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邹刚/文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Graeber）是国内学术界比较熟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精神领袖。中信出版社发行了他的《债：第一个5000年》译本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11年格雷伯约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到纽约时代广场一家小拉面馆赠送样书时，温格罗惊喜地发现格雷伯这本书扉页上写的是：“献给大卫·温格罗，他唤起了我对过去的兴趣”。

这里的过去当然是指“第一个5000年”之前，两位学者从此开始了温格罗称之为“一场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对话”，几乎每天两人都有一次以上的邮件交换，对话的结果就是有了这本两人合著的《万物的黎明：人类新历史》（以下简称《万物》）。

《债：第一个5000年》

[美]大卫·格雷伯 /著

孙碳 董子云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2年11月

一

为这部上千页不分卷的巨著写不是容易的事，美国最有影响力的TED论坛邀请温格罗介绍这本书，他像任何受邀人一样，只能在18分钟内概括自己的著作。他开门见山地点出何谓“万物的黎明”：相对于有文字记载的近5000年，这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3到4万年，至少应该是如日中天世界史的第一抹晨光。作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两位作者，让这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史事“有了现代科学的证据”。国内这本书流行的译名“万物的黎明”或“万物的晨光”只是不会意的直译，这里的“万物”指的是各种社会政治形态或组织形式，这些当代的人类治理自身的架构，在史前的晨光里都有过属于它们的黎明。

The Dawn of Everything：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David Graeber  David Wengrow / 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年10月

更进一步，探寻民主与专制的起源，不能止步于摩尔现代化道路的分析。人类学与考古学综合研究表明，在史前3至4万年黎明中，现代社会的民主和等级架构已经和平有序的存在。通过对北美温达特人和南美玛雅文明的案例分析，这些史前的人类根据劳作的性质，甚至季节的变化，可以在冬季采取等级制，夏季应用民主制，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无需国家，人类早就可以自由地过渡到治理自身的最合适形态。结论是“我们一直都在问错误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探究不平等和国家缘何出现，西方价值的普适性，以及民主与专制的起源。

现今学术界根本无法回答本身出了错题的问题。将民主的始点安放在希腊城邦是移花接木，推出自由民主根植于西方更是错上加错。在民主有记载前的3至4万年里，史前人类自发地演化了民主和等级制度的混合治理形式，用当代语言说，他们“生活在从封建到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中”。忽略“万物”的血缘，就无法分析民主与专制、东西方文明，以及各种主义的基因，现代学术界深陷因为问题无解就将错就错发问的陷阱，如此大胆推论引起了本书出版后巨大的影响和争议。

无独有偶，一个半世纪前，对人类学和考古学都有造诣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摩尔根，在同一片土地上和同一段时期内，以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组织和家庭组织为案例，在他的经典《古代社会》中将“万物黎明”前的人类生存形式划分成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万物黎明”后的文明社会。恩格斯指出摩尔根的贡献在于“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资本主义启蒙时期流行的口号“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万物》沿袭了《古代社会》的追根溯源。

两部经典的结论南辕北辙，《古代社会》有很强的进化论倾向，蒙昧、野蛮到文明阶段是一个从低到高线性进化的过程，其结论引发出恩格斯的经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将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读书笔记整理成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依次经过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万物》则认定人类可在较平等的民主和较专制的等级制度循环过渡，无需国家的产生。更激进一点，格雷伯以无政府主义主张反对资本主义弊端为著称。鉴于他的“左派”观点，耶鲁大学没有给他终身教职。他向美国二十多所大学递了求职申请，没有一所大学给予他面试机会，最后是被较宽容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收留，格雷伯三年前在休假中突发疾病过世。

这部在国际出版界引起巨大反响的《万物》，竟还见不到简体或繁体字的中文版，众多中国草根读者迫不及待地啃读《万物》原文。网名为“手柄与碳酸汽水”的网友甚至“渣翻”了《万物》第一章，另一个网名为“人类世城市哲学”的网友将书名译成《万物的晨光》，并逐页逐段地撰写读书笔记。因此，国内知识界提到大历史，众口一词地推荐两本已有中文版的畅销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下简《枪炮》）和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下简《人类简史》）。

二

戴蒙德出版于1997年的《枪炮》应该与他之前1991年发表的《第三种黑猩猩》和之后2019年发表的《剧变》结合起来看，从而理解被作者构画作为“第三种黑猩猩”的人类到现代社会国家危机与剧变的宏大历史。《万物》的作者认为学术界考问历史时问错了问题，《枪炮》的成功在于开篇问了一个找不到毛病的问题，并且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将明明是自己的问题安放在新几内亚部落首领亚力的身上。戴蒙德归纳后的“亚力的问题”1991年就出现在《第三种黑猩猩》中：“为什么在过去1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枪炮》以500多页的篇幅作答可归纳为两句话：“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将人类社会在各大洲上各自发展的历史轨迹归咎于各大洲自然环境的不同，即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演绎了至少五个大洲平行推进的大历史。

将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枪炮》和《剧变》结合起来，初读《人类简史》前半部的一些惊叹就消失了，书中第一部分“认知革命”和第二部分“农业革命”，特别是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等耳目一新的论断，戴蒙德均以厚重的人类学和动植物学底蕴解析过了。《人类简史》的新意在第四部分“科学革命”。赫拉利运用生化和信息科技的突破，诠释后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构画出生化和信息科技革命成功后智人末日的阴暗前景。《人类简史》的成功不在于“史”，而在于“未来”。赫拉利将其所长发扬光大，撰写的姊妹篇《今日简史》和《未来简史》完全落在未来学领域内，与大历史渐行渐远，看上去更多是出版商挖掘商业价值所致。

戴蒙德和赫拉利共同之处是将大历史源头追溯到各种古人类，戴蒙德走得更远一些，将人的出现定格在其与黑猩猩产生生殖隔离、即人不能与演化成人的猩猩杂交生育开始。如此跨度的大历史召唤了古DNA学者进场，美国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大卫·赖克（Reich）写的《人类起源的故事》（下简《起源》）属这一群古DNA学者的代表作。赖克将他的发问直接作为副标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通过对欧洲、印度、美洲原住民、东亚人和非洲人五大种群DNA分析，《起源》还回答了在过去几万年中“我们到过哪里去”，这组邓晓芒哲学通识书开篇雷同的三个问题全部都以古DNA分析定量定性作答，DNA不会说谎，没有文字记载，或被当权者篡改的历史，将在古DNA分析中逐一纠正。《起源》引言译文第一个标题：“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赖克以古DNA分析为工具切入历史的企图心。

《人类起源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美]大卫·赖克 /著

叶凯雄 胡正飞 /译

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历史知识的欠缺导致赖克的历史诠释局限在追根溯源，英国BBC科学电视片主持人亚当·卢瑟福写的《我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来》（以下简称《基因》）以科普的方式弥补了赖克的短板。亨廷顿曾断言，西方文明价值观根植于最早从英国迁徙到北美，或是起源于五眼联盟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基因》花了大量篇幅说明：“相比盎格鲁人的血统，英国人可能含有更多的维京人血统，而源自挪威维京人的血统肯定多于丹麦维京人”。众所周知，挪威维京人的海盗秉性，是以绅士风范为荣的英国人最不愿挂钩的，尽管英国称霸全球过程中——特别是与西班牙海战——运用的恰好是挪威维京人剽悍的传统战术、甚至直接利用海盗作战。这种的精彩典故在《基因》中随处可见。假定DNA不说谎的话，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基本假设无法立论。

所幸《基因》的作者是英国人，很多古DNA史研究均有可能触及到一个国家或民族敏感的神经。从古DNA分析角度，一个种族是否征服另一个种族，征服者的男性与被征服者的女性混血后的基因组学可以作为证据，极端情形如匈奴杀掉当地全部男性。赖克在《起源》中提到他与印度合作者的经历，因为基因组学显示欧亚西部人征服过印度，导致印度合作者扬言中断合作。呆在印度过排灯节的赖克感叹：“我觉得我们的发现要被扼杀掉了”。好在“猫在科研所的客房里冥思苦想”之后，赖克第二天一早拿出北古印度和南古印度人的新名词方案，才有了《起源》中“碰撞中诞生的印度”一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戴蒙德《枪炮》中对日本种群的研究，基因组学上找不到唐太宗派500童男500童女东渡日本的故事。能证实的却是，日本研究者不想看到的其祖先来自朝鲜的男性和本地土著女性，即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朝鲜征服过日本的史前史。

三

涉及到人类历史，基因学家反复举的例子是将人的出现到现今算成一天，以此说，《万物》前的5000年不会超过一分钟，史前3至4万年也不过是一抹晨光或余晖的几分钟。大历史能否追溯到生物的诞生？还真有学者做了。美国著名思想家赖特（Wright）1999年出版了名噪一时的《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以下简称《非零和》），在《非零和》的巨大影响下之下，赖特创办了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的“非零和在线广播访谈”节目。2023年6月13日赖特邀请的嘉宾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以下简称《终结》）的作者、著名的思想家福山。在一个小时访谈中赖特开篇点题，说我们俩都以自己的方式写了一本涵盖从狩猎社会到现今世界的大历史，为《非零和》写过的福山马上纠正，你的大历史是从单细胞生命开始。的确，赖特的《非零和》将生物的衍化和人类的文化演进放在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框架上，从生物衍化到人类组织演进，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文化的产生和演进，使地球形成全球化后的统一大脑。作为克林顿总统的顾问，赖特讲到他最近遭遇到一次奇怪的攻击，攻击者将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归结为受了他非零和共赢策略的影响。

赖特进一步指出，他和福山的大历史书都极富争议，受到了众多攻击。他问福山最在意的攻击是什么？对所有批评者不屑一顾的福山这次提及了一个批评意见和一个事实。这个批评意见指出自由民主按本性不是稳态的，其政体的内部力量可以颠覆自由民主，导致历史不能以稳态终结。

反过来，福山很客气地暗示了赖特立论的缺陷，并用不客气的语言挑明，非零和博弈做定了博弈参与方的理性决策，福山提及他进入所谓政治科学后，发现正统的理论都做定参与者（A－gent），是谋求效益最佳的理性人。更进一步，赖特摆开他并不熟悉的非零和框架，或许能更好阐明从生物到人类文化演进的全球化格局。正如笔者曾指出摆开历史的终结，福山能更直接达到他的结论。换言之，这对学者理论上的争议性是自找的，但这正好成就了畅销书所需应极富争议性的特点。

（作者系美洲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文章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