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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文

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大国，俄罗斯一直不容忽视。一千多年来不断的拓殖和扩张，不仅使俄罗斯成为领土最大的国家，而且深刻影响了地缘政治，改变了世界格局。俄罗斯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在国歌《俄罗斯，我们神圣的祖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俄罗斯人感到骄傲的不仅仅是最大的国土面积和国际地位，很大一部分也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它正是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所叙述的内容。透过作者提纲挈领的叙述和分析，俄罗斯诞生与成长的历程清晰展现，毋庸置疑，对俄罗斯历史的追溯也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当下的俄罗斯。

《旧制度下的俄国》

[美]理查德·派普斯 /著

郝葵 /译

后浪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3年7月

世袭国家的建立

派普斯将1917年之前的俄罗斯定义为世袭国家，他对世袭做出了如是定义：1、统治权与所有权混为一体以至于难于区分，且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与经济权力的行使方式相同。2、世袭统治者不承认其臣民财产权的存在。3、在世袭国家，对政治权威没有官方限制，也没有法制，没有个人自由。但是却可能存在高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构成的体系。

1974年《旧制度下的俄国》出版之时，作者就已经在书中强调了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对于其拓殖的影响。

首先，俄罗斯和加拿大一样，属于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国家，亚热带地区克里米亚、高加索和突厥斯坦19世纪中叶才被俄罗斯吞并。北方的土壤贫瘠降雨分布不均，每三次收成就有一次歉收。此外，俄罗斯的农耕季节短暂，仅有4-6个月，而西欧则是8-9个月。土地的贫瘠、降雨的不均、农耕季节的短暂，导致俄罗斯农业长期低产。

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俄罗斯作家的小说可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俄罗斯农民自古以来就在压迫下苟延残喘，为勉强维持悲惨生活而刨土觅食。但派普斯指出，俄罗斯农民其实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困境在于无法实现显著的盈余。由于农业回报微薄，加上生产的改善未能使农民受益，农民对提高土地生产率没有多大兴趣，反而更愿意开发利用新土地。正因于此，俄罗斯人热衷于拓殖，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如是写道：“俄罗斯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拓殖国家的历史。”

公元9世纪，诺曼人奥列格建立了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基辅公国。基辅公国在12世纪瓦解，分裂成三个地区：北方的诺夫哥罗德；西部和西南部不久被立陶宛和波兰占领；东北部政权后来被莫斯科公国接管。1237-1241年，蒙古人征服俄罗斯，1243年建立金帐汗国。在此期间，莫斯科公国渐渐崛起，并逐渐扩张。1493年，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凡三世声称自己为“全罗斯大君主”，1500年左右，金帐汗国灭亡。

在莫斯科公国期间，俄罗斯的世袭色彩已经非常明显：地产世袭，奴隶和贵重物品世袭，捕鱼和开矿的权利是世袭，甚至一个人的血统或出身、被视为商品的政治权威也是世袭财产。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在遗嘱中将莫斯科公国称为其世袭遗产，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将公国传给其子。伊凡一世的孙子则不仅将莫斯科公国定义为世袭财产，而且将大公头衔也定义为世袭财产。

在本书中，派普斯揭示了12-16世纪俄罗斯的封建制度与西方封建制度的根本区别。西方的封建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

1.政治的分权化。自查理曼之后，西方的政治权威在理论上是国王，但是，伯爵、公爵、侯爵、主教和其他有实权的封臣与国王共享权力。在封地罗斯的时代，王朝由大大小小的王公组成，每个王公对皇位有同等权利。而在中世纪的俄罗斯，波雅尔、主教未能分享政治权威，分权是因为王公数量众多，而非实力雄厚的封侯分享了王公特权。

2.封君封臣关系。西方制度中的封君封臣是一种契约关系，封君为封臣提供生存维护与保护，封臣以宣誓效忠和奉献作为回报。在俄罗斯，王公与波雅尔互相都不承担义务。

3.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在西欧封建制中，采邑（土地和职位是作为封臣效劳封君的回报临时性获得）和封君封臣关系结合，采邑的职位一般均可世袭。但是，15世纪70年代出现在俄罗斯的有条件土地占有制，却变成了一种摧毁封建的制度。

派普斯强调，莫斯科公国与西方国家不相同，莫斯科公国没有私有制的概念，所有的财富都被认为是属于大公/沙皇的；这条特殊路径导致俄罗斯成为了一个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根本不同的国家。以私有财产为例，西欧一些国家很早就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而俄罗斯直到19世纪之后，统治者才开始谨慎对待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在派普斯的另一本专著《财产论》中，表达得更为鲜明。

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全力学习西方，在军事、科技、教育、行政等各个领域实施改革。但在派普斯看来，彼得只是对莫斯科公国体制的改良，使之变得更加合理，更有效率。而叶卡捷琳娜二世才让俄国体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社会阶层与宗教

《旧制度下的俄国》论述了俄国社会的四个阶层：农民、贵族、资产阶级、教士。通过对四个阶层的分析，俄罗斯旧制度坚不可摧的原因昭然若揭。

1858-185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俄罗斯总人口为6000万，其中1200万为自由人——包括贵族、神职人员、市民、个体农民和哥萨克等。其余的4800万人分为两种：国有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但并非农奴；地主农民——生活于私人土地，人身受到束缚，也就是真正的农奴。农奴占全国人口的37.7%，大约2250万。从农奴的分布来看，以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比例最高。

俄罗斯的国有农民成分复杂，主要由皇室领地居民和剩余的“黑地”农民构成，绝大多数“黑地”农民被分配给了侍臣阶层。所谓“黑地”，指的就是那些既非被王公所占有，亦非被世俗和宗教世袭者占用的耕地，即应纳税的土地（区别于教会和侍臣阶层无须纳税的白地）。黑地大部分是农民自行在林中开垦的耕地，但城镇和贸易点也包含在内。到18世纪，加入国有农民群体的还有还俗的修道院和教会土地上的农民、鞑靼人、居住在俄罗斯中部的芬兰族裔、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游牧民族、独立耕种者等等。

而农奴也有不同类型：有的是以租金履行对地主的义务，有的是通过劳役或强制劳动履行对地主的义务。派普斯强调：农奴不是奴隶，俄国农奴居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非奴隶宿舍；农奴在田间干农活受到自己的父亲或长兄监督，而非监工监督；此外，农奴的劳动成果归自己所有并一直拥有财产。地主对农奴拥有的权力，主要是税收代理人和征兵代理人。只要自己愿意，农奴就可以在自己的木屋和家人度过一生。

虽然地主有权把不守规矩的农民交给官府，进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在1822年到1833年间，平均每年被流放的农民仅为107人。相对于总人数为2000万的私人农奴数量，这一数字确实不多。1820年，一位英国船长用四年时间徒步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他的记录显示，俄国农民的处境比爱尔兰农民更好。

另一方面，地主对农奴的压迫普遍存在。地主希望农奴早早结婚，让出嫁之前免除劳役的年轻女性尽快工作，许多地主将农奴女子纳为妻妾。而农奴制最恶劣的特性在于权力本身固有的恣意性：农民不能起诉地主，也不能出庭作证。尽管地主很少能够将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他们可以这样做，并且能够杀鸡骇猴。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地主预见农奴制即将废除，于是将50万农奴变成自己的家仆。对此，农奴无计可施。

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农民的暴动不多。17世纪70年代才爆发了斯捷潘·拉辛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1773-1775年爆发了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第二次农民起义。俄国农民几乎从来不反对沙皇，他们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地主和官员。俄国农民对制度的存在没有认知，更不必说颠覆整个制度。

1861年，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但土地分配不公正未能充分解决，没有基于农民成分的公民权。保留村社虽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财政控制的功能，但牺牲了经济的发展。税收负担过重，社会和经济障碍，人口的增长等因素使得农民难以依靠农业养活自己，1905年和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农民起义。

在俄罗斯的社会阶层中，贵族最有实力，也最富有，最受法律保护，受教育程度最高且最具政治意识。但是，贵族的行政管理权力和经济权太小，不足以与君主抗衡。而地方普通民众不信任非常富有的大贵族，也拒绝跟随他们。

为了避免让大贵族在地方上雄踞一方，沙皇将赏赐给贵族的土地分散于各个地区，这大大降低了这一阶层庞大集体资源背后潜藏的政治实力。为了阻止波雅尔和贵族形成紧密团体，俄罗斯坚持让侍臣阶层的职位对下层和外国人开放。此外，俄罗斯还邀请和接纳了很多外国人为贵族，将大俄罗斯族贵族的比例降到很低。

由于皇权随时可以收回土地和农奴，这使得贵族倾向于依赖皇权。俄国贵族在政治上无力，尼古拉一世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后不再信任他们，但并不惧怕他们。在旧制度之下，俄罗斯富裕的贵族沉湎于奢华的生活，中间阶层的贵族是创造俄罗斯文化的主体，两者对政治都没有兴趣。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贵族阶层渐渐没落。

在西方，资产阶级大力推动了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在俄罗斯，资产阶级一直受到统治者的牢牢控制，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并且向统治者谄媚，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缺席”。

在宗教方面，公元987年，俄罗斯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从拜占庭接受的基督教（东正教）一开始就匍匐于皇权之下，与罗马的基督教有巨大差异。俄罗斯的东正教一直委身于沙皇，对政治不公和社会不公麻木不仁，因此失信于民。

知识分子的兴起

在1900年前的俄国，没有哪个旧制度下的经济或社会群体有能力或有意愿去对抗皇权，挑战其对政治权力。在此体制之下，皇权乃所有物质的终极来源。任何一个群体，想要获得物质利益或维护既得利益，就必须千方百计讨好皇权，与国家合作——商人、贵族、农民莫不如此。

按照派普斯的区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受教育阶层中身份显赫的群体；狭义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90年代指的是革命者——他们必须坚决反对旧制度下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并积极投身于颠覆旧制度的斗争。“在俄罗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从最开始就完全是以伯克所认为的最不应该的方式展开的，即以抽象的理想为名。”

本书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着墨不多，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叙述从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开始。1731年，俄罗斯建立了武备学校，其训练日程安排松散，这让年轻贵族有大量时间投身于戏剧和诗歌，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贵族自由宣言》使得贵族阶层摆脱了强制性国家服役，更多人进而有时间从事知识活动。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进入了黄金时代。

众所周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少女时代就喜爱法国启蒙哲人的著作。她和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有书信往来。《失败的融合》显示，应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狄德罗曾到过圣彼得堡，并多次与其见面交谈。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堪称“仁慈”，但狄德罗仍称她为一个彻底的“暴君”和独裁者。

《失败的融合——狄德罗、叶卡捷琳娜与启蒙的命运》

[法]罗伯特·扎勒特斯基 /著

徐达艳 /译

东方出版社

2022年2月

《旧制度下的俄国》揭示，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的第一个10年内，俄罗斯的图书出版数量增加了五倍。她还创办了俄罗斯第一份期刊《万象》，并以笔名亲自为该刊撰稿。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于启蒙思想并非“叶皇爱龙”，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后，叶皇还是开始压制独立思考。

俄罗斯的公共舆论有两股潮流：一为保守民族主义，一为自由激进主义。俄国保守民族主义的奠基人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他曾在近卫军服役，这支近卫军帮助叶卡捷琳娜二世登上了皇位。诺维科夫在1769年创办了《雄蜂》杂志，并且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论战，但后者以各种方式支持他，并给予补贴。诺维科夫是共济会会员，认为一切邪恶源于人的堕落，他从未质疑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形式，也没有质疑过农奴制。

而俄罗斯自由激进主义的先锋是亚历山大·拉吉舍夫，他以游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而获得了声誉。他在书中揭露了俄罗斯地方生活的丑陋面，并坚决反对农奴制，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因而奉其为先锋。法国大革命发生后，诺维科夫和拉吉舍夫两人被判终身流放，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保罗一世登基后才将两人释放。

1825-1855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是德国唯心主义，他们痴迷于黑格尔和谢林。到1855年之后，平民知识分子崛起，唯物主义否定了唯心主义并取而代之。1836年，彼得·恰达耶夫发表文章认为，在世界上各个主要的国家中，唯独俄罗斯没有为人类文明做出任何贡献。这篇章引发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争论，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形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

从1860年到1880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激进运动风起云涌。1870年左右，米哈伊尔·巴枯宁和彼得·拉夫罗夫号召年轻人放弃大学学业到农村去，数千名青年响应了号召。然而，农民极度渴望获取财富且不在乎获取财富的方式，他们要么对这些年轻的大学生置之不理，要么把他们交给警察。由此，激进运动分裂，一派对人民无限信仰而被称为民粹派，一派转向恐怖主义，还有一派转向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

从旧制度到警察国家

那么，俄罗斯如何从旧制度崩溃之后转向警察国家？对此，派普斯从官僚体制的变化、司法制度的建立到改革的失败等方面描述了这一进程。

在俄罗斯，历代沙皇都将拓殖看成最重要的事业，为了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就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在军事上。这导致俄国政府投入行政机构的经费不足，官僚机构规模太小。因资金匮乏，政府数个世纪没有为公务人员发薪水，因此允许他们“用为官之事来养活自己”。这使得俄罗斯官员专横跋扈且贪污腐败的恶名远扬，并成了常规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经过几个世纪之后居然发展成一套精致礼仪。“有罪的收入”指的是牺牲皇室利益获得的收入，“无罪的收入”指的是牺牲社会公共利益或法庭贿赂获得的收入。在彼得一世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获得“有罪的收入”可能会被追究；如果平民受害，官员们也很少受到追究。

1864年，俄罗斯实施了司法改革。所有刑事犯罪案、政治案件都经过正常的法庭审理程序，所有审判公开，诉讼程序在官方主办的《政府公报》全面报道。但是，激进派知识分子及其同情者破坏了这一改革。

起初，政府将政治案件交由有陪审团参加的普通法庭审理。政治案中的被告把法庭作为讲坛，发表演讲攻击现行制度，而这些演讲随后刊发于《政府公报》。大多数陪审员法治观念淡薄，不愿做出有罪判决。1878年1月，恐怖分子开枪刺杀圣彼得堡警察局长，致其重伤，竟然被陪审团无罪释放。这一荒谬的判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自由派理论家鲍里斯·契切林也感到很愤怒。对道德和法制持双重标准破坏了法制。政府借此将政治案件交给军事法庭和参议院审理。

1878-1881年是社会革命党人恐怖活动的高峰期。1878年8月4日，一名恐怖分子在彼得堡街头持刀刺杀了宪兵总长，致其死亡。由于恐怖活动不断，沙俄政府反应过度，逐步出台了各种应对措施，一个现代警察国家逐渐形成。1880年8月，俄罗斯成立了国家警察司，1883年普通警察的人数接近10万，奉命与宪兵团合作。内务部长兼任宪兵总长，内务部长的副职（警察司长兼宪兵团长）实际指挥宪兵。1881年8月14日，安保局成为常设机构。

此时，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改革陷入两难：官僚群体为了维护特权而反对政治改革，每当激进分子行刺沙皇或其他高级官员之后，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就会要求更严厉的警察措施。然而，恐怖组织民意党将亚历山大二世作为暗杀对象——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被炸弹炸死。

继位上台的亚历山大三世采取了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并且终止了改革。1881年8月，他签署了《关于维护国家秩序与社会安定的措施以及在国内特定地区实施安保强化状态的规定》，这一法令使得内务部获得授权，可以在任何地方实施强化安保状态，但实施超常安保需要沙皇和内阁批准。自此，俄罗斯“政治警察全能”，警务人员可以凭借主观印象而不顾客观标准，确定影响国家安全事项中涉事者的罪责。1882年3月颁布的一项法令宣布，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被公开监管，受监管者必须交出个人证件，有义务随时接受警察对其住所的检查，未经警方许可不得搬迁等等。

尽管如此，俄罗斯警察国家的体制仍比较粗糙和原始。严厉的镇压和社会控制不仅没有阻止革命，反而让俄罗斯社会更加激进。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商榷：俄罗斯农民的日子决不算好

尽管《旧制度下的俄国》成书于半个世纪之前且具有冷战色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对俄罗斯旧制度的描述和分析，还是对俄罗斯世袭制度的演变，都显示出作者过人的史识。

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旧制度，或许还需斟酌。首先，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俄罗斯对外战争不断，并且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叶卡捷琳娜二世有一句名言：“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我脚下”。为了服务于拓殖，俄罗斯的体制就必须做出相应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并未触及世袭体制的核心，也没有将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国家。

其次，俄罗斯的改革大都由沙皇自己主导，皇位世袭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此外，《旧制度下的俄国》对于农民生活的描述或许过于乐观。《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一书显示，在1801至1917年，有超过100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农奴制加深了对农民的控制，农民和国家的暴力冲突增加，1707-1708年爆发了布拉文起义，1773-1775年爆发了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人和农民起义；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但因为逃避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而成为流浪汉。

考虑到1858-1859年俄罗斯的农奴占全国人口的37.7%，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流浪汉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农奴。因此，《旧制度下的俄罗斯》称“在1822年到1833年间，平均每年被流放的农民仅为107人”或许并不准确。正如派普斯在书中所说，地主是国家向农奴征税和征兵的代理人，因此不难想见，其压迫和剥削或许比派普斯的描述更加严重。

此外，《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一书显示，作为俄罗斯贵族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完全不能抗拒农村女子的肉体魅力，除了和妻子索尼娅生的13个孩子，托尔斯泰至少还是自己庄园村子里十几个孩子的父亲。而屠格涅夫也与自己的农奴有几段风流韵事，其中一个甚至给他生了两个孩子。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例子显然并非个案。所谓“绅士的权力”，其中蕴含着土地主对于农奴的妻子、女儿等拥有性压迫和性剥削的权力。

《娜塔莎之舞: 俄罗斯文化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曾小楚 郭丹杰 /译

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除此之外，地主是国家向农奴征税的代理人，这也意味着，地主很容易借此上下其手，假公肥私。本书还提到，1917年前，俄国的行政秩序是一种特殊承包体制，官员只需要将剥削来的财富按照固定份额上交给国家即可，从百姓身上压榨出来的剩余部分，皇权并不关心。

金雁、秦晖合著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第二章）显示，事实正是如此：因为领主不愿看到某些农奴“财大气粗”而目无尊长，而宁愿使他们都平均地安于依附地位。领主们甚至往往违背国家法律，抛开村社机构直接以警察方式推行“平均主义”。当时在份地与租税均衡的原则下，份地分配原则上是按人头（男性）平分，所以税负也以人头税为主。然而18世纪的许多领主却违法强行规定领地村社内的人头税不按“人头”而按劳动力来分配，人为地加重劳力充裕之家的负担(他们的份地仍按人头分得），以使农民财产平均化，保证主人的均衡收入与高贵身份。

因此，俄罗斯农奴面对的困境至少包括：1.一旦被迫服役，就面临九死一生；2.在经济上，被土地主控制3.在生活上，妻子和女儿很可能成为土地主发泄性欲的工具。4.不能起诉地主，且不能出庭作证，面对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只能打落牙齿往口里吞。

这种境遇无论如何说不上好。因此，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一书的观点，或许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本书对俄罗斯旧制度的描述全面而精到，让今天的读者觉得并不过时且不失精彩，派普斯若地下有知，也足以感到欣慰了。

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的旧制度不仅塑造了过去，而且深刻影响了现在，它也必将影响将来。如何打破历史的桎梏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是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难题。

（作者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