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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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再讨论

按照庇古的论述，只有在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下，才是生产资源最适宜的配置状态。然而，从实践的情况来看，通常两者又是不相等的。具体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种情况出现在租佃方面。当租用土地的资本家在租佃期满以前不再对改良土壤进行投资，而是过度消耗土地的肥力，这样就会出现“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现象。此种情况恰如马克思所讲的级差地租Ⅱ。级差地租Ⅱ是因为连续投资改良土地所形成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地租。这种地租在租约有效期间归租地者所有，租约到期后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容易引发租地者拼设备、拼消耗的短期行为。

第二种情况出现在生产活动给别人带来的损失或利益方面，如工厂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庇古举例说，铁路发动机的火花给周边的树木造成未获赔偿的损失。又如，航海的灯塔支出成本少而受益者多。前者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后者则相反。庇古这里所论，相当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前者是负的外部性，后者是正的外部性。

第三种情况出现在生产活动对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生产者的影响方面。庇古认为，成本或收益的递增或递减，从个别部门考察与从所有部门考察的结果不一定相同。他认为农业、采矿业、建筑业是成本递增的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制造业是成本递减的生产部门，在那里，“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据此，庇古主张对前者国家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使这类部门的生产者不扩大规模；对后者，国家应通过补助金政策加以鼓励，促进扩大生产规模。他以为这样能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和国民收人。

庇古此论提供了一种观察问题的思路，说明边际社会纯产值和边际私人纯产值的理论还可以用来分析各种产业的不同情况。从实践来看，它对各个产业的分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例如，制造业也有低层次产能过剩的情况、污染环境的问题，这些问题用庇古的理论分析，都属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反，农业在发达国家也可以成为亮丽的增长点。看来无论哪个产业都应当按照低碳环保、最有利于社会的原则发展。政府是公共资源和人民群众未来利益的受托者，应当履行职责，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资源和未来利益。

庇古认为，人们一般情况下总是着眼于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政府应当代理和保护人民的未来利益。庇古的以下论述寓意十分深刻。他首先引用了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的论述，吉芬说，可能没有一项工程比在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修建一条隧道长期地看对于社会更为有利，它将开启一种具有战略价值以及商业价值的全新的交流方式。但是在短期内，它似乎不能使私人企业获得任何补偿。

庇古接着说，许多其他大型工程，诸如造林和供水工程，它们的受益是遥远的，同样因为对于遥远的满意感的欲望的缺乏而受到阻滞。同样由于缺乏未来的欲望，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的浪费现象。有时人们为了获取所需，从长远看，他们采用的方法所摧毁的东西远胜于所得到的东西。比如，过早地开掘最好的煤层，使较差但仍有开采价值的煤层受到覆盖而无法再行采掘；渔业开发导致人们对产卵季节的漠视，使得某些鱼类濒临灭绝；农业开发导致肥力被消耗殆尽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从损害经济满意感总量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浪费，一代人虽然为其所得并未摧毁更多的资源，但是却为了并不重要的目的，耗尽了某种天然的产出。这些产出现在是充裕的，不过对于未来的一代，相对于很重要的目的，它们可能会变得稀缺而且无法获得。例如将大量的煤用于高速的船只，使原本不长的航行时间再行缩短，就是这类浪费的例证。我们将前往纽约的航行缩短一小时，很可能就是以我们的子孙将来无法进行这样的航行为代价的。庇古的上述论述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分解成三层意思:(1)人们具有短期行为的倾向，虽然大型工程对于人民明显具有显著福利，但由于收益遥远而实施这一工程的积极性不高。(2)为了眼前的利益过度地使用资源，此举所摧毁的东西远胜过所得到的东西。(3)有的事情从眼前来看是可以办到的，但由于成本巨大，从子孙后代的利益的角度看则是不划算的、不值得的。

怎样解决人们着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发生的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呢？庇古的结论是需要政府代表人民的总体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他说：“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国家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未来利益，以抵消我们不合理的折算以及偏好胜过自己所造成的影响。美国开展的全部‘保存’运动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政府是未出生的几代人的受托者，就如同它是现代居民的受托者一样。因此，政府的明确职责是关注并且在需要时，通过法律的制定，去保护国家将要耗尽的资源，免遭鲁莽的和粗暴的掠夺。

庇古的论述明确规定了政府的职能，政府是人民群众福祉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受托者，政府绝不能直接扮演市场主体角色，政府如果直接扮演市场主体角色，就容易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就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我们在规范政府职能的时候，应当从庇古的论述里得到应有的启示。

五、新福利经济学

自从庇古开创了研究福利经济学的先河以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就蓬勃发展。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其创始人是帕累托。

1.最适度原则

意大利籍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里多·帕累托提出了著名的最适度条件或最适度原则。帕累托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的前提下，如果还能使有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其他人的福利并未因此减少，社会福利将增大，这说明尚未达到最适度的边界。最适度边界是指：任何改变都不能使任何人的福利增加而又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新福利经济学家从帕累托的论述出发，认为在完全竞争中可以达到生产和交换的最适度条件。而对生产者和交换者活动的人为干预，则很可能不符合最适度条件的要求，因为这种干预有可能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增加，却使得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减少。

2.补偿原则论

按照对最适度条件的解释，对生产和交换的人为干预，如果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得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则不能断定社会福利是否增加。新福利经济学家希克斯、卡尔多等人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所谓补偿原则论，认为一方的受益和另一方的受损可以通过税收政策或其他政策进行调节，如果使受益者在补偿受损失者之后仍有剩余，那么社会福利仍然增加了。这种补偿也可以是虚拟的，即把全社会受益者的得利与受损者蒙受的损失进行比较，如果得利大于损失，也表明社会福利的增加。因此，补偿论实际上是对最适度原则的补充说明。

《精英的兴衰: 基于理论社会学的考察》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著

李立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

3.社会福利函数论

按照最适度原则的解释，生产和交换的最适度原则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下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就可以存在许多种最大限度的福利，而仍然难以确定什么是最适度的社会福利最大值。新福利经济学家柏格森、萨缪尔森等人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论，认为存在着各种影响福利的变量，福利的最大值取决于影响福利的变量的排列组合状况，以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对这种排列组合的选择。至于个人偏好又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按照社会福利函数论的说法，要促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既要保证个人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又要建立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的收入分配最优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