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在初 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和营建……

超过四个胡佛金字塔（1000 万立方米土石方量）的土木工程量……

三个西湖的蓄水量大小的水库……

良渚文明繁荣的秘密藏在这座都邑中。

良渚文明，处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集大成阶段，王权与信仰极盛、物质文化繁荣，良渚遗址的开掘、保护、研究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过程，逐渐改变了人们对文明起源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学术问题认识，将中国国家社会的历史上推 1000 年，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充分的见证。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科林伦福儒提到，“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来看，良渚把中国国家社会的起源推到了跟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同样的程度，几乎是同时的。”

上海博物馆“实证中国：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起始处展板

“实证中国”展起始处的地上标记

尽管还不知道良渚究竟是多国林立还是一国统一的时代，一个不容怀疑、规模宏大的巨型“都城”（以及以杭州 C 形区范围内出现的“古国”）则成为了该文明的绝佳缩影。

“实证中国”展中的良渚古城图示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市郊，其中（莫角山）宫殿区为 30 万平方米，内城区 3 万平方公里，外城区 6.31 万平方公里。古城从营建（距今 5000 年左右）到废弃（距今 4000 年左右）历经千年，目光长远、因地制宜的基础建设规划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是当之无愧的“江南第一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早期城市文明的典范。良渚遗址考古、保护、申遗和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良渚博物院原院长蒋卫东概括为“中华五千年，良渚高大全”，良渚土木遗迹类型齐全，充分展示了当时人的技术和智慧。

良渚古城的“三重结构”，图源：王宁远著《何以良渚》

理性选址与“居中”观念

良渚古城都城体系处处可见宽阔前卫的设计视野。

莫角山宫殿区，图源：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讯网

以良渚文明的广域区域视角来看，良渚古城并不位于江南良渚文化区的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王宁远介绍到，该区域的几何空间中心应该落在苏州，而良渚古城的实际选址则在距中心相对偏南、靠山的地方。作为良渚唯一的超自然经济大型都邑，这样的选址和资源、交通关系密切。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DEM，图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其一是资源—交通因素：大型城市都需要粮食供应，良渚古城的选址位于方便种植水稻的沼泽平原地带，太湖也是最大的资源产地。另外，良渚人社会存在着一元宗教，认为“玉为神躯”（点击阅读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玉为神躯：探微 5300 年前的良渚（上） | 观展、崧泽·良渚文明考古特展 玉为神躯：探微 5300 年前的良渚（下） | 观展），玉器的宗教与权力性质，使玉料资源成为当时维持社会稳定运转的重要“战略物资”，而玉矿是稀少资源，当时仅存在于良渚古城西侧天目山脉，城址需要尽力靠近这一区域，又不能离开平原，才有了这样的选择。

王宁远讲座图（红色方块为古城地址）

良渚城墙石料来源实证图，图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其二是安全因素：古城所在的杭州 C 形盆地西边、南边、北边三面都没有足够的平原资源形成潜在的较大势力，良渚古国只需要防范东北边太湖方向的入侵就能保证安全，不会腹背受敌。

良渚古城选址示意图，图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当然，理性选择之外还有观念的影响，王宁远研究员指出古城并没有因为资源需求和安全考量直接建在山间。对此，蒋卫东先生在讲座中用一张地形图进行了解释。良渚古城距离大遮山、大雄山的的山脚都是三公里，居于两山之中，应是遵循“以中为尊，以高为尊”的建城观念。

“以中为尊，以高为尊”，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冰淇淋月饼”的“土台子”

有人说，良渚是“基建狂魔”，蒋卫东先生却特别强调，在这里建城，良渚人有非常明确的营建理念，并不是随意堆筑。他们充分利用地形，用城墙西南角的凤山和东北角的稚山围起来，这两座小山自然成为修建的定位点和日后防御的制高点，自然山体和人工城墙有机结合，古城的外围就此建成。

良渚古城遗址稚山，图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良渚古城高程图，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在良渚古城的高程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内分出的高低差，中间的莫角山为高地，在此之上则有三个方形土台，越高可能代表着权力越大，城市布局反映出了当时的权力格局和分化。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张高度参差的高程图也清楚展示了，时隔五千年，土台也没有坍塌，有着可观的强度，蒋卫东先生打趣道，在遗址看到的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土台子”，实际上地下气象万千。土台子的背后，代表着权力者所居之地，也包含了当时复杂的营建工艺：利用自然山体的山坡，先填沟壑，再在外围打造了版筑围框，在围框中用草裹泥材料垫高，再做木头的地梁结构，最后再用土夯实。在这样的结构下，“‘冰淇淋月饼’，里面是软的，外面是硬的”，但由此才形成了坚固的建筑基础。

莫角山宫殿基址剖面分解图，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除了“结构”上带来的坚固，良渚人还使用一种“神奇的预制件”来加固，那就是草裹泥。

“草裹泥”图，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草裹泥”，图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草裹泥”的使用应该是实践的产物。在上述过程中，挖壑和堆坑同步进行，当时人发现，把烂泥和芦草混合，面上用青竹皮扎起来，可以有效处理第一步开壑形成的烂泥，结合芦草，可以成为坚固地基的“沙包”似的材料，据蒋卫东先生介绍，经过河海大学的检测，牢固程度增加了有六倍，如果在经过压实，甚至可以达到十二倍。

最初的江南：与“水”共舞

江南通常被认为是富足、平和的地区，一般人将其归结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实际上在这河海交界处，环境非常脆弱，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水”的制约很大，王宁远研究员指出这种环境并非优越，恰恰是良渚人在这一地区科学的应对措施，这才“创造了最初的江南”。

筑土堆墩，是 5500 年气候事件（全新世的大降温事件）后，良渚人从高地移居平原时，改造与“水”关系的第一步，通过堆土，抬高了居住面，解决了水淹之患。在这一过程中，挖出了相应容积的低地，经过整合，这些低地也成为了城中的河道，一举多得，塑造了古城“与水共舞”的基本形态。

良渚城遗址俯瞰图，图源：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想建立超自然经济的城市，资源与运输格外关键，上图中四通八达的水路正是良渚古城物质保障最重要的通道。蒋卫东先生介绍，通过考察，学界在河道两边发现了驳岸，既起保护河道的作用，又有船只卸货的作用，反映出早期人工运河的痕迹。

美人地遗址河道遗址，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在发掘时，钟家口部分河段仅有两米宽的河道，在良渚早期，竟然有四五十米左右的宽度，经过考察，这是城市垃圾在河道造成的淤塞。尽管体量不同，良渚古城和今天的城市一样每天产出大量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却无法相比，河道就成了丢弃垃圾的场所。

但是对今天的考古学家而言，“过往的垃圾于今天都是宝贝”，在淤泥层中存在着数以万计的陶器残，以及其他石、木、骨、漆、竹制品等，也能发现不少动物骨骼，良渚人的衣食、娱乐都在“垃圾堆”里得以显现。当然，当时人也并非坐以待毙，上图显示不同的驳岸叠层，反映出在河流不断变窄的过程中，良渚人疏浚河道的痕迹，但是由于技术有限，有千年寿命古城的河道还是以淤塞告终。

除了城内的运输，玉料、石料、木材、粮食如何从外部运来，都和水道相关。因此良渚古城的九座城门，有八座是水门，仅有一座陆门。南京师范大学徐峰教授介绍，水门处可以设置木闸，逢低水位时门打开，高水位时则放下，阻止洪水灌入城内。与之相连是城外完善丰富的水利系统。良渚水利系统，由十一条堤坝构成，由高低两级的水坝体系形成了高低两级的水库体系。

良渚古城水城门，图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盛淑彦摄）

良渚城门示意图，图源：《良渚五千年》第60页，曾奇琦绘制

良渚古城对木材的获取正是通过水漂的方式，这是古代运送木材的常见方式，木材由山里砍伐后，通过水库，中间还要翻高低不同的两次水坝，才能“漂到”古城。通过 10 米多高的低坝以及5公里长的山前长提，良渚人将水引导良渚城的北面，一条运输路就形成了。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反映出高、低坝的关系，以及“翻坝”的位置，图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料更有特色，先是从天目山脉采集运出，送到远距离制玉工坊（德清中初鸣），制成玉器后再由水路送至都邑。

玉料-玉器运输示意图，图源：德清博物馆

除了运送物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曾提示到，还要关注“水利”的“利”字，通过人工的十一条坝和自然山体汇成了大型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居民得以泄洪、蓄水，进一步引水灌溉，是良渚人“与水共舞”的最杰出的作品。

外围水利系统分布图，图源：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如同土台一样，泥坝留存至今，甚至仍供当地人使用，用存在本身实证五千年前人们的智慧，蒋卫东先生称赞，良渚水坝手段原始，但技术含量很高，石头下的宽大的基槽，用作夯实的黄土，都为坚固的泥巴提供支撑，是良渚人善用材料的表现。

秋坞、石坞、蜜蜂弄三水坝实拍图及结构示意图，图源：蒋卫东讲座

水利系统另有一核心。蒋卫东先生将这一发现归结为跨学科合作的成功，通过与河海大学的合作，研究者成功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手段找到了堤坝的“溢洪道”，取自然山体的隘口，在高坝的东侧，隘口高度低于坝体低一米多，保证盈满时可以流出。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良渚的高坝体系，每组都在 30 米左右，地形不同，隔着山如何取到同一水平的点？这点还未能充分回答，却恰恰证明了当时的技术水平。

“溢洪道”示意图，图源：蒋卫东先生讲座

蒋卫东先生转述了国外考古学家对良渚的评价：“（世界古文明中）古城不是唯一的，（良渚的）水利系统是唯一的！”如此规模巨大、体系完善、技术超绝的水利系统，这一评论并非虚言。

稻作渔猎文明拯救地球与人类

五千年前，经过驯化的稻米留存，墓中的石犁、镰刀，意味着职业农民的出现。良渚人又以台墩建筑很好地处理了人与水的关系，在台墩外围则是大片的稻田……作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唯一的稻作文明，稻作农业绝对是理解良渚文明至关重要的切入口。

正如王宁远研究员所说，种水稻付出的劳动力实际是采集狩猎劳动力的十倍，气候事件的发生才促成了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即使需要更多的劳力、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考古学者还是在农庄发现了将近 80 亩的水稻田，其中最大的田亩有 4 亩。可以看到通过成熟的人工种植稻和农具运用，良渚人民创造了最早的稻作文明，开启的江南水乡的新模式。

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良渚人拥有成套的农具，种类繁多，打磨精致。早在崧泽时代就出现的石犁，在良渚时变大、变长，最长达到了 50 厘米。石犁是一种大规模稻作农业的翻土工具，翻地比先前更为连续、更为快速。

分体石犁，图源：“实证中国”展览

石犁的作用示意图绘，图源：《良渚五千年》第8页，曾奇琦绘制

良渚古城周围的茅山遗址就留下了当时的水稻田遗迹，通过测算，当时的亩产量达到了 141 公斤之高；在莫角山宫殿区（古城中心），则有 3 万斤的炭化稻米堆积，农产量非常可观。

职业农民在当时就已出现，良渚古城的外围是大量的农村，而这个城市内却没有农民。王宁远研究员指出，“古城内却没有任何水稻田迹象，这说明当时城内外郭的人很可能不事劳动。”进一步说明良渚社会的分化程度非常高，通过城市建设、权力分配，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古国社会模式。

稻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使得良渚文明别具特色。蒋卫东先生认为，水稻离不开水、又怕水，对水的管理要求非常精细，这和完善水利系统的出现高度相关。而良渚时期精细的水稻工具以及种植技术，又对良渚玉器的复杂工艺多少产生着影响。

良渚文明代表“琮王”上的神徽，展示着当时工艺之高超

在这里“稻作渔猎文明拯救地球与人类”，语出《稻作渔猎文明——从长江文明到弥生文化》，方向明所长曾在讲座中向观众推荐了日本学者安田喜宪的这本书。该书关注到了长江文明辐射的影响，其所强调的，是人与气候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高大全”的良渚宏业背后，或许正透露着这样的精神内核，也同样是高楼下的我们需要借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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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在初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