代乾隆时进入内府。

林逋《自书诗》卷

宋故宫博物院

此作品写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是诗人林逋（967 年－1028 年）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林逋满腹才华，很多人劝他出山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只喜植梅养鹤，自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

据卷上内容所记，《自书诗》是林逋应友人之请所写。诗友丁君，从沂前往福建，途经杭州，慕名探访林逋、交流诗词，将自己的诗作呈给林逋看后邀请林逋作诗几首。林逋虽在病中，因为丁君远道而来，不好意思回绝，便写了这卷诗稿赠他，并注明了时间、地点。共5首诗，除第2首是五言诗外，其余均为七言诗。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

北宋元祐四年（1089 年），“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的大才子苏轼到杭州作刺史，见林逋墨迹，为之动容，在卷后书七言诗《书和靖林处士诗后》，为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后纸有乾隆皇帝用苏轼原韵五题御制诗题记二则，又有明收藏家王世贞等人题跋。钤有“济阳文府”，清王鸿绪、清内府等鉴藏印。

蔡襄《自书诗》卷

宋故宫博物院

北宋皇祐二年（1050 年），北宋官员、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蔡襄（1012 年－1067 年）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遂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皆成诗章，此卷所书五言、七言诗 11 首即是。书写时间当在诗成之后不久，蔡襄时年约 40 岁。

个人诗稿，无意求工，故笔致飘逸流畅，点画婉转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特色与纯熟的功力。卷尾有宋、元、明、清及近代共 13 家题跋。本幅第三首诗题下有小字批语“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北宋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杨时的题跋称，批语是欧阳修所书。鉴藏印记：“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武岳王图书”、“管延枝印”以及梁清标、清嘉庆内府诸印。

文彦博《三帖卷》

宋故宫博物院

《三帖卷》约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 年－1085 年），是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文彦博（1006 年－1097 年）任职河南府时写的公牍批语，是一种正式的办公文书。此卷共三帖（护葬、定将、汴河）联装，中间有宋印骑缝，可推断宋时原装即此。三帖内容均是公事，《护葬帖》是关于郧王葬礼安排，《定将帖》是有关监河官员调动，《汴河帖》以元丰新旧党争为背景谈论汴河通行问题。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被世人视为一代贤相。

文彦博书迹世所罕见，远学“二王”（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近师颜真卿、杨凝式等。全帖通篇率性挥毫，用笔爽健清劲，将篆籀（zhòu）笔意融入行草，墨色枯湿亦变化强烈。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有著录，但诸家藏印与荣郡王一跋均失载。

韩琦《行楷信札卷》

宋贵州省博物馆

《行楷信札卷》是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1008 年－1075 年）手书的楷书墨迹。此《札卷》为二通，前札系韩琦请欧阳修为自己新建的昼锦堂作文，即《乞欧阳修记书锦堂札》，欧阳公此文为后世传颂的《昼锦堂记》；此札为后札，即《记成谢欧阳修札》，又称《信宿帖》，是韩琦感激欧阳修为其作《昼锦堂记》的谢启。文人间惺惺相惜，以文会友，文词往来，不亦乐乎。

此卷流传近千年，几经辗转，曾收藏于清宫，著录于《石渠宝笈》之中。有十四位文人的十三段题跋，诸如蔡景行、元末书法家泰不华、清代史学家高士奇等历代名人题跋。据载朱熹也曾在此卷上有跋，惜已不存。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

宋上海博物馆

此卷写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八年（1085 年），是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1021 年－1086 年）所书，摘录《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王安石一生起起伏伏，也幸有佛法可作依怙；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倾心佛禅、精研佛典，并且尤其偏爱《楞严经》。元丰八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归隐在南京半山园，和门人弟子一起过着著书立说、学佛参禅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的妹夫沈季长送来一本《楞严经》，王安石便亲自校刊其文字，并书写了这卷《楞严经旨要》。正书中间有行书，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行次紧密，少有空白，然无缭乱之感。其用笔似不经意，却有闲和萧散之韵。

王安石的墨迹传世极少，评书者尤瞩目于此卷，论析详细。卷后有宋末元初官员牟献之、元末明初画家王蒙、明收藏家项元汴等人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清书画鉴藏家安岐、官员曹溶等人收藏。文物收藏家王南屏、房淑嫣于 1985 年将此书法作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黄庭坚《诸上座》卷

宋故宫博物院

此卷大约写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 年），是北宋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1045 年－1105 年）为友人李任道录写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全文系佛家禅语。黄庭坚十分赏识李任道，曾经赋诗赞美李任道，李氏虽然是一介布衣，却品格高尚，从不与世俗之人同流。元符元年（1098 年），黄庭坚被贬到戎州，后与同僚一起游赏锁江亭，缓解郁闷；结交李氏，甚是欢心；文人雅聚，吟诗歌赋，茶酒人生。

北宋时期禅宗兴盛，文人多受其影响，黄庭坚的书文创作同样带有这种倾向。《诸上座》卷师法唐代僧人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

卷前后及隔水上钤宋“内府书印”、“绍兴”、“悦生”，元“危素私印”及明书法家李应祯、明末清初篆刻家周亮工，清收藏家孙承泽、近代收藏家张伯驹等诸家鉴藏印。此帖初藏南宋高宗内府，后归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明代递藏于李应祯、周亮工处，清初藏孙承泽砚山斋，后归清康熙年工部尚书王鸿绪，乾隆时收入内府，民国初流出宫外，为张伯驹先生所得，后捐献给政府。

米芾《苕溪诗》卷

宋故宫博物院

《苕溪诗》卷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 年），书法家、画家米芾（1051 年－1107 年）时年 38 岁。米芾将要从无锡去往苕溪，戏作苕溪诗呈给朋友们，并在卷首写下“松竹留因夏，锡山去为秋”说明离开缘由。他因喜爱无锡夏天的美好松竹，所以在无锡停留；如今为了领略秋天的美景，将前往苕溪遍赏溪山。自撰诗六首，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字如其人，洒脱自然、豪放不羁，变化有致、逸趣盎然。

卷后有其子米友仁跋、明李东阳题，卷前右下角有项元汴《千字文》“独”字编号。钤宋“睿思殿印”、“绍兴”、元“鲜于”、“白几印章”、明陆完、吴宽、项元汴、清梁清标、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藏印。

此卷原藏清宫内府，溥仪出宫时携带到东北，后散失在民间。1964年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当时“念”、“养心功”、“不厌”六字为人撕去，又半损“载酒”二字，少损“岂”、“觉”、“冥”三字，原有李东阳篆书大字引首和卷末项元汴题记，也都失去。后重裱时本幅根据未损前的照片将缺字补全，但东阳篆书和项元汴题记，已无所依，只能从缺。

赵佶《草书千字文》卷

宋辽宁省博物馆

此卷作于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 年），是宋徽宗赵佶（1082 年－1135 年）40 岁书法大成时之作。横 1172 厘米，无一接缝；云龙纹生动规整，犹留唐人遗韵，对研究宋代造纸技术弥足珍贵。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作品中挑出一千个不同的字，命文学侍从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将这一千字编撰成一篇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即《千字文》。宋徽宗在书法上有较高的造诣，除自身创作瘦金体外，也喜欢书写《千字文》，一生写了多卷。现存有两件，其中一件是他 22 岁时创作的《瘦金书千字文》，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件，便是该作《草书千字文》。

宋朝时，这份书法作品藏于御府；作品问世不过 5 年，北宋灭亡，该作被金人掳走，藏于金昌明内府；后来流入南宋权相贾似道手中。明朝时期，先藏于晋王府，后被项子京所得。清初被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所藏，后为近代壮涛阁诸家递藏，并载之著录。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

宋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份拓本大约成于南宋后期，宋、元之间；所拓内容是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 年），在今陕西华阴建立的华山庙碑上的文字。石碑书法精美，碑文末有“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名款；碑文记述历朝帝王封禅祭天地的祀典和当朝弘农太守袁逢主持重修庙碑的经过。宋末元初碑已毁，传世拓本罕见，可信者有四，此为其中之一，另三分别为长垣本、四明本、顺德本。华阴本浓墨精拓，附页存题跋、观款 230 余条。拓本流传有序，有朱锡庚跋详叙《华山碑》可考证。

明代藏于华州东肇商（字云驹）、东荫商（字云雏）兄弟家，明天启元年（1621 年）归华州郭宗昌，清顺治元年（1644 年）由华州王弘撰收藏。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上海黄文莲得于安徽歙县；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黄文莲赠予大兴朱筠；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长乐梁章钜在北京与洋商争购；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入端方宝华盦，后归崇德吴乃琛收藏；1959 年，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明曹全碑初拓本(“因”字不损本)

明上海博物馆

这份拓本大约成于明初，所拓内容是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 年）年立的曹全碑上的文字。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是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在秦朝以前战争纷乱，各国丧葬文化皆有不同，无立碑习俗；到秦朝，秦始皇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百年后需要向后人彰显功绩，因此开启了立碑丰功的先河；到汉朝，统一汉字，立碑也在这时盛行。明万历初年，曹全碑在陕西省郃县旧城出土，因曾埋于渭水沙碛中，未经风雨的剥蚀，字画完好；万历末年，石碑受到狂风折断的树干重压，致使碑体断裂。1957年移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已有较多损泐。

据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所记，此碑出土时最初拓本“因”字未损，但此拓本极少见。相传在明末时碑石中断，亦有人认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后断裂，一般人们所见到的多为中断后之拓本。此为沈树镛旧藏“因”字未损本。目前存世有二，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

唐写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

唐故宫博物院

这份作品成于神龙二年（706 年）左右，吴彩鸾写本，王仁煦撰。初制于唐天宝、重装于宋宣和、揭裱于明洪武年间。魏晋六朝以来，开始重视文字音律；尤其是文学的发展，辞赋逐渐变成骈文，陆续产生系列的韵书专著。隋仁寿元年（601 年），颜之推、陆法言等撰成《切韵》一书。王仁煦在原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增订而成《刊谬补缺切韵》，除对《切韵》加以刊正、补注义训外，还对本字俗体等加以辨析，增收文字，另增立两韵，并注明《切韵》与其他韵书分韵的异同，可供了解其分韵梗概和关系等。

卷首、末钤宋宣和及清乾隆帝诸玺。卷末有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跋。此书由宋内府递归清内府，清亡时被溥仪盗携出宫，流落民间。1947 年复为故宫博物院购得，仍完整无缺。与各书著录比照，宋徽宗泥金题签已佚，宣和 7 玺存 4，本幅上加钤了乾隆帝诸玺。欲得《切韵》原貌，唯赖此全本，同时还可赏其书法，考其纸墨装潢，堪称稀世之珍。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1卷）

宋中国国家图书馆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是历代汉文雕版大藏经之祖。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赵匡胤（927 年－976 年）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复兴佛教，并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命人雕造佛经全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告成；因始刻于开宝时，后世遂称《开宝藏》。

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汴梁，在城内外大肆劫掠，北宋政府收藏的典籍书板，包括佛经道藏，或被金兵烧毁，或为捆载北去；收藏《开宝藏》经板的显圣寺亦被金兵纵火烧毁，《开宝藏》经板从此不知下落。全藏本已无传，此卷是至今保存极为完好版，可为比较今日流传的译本提供重要参照。

据方广锠、李际宁编《开宝遗珍》著录，海内外目前仅山西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佛教协会图文馆等八家公藏机构保存十二卷，另有部分残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北宋刻本《范仲淹文集》(30卷)

宋中国国家图书馆

这份宋刻本大约成于北宋，仁宗皇祐五年（1054 年）之后，宋钦宗(1100 年)之前；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 年）的诗文集，是现存最早的范集传本，也是宋版书之典范。

范仲淹的文章和诗词俱脱俗超凡，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范仲淹辞世两年后，范氏诸子开始整理范仲淹遗稿，期冀能将范仲淹的诗词文赋代代相传。宋代雕版印刷发达，较唐代更注重版式、书法，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早在明代，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现传世卷二至二十为宋刻原本（苏轼的序和卷一流失），间有抄配。

这份刻本一直是范氏子孙传递，民国后此书散出，为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所得。原缺序目及卷一，傅氏依乾道本按此书行格字数抄补配入。1984 年，中华书局影印，编入《古逸丛书三编》。

绘画：92-111

展子虔《游春图》卷

隋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朝画家展子虔创作的绘画作品，绢本、青绿设色。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该图入清后一直被收藏于清内府。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该幅名画在末代皇帝溥仪出逃时流落东北民间，最后由张伯驹转让给了故宫博物院。

韩滉《五牛图》卷

唐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画作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相传为韩滉在出游时目睹田间耕牛图景所画，韩滉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韩滉遂命随从取出纸笔，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后经过修改，终于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

画卷上无作者名款，在拖尾的后纸上有赵孟頫、弘历、金农等自元及明至清十四家题记。《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郁氏书画题跋记》《石渠宝笈续篇》等书均有著录。乾隆在画中的题诗是“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

该画作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劫出国外，而后被香港企业家吴蘅孙买下，在濒临破产时忍痛出售，后被国家以 6 万港币收回。名画虽然回归祖国，但画面伤痕累累，所以被送到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2021 年才对外展出。

周昉《挥扇仕女图》卷

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家周昉出身于豪门显宦，因此，他对于贵族阶层的生活非常熟悉。其仕女画不以烈女、贤妇、仙女等为表现对象，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贵族妇女的行乐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表现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

该卷虽不以任何历史故事为蓝本，但却用了“秋风纨扇”这个意象。汉成帝时期，美貌的赵飞燕进入宫中，端正娇丽的外貌让汉成帝刘骜十分倾心，有人得宠便有人失宠，班婕妤便独居在长信宫中，由于深感处境的艰难与凄凉，借扇作了一首《怨歌行》。“秋风纨扇”就来源于此。她将自己比作纨扇。写照自己现今的悲凉与绝望。

该卷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从《珊瑚网》记载里的《唐周昉仕女图》，详细地记载了仕女的人数，动作情态、服装色彩等等。1953年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开幕时，这幅画陈列出来。详细地把原画的情节和书中的记载对照了一下，证明了这幅图就是书中记载的《唐周昉仕女图》。

孙位《高逸图》卷

唐上海博物馆

此卷为孙位所作，又名《竹林七贤图》。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唐朝安史之乱后，上层建筑频败、一蹶不振，艺术的创造驱动力较低，而宗教的迫害又妨碍了寺庙的建设。故文人们为逃避现实又像当年的“竹林七贤”那样从酒、音乐、文学、宗教和哲学中寻求解脱，故出现了类似此卷的逸品。

孙位是唐末书画家，后改名遇，原籍会稽（今浙江绍兴），故又号会稽山人。唐僖宗广明元年末（881 年初），黄巢入长安，他自长安入蜀，居成都。孙位擅画人物、鬼神、松石、墨竹以及宗教人物，龙水尤为著名。

《高逸图》卷后有明朝司马通伯的题跋，图上钤有北宋内府“宣”“和”、“政”、“和”朱文连珠印记，“御书”、“政和”、“宣和”、“睿思东阁”、双龙朱文印记，并有清梁清标、清内府收藏印记。

此图在北宋晚期移入宣和内府，成为与世隔绝的皇家收藏。末代皇帝溥仪在出逃时将该卷带出后流落文物市场，被北京画商靳伯声收入囊中。1955 年，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经过缜密论证，确认此卷为孙位唯一传世画作，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购藏。该卷因此到了上海博物馆。

王齐翰《勘书图》卷

五代南京大学

《勘书图》是五代南唐画家王齐翰创作的绢本设色画，此图绘一文士勘书之暇挑耳自娱的情景。

南唐后期形成了早期消极的人文主义思想，五代的人物画，在题材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一变前期的历史人物、释道人物和宫中贵人，而以士大夫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该卷为此期人物画的代表。

赵佶在该图右上角用瘦金体书上“勘书图”字，又在画的左侧题有“王齐翰妙笔”。清末民初，美籍加拿大人福开森收藏过该图，后他将其捐赠给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在 1952 年并入南京大学，该图现收藏于南京大学。

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

五代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为五代周文矩所作。该卷描摹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会棋的情景。在君王的支持和带动下，该时期绘画艺术蓬勃发展，一时名家辈出，中后期君王还时常召集绘画名手，给君臣皇族的宴饮赋诗等活动画图作纪，《重屏会棋图》便属于这类描写帝王闲居享乐的纪实之作。

《重屏会棋图》完成以后，周文矩随即将它上呈给了中宗李璟，后来，中宗李璟病亡，他的儿子后主李煜即位，将《重屏会棋图》藏在了皇宫书画库内，好好保存。北宋时期，宋徽宗得到《重屏会棋图》后，视若珍宝，把它放置在宣和内府里，命人严加保存。现存的是流传下来的摹本，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该图无名款，只有“政和”“宣和”印玺，以证明为北宋赵佶内府所藏。

胡瓌《卓歇图》卷

五代北京故宫博物院

该卷作者是五代胡瓌，胡瓌为山后契丹乌索固部落人。随李克用(856-908 年)入中原，定居范阳（治今河北涿县），生卒年不详。擅写北方游牧民族牧马、驰猎等生活，穹庐什器、射猎部属，纤悉形容备尽；尤工画马，骨骼体状生动有神。

这幅《卓歇图》，从画面上看，表现了南宋使臣随金朝官僚出猎时小歇的情景。南宋初期，宋廷为绥靖和善或刺探情报，大量派使团出使金国。入金后，按女真风习，必然将汉族儒士的右衽服改为左衽，并且要先随女真头领出猎数日后，方可商议政事。该作是史实性的人马画，惜无题记，难知其具体的历史故实。

该图引首有清代张照书“番部卓歇图”五字和乾隆皇帝题写的“卓歇歌”三字，后幅有元代王时，清代高士奇、张照的跋文。改卷曾经被《石果宝笈续编》著录，明代鉴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里说：“绢本胡番部卓歇图，尘垢破裂，神彩如生，明昌秘物也，今在韩氏。”清初画卷落到高士奇手里的时候，绢素已经碎裂得很厉害，经过了一次重装，后来为清宫所收藏，解放后藏故宫博物院。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绘制，有说法为：韩熙载出自豪门，才能超群。眼看南唐政治江河日下，自己却无力挽回，因而“耻为之相，故以声色晦之”。后主李煜很想重用韩熙载，却闻其“放意杯酒间，竭其材，致娱乐殆百数以自污”，于是命顾闳中夜间遣至韩熙载府第，偷看韩熙载行乐的每一个场面，想借以图画劝告韩熙载停止夜夜歌舞升平的放荡生活。

宋代摹本在南宋时曾被内府收藏，流传至清代雍乾时期再次被收入宫禁之中。溥仪被逐出故宫时将其携出，二战结束后又流入民间。后来被近代绘画家张大千重金将其买下，珍爱有嘉。后来他将画带到香港，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祖国大陆，使瑰宝得以重归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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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贤《高士图》轴

五代北京故宫博物院

五代画家卫贤，生卒年不详，活跃于南唐后主李煜朝(961-975 年)，为内廷供奉。初师尹继昭，后刻苦不倦，执学吴道子。长于楼观殿字、盘车水磨，能按比例“折算无差”，透视正确，构图严谨，刻画精细，无俗匠气，见胜于时，被称为唐五代第一能手。

此图描绘的是汉代隐士梁鸿和其妻孟光“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故事。据传梁鸿年少孤贫时不与他人共食，有一次他的邻居先做好饭后，叫他用热锅做饭，省些麻烦，他却回答：“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遂熄灭了灶火重新点燃。成年后博览多通，娶同县女孟光，相貌丑陋而颇有修养贤德。夫妇共入霸陵山中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章帝闻其名欲召之，梁鸿又隐姓埋名。每归，孟光为他具食，总是举案齐眉送上，以示敬爱。梁鸿感之，遂居家潜心闭户著书。梁鸿字伯鸾，所以此图又名《梁伯鸾图》。

该画作宋代藏于内府，清乾隆朝入内府，清亡后散入民间，商贾几经转手后售与北平伦池斋主人靳伯声，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未完待续）

图片 | 董译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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