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中的道教徒李白，“道行”有多高？ | 新知

文博时空2023-08-14 08:15

文博时空作者安富建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

一首《将进酒》将《长安三万里》推向高潮，醉酒后的李白与众诗友驾鹤飞行，畅游天宫。李白一生不能得志的遭遇，在吟唱《将进酒》那一刻，一扫而光。

“骑白鹤上青天的画面，可以被视作是对唐代道教仪式‘步虚’的某种浪漫想象。步虚，踏上虚空，在天罡北斗之间腾挪。中国古代信仰认为，酒能通神。这一幕里，诗、酒、道三者合一，将道教对天界的浪漫奇幻想象发挥到了极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道家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白照杰称，“这段画面特效震撼，内容跟道教关系比较重，而且有趣。”

近期，电影《长安三万里》再次炒热李白，“诗人”李白人尽皆知，而李白作为道教徒的另一面少有关注。

李白和元丹丘因结识玉真公主而飞黄腾达。李白的头号粉丝魏颢编撰的《李翰林集序》透露了李白命运的转折时刻：

“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玉真公主）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李翰林集序》)

玉真公主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妹妹，长安诗友会的核心，大唐道友圈里的灵魂人物。李白在“圈内”十分出名，《大鹏赋》里，名道士司马承祯称李白有“仙风道骨”。

南宋梁楷《李太白行吟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代道教氛围最为浓厚，大唐 200 多年，六位皇帝吃丹药中毒而亡。崇道，以唐玄宗时期为盛，高峰时出现了“梦真容”运动。

这一影响全国的“梦（玄元）真容”运动，缘于玄宗梦到了太上老君。此后，老君频频下凡显灵、各地大兴道观，一系列崇道政策陆续出台。运动鼎盛期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 年）至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之间，道教成为事实上的大唐“国教”。

巧合的是，李白恰好在这时期处在运动风暴眼——京城长安之中。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正当道教如火如荼，五十七岁的李白当上“翰林供奉”；天宝三年（744 年）初，李白被唐玄宗“赐金还乡”。

笃信道教的李白，仕途失意之后，决定东行遍访名山，诗曰：“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梦游天姥吟留别》)。

授箓仪式：《长安三万里》的道教底色

在《长安三万里》中，李白来到道观接受道箓（道教的法箓）考核。

高台之上，李白将“箓”绑在手腕上，绕着法坛行走，顶着烈日炙烤，一圈圈直到考核时间到。备受煎熬的李白，在经受意志力考验后，最终“道箓”加身。

李白受道箓，成为推动故事走向的重要情节，上承长安狂歌纵酒，下启寻仙求道不问世事，为剧情增添了几分戏剧张力。

清苏六朋太白醉酒图

鲜为人知的是，电影上映后，这段内容引起不少道家学者诟病。“电影里受箓仪式的画面，是错误的。授箓仪式的最大考验，并不是对受箓者的‘体罚’，而是取决于上天。一般的授箓仪式，师傅提前一晚将授予弟子的经箓，放在法坛上，经过一夜之后，如果文书没有被风吹合上或雨淋湿，表示上天允许这次授箓。这才是最难的一道考验。”白照杰指出，“电影设定可能借鉴了当时道教的‘涂炭斋’法。涂炭斋是一种赎罪仪式，早期道教通过黄泥抹脸，头发悬在柳木上，抽打自己等动作，对自我进行惩罚以完成忏悔。”

历史上的李白，确实受过道箓。箓，在道教仪轨里，是记录护法神兵神将的卷子，受过某些箓才能拥有兵将传章的资格，和上天交流。

受箓仪式上，道士会将箓围在弟子身上，将神兵神将“渡”到弟子体内。箓卷交给弟子后，弟子也要时不时地进行“阅箓仪”，查看这些神兵神将是否还在。如果弟子作了坏事，他们就可能会消失。

电影里，杜甫、高适两位好友担任受箓护持。真正的授箓法事上，在场的人必须是道士，担任传度师、保举师、监度师等角色。“护持”也是虚构的，白照杰认为，“可能参考了仙侠小说”。

上清曲素诀辞箓来源:《道藏》

道箓，是修道者学业有得，获得学位的象征，根据对知识的掌握，道箓分为几个层次。

《隋书·经籍志》有：“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授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内，文章诡怪，世所不识。”这段记载中的基本框架，大致可以作为参考。白照杰说：“‘三洞箓’等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可能是史家对当时道教内部事务了解不够充分所致。”

授道箓对于修道者是普遍的。唐玄宗曾遥礼（指不出现在授箓的法事现场）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受过上清箓；唐代宰相李德裕也曾受过道箓，但他们显然都不是真正的道士。

明孝康张皇后箓职牒图卷美国圣迭戈艺术博物馆藏

《长安三万里》出现的玉真公主，在岐王府里以复刻唐代仕女图中的丰腴雍容的形象出现，后来才成为道士。实际上，历史上的玉真公主十六岁已经入道门。玉真公主常以玄宗处理道教事务的特使身份出现，二人兄妹情深，玄宗晚年被儿子肃宗幽禁后，也只有玉真公主陪伴左右。

天宝二年（743 年），“梦真容”运动正盛，玉真公主接到玄宗命令，在老子故里谯郡紫极宫建斋设醮(jiào，祭祀仪式)。回京途中，玉真公主遍访名山。经过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时，玉真公主进行了一次受箓仪式。这是她至少第五次受道箓，也是道教最高一级的受箓仪式，得到毕道法位，晋身“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师”。作为道教科仪最高品阶，很少有道士能到达这一层级。

这一事件被记录在《玉真公主受道灵坛祥应记》碑上。这块碑是李白好友、西京大昭成观威仪使元丹丘奉敕修建。元丹丘的工作，主要在道观里负责管理礼仪和规矩。他也是李白最好的朋友。志趣相投的两人，相识于微时。李白为元丹丘作诗十余首，赶上了杜甫为李白作诗的数量。

“玉真公主多次受箓，是一名真正的道士，李白就不一定了。”白照杰表示，在唐代，如果想入道门成为真正的道士，受学者需要同时接受箓、经、戒、法器等一套入道“装备”，按照法位等级递升，并要将户籍隶属于道观，“道籍”在册，方能成为获得官方和教内双重认可的“道士”。

唐代对道士的管理约束，远超其他时代。按照唐代的法位制度，道士必须在某个道观入道籍。如果李白是一位真道士，他的户籍必须从四川老家迁到某个道观里。朝廷会给道观分田地，在两税法实施前，甚至不需要缴纳赋税。

这种仿效佛教僧人的管理制度，与此前松散的道教自治组织形态大相径庭。唐代以前，道士的户籍在自己家里，“出家”不是严格规定的律条。

来源：张兴发《道教法箓体系和奏职体系考辨》

学道三十年，道行几何？

李白所受道箓，属于什么等级，“道行”高低？尚无古籍记载，但可从诸多诗文窥见其热忱。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在齐州（今山东历城）紫极宫，著名道士高如贵为李白授箓(《李太白年谱补正》)；到安陵（今河北吴桥），李白请高如贵弟子盖还为他“造真箓”（制作一份道箓）。

为表示感谢，李白为两人分别写诗相赠——《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访道安陵遇盖还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

在魏颢《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中提到，李白“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或时束带，风流蕴籍”。在外人看起来，李白扎起皮带，身着道袍的样子，潇洒风流。

齐州及当地的高道，影响李白至深。著名文艺评论家、《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作者李长之认为，对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最重要的四个地方（“岷山、嵩山、随州、齐”）中，山东（齐）远在其他地方之上；重要的人物有“东岩子、元丹丘、元演、紫阳先生、盖寰、高（如贵）尊师、参寥子”。其中，胡紫阳是李含光的徒弟，胡紫阳、元丹丘、元演三人是师徒；高如贵、盖寰是师徒。

道教徒李白对山东之熟悉、热爱及赞颂，甚至让人误以为他是山东人。“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誉”（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旧唐书·李白传》也称李白是山东人。

友人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云：“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采仙药为炼丹，《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中记载有炼大还丹。

除了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丹药外，唐代信奉道教的知识分子精英们，也希望通过学习获得经书知识。李白青少年起识经，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学道三十年。“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曾自言，五岁诵《六甲》。白照杰称，《六甲》是儿童启蒙的识字书，跟六丁六甲（道教神仙）没关系，解读为道教典籍有误。

李白熟读道书，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有“按《仙经》”之语。他还抄道书，诗曰“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游泰山六首其四》)。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访道，是道教徒的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他们酷爱旅游。道教的灵书都来自天上，这些从天上传下来的经书，凡人往往不得而见，道士们比如盖寰能够有幸窥见天机，一些诀窍只能他们口授。

李白给盖寰的诗曰“安陵盖夫子，十岁与天通……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蕊珠宫即道教经典中的天上宫阙。白照杰表示，作为一门神秘主义宗教，道教的经书不可随意外传，否则就是“盗窃天宝”，会招致“祸延九玄七祖”，祖宗都会下地狱。

写经者往往具备极高的文化修养，经书文辞优美典雅，很受文人墨客青睐。唐玄宗受过上清箓，始自东晋的上清经成为唐代显学，一度比其他经书更受官方重视。上清经等多种道教典籍是修道者皆需要研习的。司马承祯和弟子李含光凭借与皇室的关系，将上清一门发扬光大，以至于衍生出所谓“上清派”，甚至将司马承祯尊为“上清派十二代宗师”。

唐玄宗御注《道德经》，苏灵芝书

或许，有人好奇李白的法术高低，会不会驱魔？

在唐代，道教徒的人物画像，是爱好学习经书，希望取得学位证书，“如果能长生不老更好”的读书人。而到了南宋，经书易得，法术难学。后来人们熟悉的注重师承关系、组织严密，修习法术主导的道派传统，比如天心、神霄教等才大放异彩，同时诸如全真教等传统则转向心性修炼。

或许，李白未曾成为一名官方在册的道士，但是，虔诚奉道的他，“道行”被各路专家“背书”。皇帝身边红人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唐代诗人、书法家贺知章见了就称为“谪仙人”(《对酒忆贺监》)。贺知章在晚年辞官进入千秋观，成为真正的道士，传为一时美谈。

贺知章书《龙瑞宫记》

李长之认为，“假若道教算一种宗教的话，我敢说从来的中国诗人没有李白这样信教信得笃的，假若我们对道教只当作一种思想看，我也敢说从事的中国诗人没有李白受思想之支配受得这样厉害的”“儒教色彩曾经笼罩了陶潜，曾经遮掩了杜甫，但是却把李白几乎整个漏掉了”。他认为，李白学道的结果，“不能不说相当的成功。”

在《夏日山中》中，李白有一幅自画像：“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项洒松风”。道教“平信徒”，修出了仙人姿态。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

李白为授箓道士高如贵的赠诗中写道：“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对于藏灵书的“洞天”，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是最佳注解——“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从桃花林的洞口进入，是另一个平行世界。这里的居民“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他们从秦代累世居住于此，“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在洞天之中，可能有神仙，有灵书。

自南朝起，江南文人对自然山水的爱好成为一时风尚。白照杰分析：“和当今消费主义时代享乐式的旅游不同。古时进入山林甚至有生命危险。道教上清传统创造性地将这些山岳重新构建，成为有神仙居住其间或藏灵书的洞天福地，为其赋予新的意义。神灵不止居于秦汉之际远在海上的蓬莱仙岛，距离人世并不远的山岳，也能找到。神仙可能传授你仙法，或赠予永生的灵丹妙药。在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下，寻仙问道，一种浪漫化的想象，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不少山水诗、山水画由此得以创作和传世。”

《虎溪三笑图》，南宋，佚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道教的洞天福地，即“通”天福地，洞天之内或另有日月；今有成语“别有洞天”。洞穴成为连接“人间”和“仙境”的门津，为古代文人提供了超越凡尘的想象空间。

洞天福地，大多位于江南，只有王屋山位于北方，在东都洛阳附近，而且排名第一。作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王屋山在人间仙境里位置最高。道教早期的著名人物，如仙人王子晋、清虚真人王褒、道教理论家葛洪等都曾修道于此。

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玄宗诏司马承祯入东都洛阳，并允许他在王屋山“自选形胜，置观以居之”。

司马承祯像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王屋山阳台宫道院落成。历代修缮的王屋山阳台宫的大罗三境殿，为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保留有唐、宋遗制和风貌。今天仍然能看到一部分古壁画（或非唐代），在东西两壁面。

据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土屋昌明研究，阳台宫的壁画完成的日期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6 月 12 日，壁画上描写着各地洞天与上清真君，并加以简单解释，形成“事迹题目二卷”，司马承祯将这些壁画的内容提交给了玄宗。

土屋昌明认为这个“事迹题目二卷”正是《天地宫府图》的蓝图。

根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有关记载，司马承祯阳台宫内作山水壁画，画高一十六尺，长九十五尺，画中仙鹤、云气、山形、涧壑无所不包。

“司马承祯对道教圣地的关注，已经不局限于‘五岳’，而是在整理前代知识的基础上提出完整的洞天福地体系。他整理的《天地宫府图》，经唐朝杜光庭再完善形成《洞天福地记》。”白照杰说，“这套道教洞天福地的说法，基本上延续至今。”

《天地宫府图》，理出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王屋山洞，排在十大洞天之首；《桃花源记》提及的桃源山洞，成为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三十五名；《长安三万里》中，受羁押后的李白让宗夫人回庐山等他。庐山洞，排在第八小洞天。宗夫人仰慕的女道士李腾空，也是玄宗朝宰相李林甫的女儿，其道观正是在今著名的旅游景点庐山九叠屏（五老峰）。

朝圣之旅，留下唯一传世书法《上阳台帖》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观，看到了阳台观的绘有洞天福地的山水壁画，壁画笔法之老道，令他惊叹。李白写下《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唐李白上阳台帖》

关于李白的书法造诣，晚唐裴敬作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指出“于历阳郡得翰林与刘尊师书一纸，思高笔逸”。相比时人主流推崇的“二王”体，李白、张旭属另类。

宋代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上阳台帖》历代典藏，成为李白唯一传世书法。

李白从道教思想中汲取了“自然”的力量，塑造形成本真、洒脱的审美观，既在诗中，也在书法中。

上王屋山，是李白的一次朝圣之旅。既是为道教圣地王屋山，也是为司马承祯。李白写《上阳台帖》这一天，正是司马承祯的忌日（刘大彬《茅山志》）。

有说法称，继陶弘景之后，最重要的道教人物是司马承祯。白照杰指出，“司马承祯自然是很有创造性的道士。但实际上，司马承祯深受皇帝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显赫的师门关系。唐高宗曾为司马承祯的师父潘师正在行宫旁边修过道观，方便二人见面以请教道法。潘师正的师父王远志和李渊及李世民交好，为大唐创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立下过大功。王远志创造的祥瑞甚至帮助李世民上台。”

二十多岁的李白曾在江陵游历，见过地位崇高的司马承祯。让李白在京城名噪一时的《大鹏赋》开篇写到，“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自此，他以司马承祯为“希有鸟”（传说中的神鸟），而一生自比大鹏。

开元十四年（公元 726 年），司马承祯已经在王屋山修行，李白经过渝州谒见当时的大名士李邕，写下豪气干云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如后人所知，入世或出世，让李白内心常产生矛盾之感。对现实有参与的热情，又有不得入其门径的无奈，“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