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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北宸/文

张磊夫（Rafede Crespigny）的这本皇朝史的名字如果叫《新汉书》，会觉得眼前一亮，而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就是安分守己西方叙事的意思。我们习惯于顺着教材称后汉为东汉，是根据两个被王莽伪朝截断的两汉都城相对位置而命名的。各代有各代的习惯，虽然之前千百年的主流都是称后汉的。

张氏在序言中郑重申明，他之所以特别地称后汉而不愿意称东汉，第一就是“正史《后汉书》和当时其他的主要文本都使用‘后汉’。”这句话至少让七十岁以上的中国老百姓很受用——他们都知道“后汉三国”，这主要是弹词鼓书的熏染。宋元以降，自由讲学就和民间说书勾连不分，这种传统一直到建国早期还在。学界和教育界的改革影响是渐次出现的，终于普及了说后汉就要愣神的几代，也终于在此时看到出版物有后汉名词的重现。

西学东渐后，随改开出现的还有西汉学东渐，就是为数不少的西方的汉学家群体，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历史研究，其著作经翻译传回故事发生地。人都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越是族类迥异、文化不同的人看自己就越是别有风致，这感觉真的很妙。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代一股脑儿地出了290本此类译著，系列名就叫“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又在丛书中选了特别版精装发行，但至今出版的只有一部《国之枭雄曹操传》，而作者就是张磊夫。

遗憾不是没有，最主要的就是隔靴搔痒。母语不同，又隔着翻译，几道手之后看到的只能是大概，免不了有些“意难平”。比如书名的英译汉名字是小字体，显眼的大字体中文不知是译者还是出版者后加的，叫《洛阳大火》。我也没免俗，就近选了书中最具西范的一句话做为本篇的题目。

《洛阳大火: 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

[澳]张磊夫 /著

邹秋筠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一

世界上只有中国是延续至今的古文明。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一般规律是：几乎每次改换，都有兵燹战火。恰好古代中国建筑无分朝野都属于易燃的土木结构，所以废墟的交替也往往是政权交替的表征。多厚实多富足的朝代，都被革命者一把火了之。

第一把革命大火出自项羽，刘邦守护的好好的宫室楼阁，被烧得毛干爪净，杜牧《阿房宫赋》中哀叹“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虽然不济，但总归接近现实，陈恭尹说“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就是聊以自慰了——没烧的书是你能看的么？何况不在现场能拾洋落儿的机会能有多少呢？事实上，只有在现场的萧何才有这个可能，他的功绩在于料事于先，但他应该只是把政策政权密接的书册能收的收了，而百家书怕是不在视野，作秀留给项王。之后前汉的罢黜百家和后来诸朝再没有百花齐放，与此应莫不相关。

烧宫殿几乎成了历代的规定动作，仓惶如李闯，还在撤出京城的时候一把火烧了紫禁城，只剩下藏书的武英殿作为功德。《洛阳大火》中的后汉，只有一处算得上“大火”的地方，也是烧了洛阳的宫殿。

185年春，洛阳皇城的南宫云台屋顶首先起火，蔓延至三宫，以及宫里的兰台、符节台和尚书台，两周之后才被扑灭。这场火有几个关键点：一、一个国家的核心建筑——皇帝居所范围能烧这么长时间，火得多大呢？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是强制主动的，三月只能说宫室极多占地极广，而后汉这场火，在帝国最强大的扑火形势下边扑边着，那这两周说明什么？二、起火不知缘由，但却知道是起于南宫云台。云台之于后汉，相当于祖陵之于大明，说无与伦比都不夸张。后汉开国定都洛阳，刘秀就住在南宫，而云台就是这个开国皇帝第一次会见群臣的地方。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但书中并未涉及的细节是，这个云台就是鼎鼎大名的云台二十八将的原装云台。那么这个地方着火，意味着什么？三、该年是灵帝继位的第一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的“灵”就是指的汉灵帝，这个恨人的灵帝继位之年，开国的象征处就被焚毁，“征兆”到底是迷信，还是至今科学解释不了东西？

出于普及教育和曲艺的浸染，现在的中国人在本能上提起前汉想起的是汉武帝；提起后汉想起的则是汉献帝。开国皇帝自不必说，非大强大能所不堪，衡量一个政权的尺度，除了国祚修短，重要的指标就是中兴皇帝的多寡、作为及国力。汉学家的研究大多止步于前汉及后汉光武时代，目前涉足并集中于后汉的，只有张磊夫。他认定“后汉完全可以和前汉相匹敌”，其显著代表就是和帝统治期，同时也看到“自此（和帝）开始，汉帝国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

和帝在公元88年继位，此时后汉开国已63年，距公元200年刘协禅国还有112年。如果按张氏说做一个后汉曲线图，就是一个明显马鞍形，马鞍形的顶端即是和帝。这个时期就像正午的太阳，糯大厚甜又温暖和煦，是后汉最美好的辰光。即使就事实而言，人们耳熟能详的后汉功绩也都出在和帝的统治期内。而最能全面体现这个模范统治的标本，就是班氏家族。

二

燕然勒石，是和封狼居胥并列的中国古代军事史的伟大战绩，都是勒石标识疆界和主权：一个是前汉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一个是后汉窦宪在燕然山。这两座山，都在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现称肯特山，燕然山现称杭爱山）。唐宋诗文中对这两次战役给予了慷慨的褒赞，如王维的“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由于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些诗词国人至今耳熟能详。勒石文叫做《封燕然山铭》，为窦宪军中一名中护军所撰，他就是班固——中国少有出现在重大历史事件现场参与历史的历史学家。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西域在班超都护任期内完全平定，丝绸之路北线的沿线50多个国家纷纷遣使带人质赶赴洛阳，请求归附。正北和西北方向的疆域拓展一起成为后汉开边功绩的双子座。难得的是，这个双子座都和班固有着奇妙的连接，但不止于此。班固的父亲班彪是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并把这种基因传给了他和妹妹班昭，二十四史之一的《汉史》就是这一家三口的合力之作——起于班彪，续于班固，成于班昭。和帝和班昭关系很好，让邓皇后和诸贵人都拜她为师。

和帝10岁即位，由养母窦太后摄政。4年之后，和帝发动政变夺回皇权。

在远景和轮廓上看，和帝像是康熙和乾隆的合体。夺权亲政的时候很像康熙，但远比康熙勇猛。和帝即位即加元服，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一般都在十四五岁。彼时其环境充满掣肘，远近臣僚都是窦氏集团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人，有的还有私人武装（窦景）。而窦宪本人就是大将军，为帝国最高军事统帅；皇庭内是临朝摄政的窦太后。

史料上可搜寻到的一点踪迹，就是和帝命废太子刘庆秘密进呈班固的《汉书·外戚传》草稿，用以阅读研究，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完成了政变的顶层设计。少年康熙时剪除鳌拜，起码后面有孝庄皇太后支持，而少年和帝几乎单凭一人之力，他赢了，最终把窦氏集团连根拔起。这次政变涉及的史料很少，缺少必要甚至是基本的细节，只能从结果推断其过程，而这种神秘恰恰反应出和帝有难以置信的掌控力。

这次政变之后，被封侯爵的多是宦官，以此推断，宦官在这次政变中居功厥伟。这是宦官封侯的开始，它强力违背和打破了高祖白马之盟规定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成法。之所以说强力，是因为被封侯的不仅不是刘姓，而且是宦官。张磊夫对此一直不解，“儒家士大夫、学者对宦官的鄙视轻蔑，导致中国古代宦官的形象有些令人迷惑……在后世史学家笔下，宦官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生性残忍、攫取非法权力的走狗，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

和帝的宦官封侯为后来的后汉开启了黑色之门。随之，准许宦官收养子，准许养子继承爵位，133年确定宦官养子袭爵制度，桓帝五侯，这样层层递进到灵帝时期，宦官政治达到顶峰。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这里的张让和赵忠都是宦官，在宫内任中常侍。

无论多大的祸患，开始的时候都是无大害的。比如和帝在去世的前一年向天下推广造纸术，其发明人即是宦官——中常侍蔡伦。蔡伦在安帝继位的第一年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他发明的纸后被追称为“蔡侯纸”。

三

和帝身处后汉中期，国力最盛，史称其在位期为“永元之隆”，是前两任皇帝“明章之治”的集大成者。从这方面看，他和清代的乾隆很相似。不同的就是寿命。和帝只活了27岁。从其父章帝起，每一位皇帝都英年早逝，没有一个寿命超过40岁。相应的，和帝之后继位的皇帝都是少年幼儿乃至婴儿。和帝去世当晚，继位皇帝是其次子刘隆，当时才3个多月。

这种诡异的情形，成了和帝之后的朝廷常态，带来的结果就是每一代朝廷都充斥着派系斗争，斗争的内容大同小异，一方支持幼小的皇帝，另一方支持以幼帝为名摄政的世家大族。随着皇帝归政，中间还夹杂着对外戚集团的血腥清洗。这种清洗自和帝清洗窦氏开始，直到桓帝清洗梁冀集团。在中国的伦理谱系中，至亲按血缘分为宗亲和姻亲，非血缘的姻亲又称为戚，又因为戚在血缘以外，就称为外戚。后汉衰亡的教训，至少有明显的两点，一是外戚专权，一是宦官干政。这两点在后来的五代和唐朝均有不同程度地重演，和后汉合并作为划重点的复习资料，为历代皇权所警惕严守。作为封建社会收尾的清王朝，是遵守和破坏这种教训的典范，它对太监（即宦官）管理极其严苛，把后宫不得干政作为历代皇位传承的祖训，但出于和后汉相同的原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耗尽了清朝最后一丝生气。

虽然史学界不承认王莽的新朝和刘备的季汉，但还是公认汉献帝时期能记入后汉，虽然这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任何一个朝代和人一样，都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无论开创时如何辉煌，到灭亡时都是气息奄奄。但身处其中则不会感到这种变化趋势，比如汉献帝，随便截取他的任何一段单独看，事情都有转机的可能，直至禅位被封山阳公，复辟的希望还是在的。比较而言，汉献帝的境遇比宋高宗强不了许多，只是金人没有扣押宋高宗，而李傕、郭汜甚至在初平三年还允许汉献帝把生母王美人改葬文陵、籍田请雨、监督发放赈灾粮等。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李郭交兵之后直至禅位曹丕，他就没有一天皇帝的样子。

张磊夫的《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不是中国史学界定的后汉史。23年后汉还没有建立，该年既可以称是王莽伪朝的地皇三年，也可以称是更始帝刘玄元年，两年后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后汉的历史才开始。而该书叙述到220年也并未结束，而是接续了洛阳的城市史，从曹丕受禅迁都洛阳开始，浮光掠影地说到6世纪的隋朝，“在汉魏旧址以西新建洛阳城。历经周、汉、魏、晋的古老洛阳城荒废为农田，最终有铁路穿过这里。”这给读者极大的历史苍凉感，恍惚历史的不真实，也恍惚脚下的土地不真实。但除此之外，都是冗余，像是给汉译本题目补台。把洛阳史分为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分别补在书的开始和结束，又用一小段补了“大火”，说“后汉衰落有多种原因，但衰落的关键时刻很好确定”那就是189年9月22日晚，董卓在洛阳城外看到宫殿大火，率军入城。这场大火成了汉朝灭亡的信号，“以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这种看法虽然不能说不对，但无论从表述还是挖掘，都明显表露出仓促和肤浅，远不比上云台大火的水到渠成。

巧的是，跟火相对应的，书中叙述了两场有意思的雨。人们往往视乞雨为迷信，浑然不觉自己的祈福和求雨都是一样意思。在古代，求雨不单在民间，而是朝野普遍的行为。这两场雨都是皇帝求来的，而求的方式是行仁政以感动上天。94年京城大旱，和帝视察监狱释放无辜，免司隶校尉逮捕洛阳令，人还没回到皇宫天就下起了大雨，一连三天。另一次是在108年的夏旱，邓太后视察洛阳狱，发现冤狱后逮捕了廷尉和洛阳令，雨也是在她回宫的路上就开始下起来了。读到此节不由人不生感慨：洛阳令的素质从董宣以后就都这么差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