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动资本创始合伙人张国津 受访者供图）

记者 郑晨烨 除了跨界拥抱新能源，A股的上市公司们当下也正在围绕ESG（环境、社会、治理）展开新一轮“狂飙”竞赛。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于5月份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2022年经营业绩分析报告》显示，逾1700家上市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了2022年的ESG相关报告，占比34%，较2021年多了300多家。其中，A+H股、央企控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发布率领先，银行、非银金融等行业的ESG相关报告发布率甚至超过80%。

此外，据《2022年普华永道资产和财富演变进程》报告预测，到2026年，全球资产管理公司的ESG相关资产管理规模将增加至33.9万亿美元，预计复合年增长率达12.9%，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总额的比例或达21.5%。

那么，对于投资机构来说，面对不断增长的ESG市场，如何正确评价并利用ESG原则进行投资决策，如何确立统一的ESG评级标准与理念，以规范当前稍显“混乱”的市场，就成为了相当紧迫的问题。

中国的ESG发展将何去何从？如何构建符合国情的ESG评价体系和投资模式？又如何通过绿色投资理念推动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近日专访了绿动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国津。

绿动资本是中国较早将ESG政策制度化的私募股权基金，并且对投资行为进行绿色影响力量化评估。作为绿动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国津具有丰富的ESG投资实践经验。

以下为专访实录：

关于中国ESG的发展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ESG发展现状？中国与海外市场在ESG实践领域都有哪些区别？中国企业未来如何进一步提高自身ESG实践水平？

张国津：首先，中国的ESG发展起步相对较晚，这是事实，我们现在其实还处于一个早期认知和摸索的阶段。但ESG理念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非常高。而且大家也看得出来，现在整个二级市场ESG实践参与的面非常广，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我们发展的后劲足，很多上市公司很重视ESG工作，把ESG报告当企业的‘第二财报’披露。

我认为，ESG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作为指导企业发展的新方向，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执行。

之前我们企业的发展，非常粗犷，没有边界。你可以去破坏环境，你可以去亏待员工，你可以逃避社会责任，但是现在不能这么做了，未来更不能，当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的时候，你要向国际的标准去看齐，不然的话会没有人跟你合作。

现在上市公司所关注的ESG披露和评级，我们看到大家都在引用很多国际通行的标准制定ESG的评级标准，像MSCI这种。这些标准是西方发展的，基于针对海外二级市场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工具，但海外市场里面机构投资者占绝大多数，例如各种养老金、捐赠基金、主权基金等等，而中国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

海外的ESG实践或者评判标准、工具，它的受众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但在国内，我们做ESG的时候，我认为受众变成了监管机构，中国是一个政策驱动的市场，所以我们做ESG的时候，做披露、做标准、做投资，我们得非常清楚，这个最重要的受众是谁？

因此，在我们推动中国ESG发展的时候，要了解差异，寻求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寻找开拓适合中国的ESG的发展之路。

未来中国的ESG发展怎么走，我认为有这么几点比较重要：第一，我们需要抓住一件事情的本质，比如转变整个管理的理念，先真正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再把ESG与企业的文化、价值观、管理体系融合起来。第二，要提高认识，公司要上下统一，不能高层在做，基层员工还完全不了解。第三，ESG的发展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来支撑，包括政策的完善、资本的开放，以及相关专业性服务的提升，例如评级标准、第三方数据以及ESG咨询。

总结来说，我们在追求ESG发展的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其内涵，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并努力构建健全的ESG生态系统，促进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推动中国ESG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把绿色影响力量化

：在ESG投资方面的主要策略和方法论是什么？

张国津：绿动资本自成立之初，就明确了我们要做的是绿色影响力投资。

这是一个双目标的任务，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财务回报，还有绿色的影响力。在ESG范畴上，我们比较偏重于环境这一块。要做好影响力投资，仅仅有资金还不行。我们要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特别是作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成为早期企业的有影响力的股东，并利用这个身份对企业进行ESG理念的引导，让他们接受并融合进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

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一套体系化的方法。绿色影响力投资可以理解为ESG投资的细分衍生，更强调影响力。

我们不仅要投资企业，更希望通过投后赋能，让被投企业成为行业的绿色引领者。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制度化，将理念固化为一套制度，使得整个机构的投资团队和投后团队真正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

在投资流程中，我们增加了对每一个被投企业的绿色影响力进行初步评估的环节。同时，我们要对绿色影响力进行量化，确保我们的整个基金的环境影响力是正向的。量化对于确保整个投资组合的绿色性非常重要，否则可能会出现反绿色的投资。

作为一级市场的投资者，我们投资的较多是早期企业，他们自身在企业经营的很多方面能力都较薄弱。我们需要通过投后赋能，将ESG理念循序渐进地传递给被投企业，并通过日常沟通交流，让他们理解并接受将ESG理念纳入公司战略目标。这里面可能涉及组织的调整和优化，以及提供一些工具帮助他们提升ESG实践的能力。

最后，我们要为被投企业铺一条路，对接各方面的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包括找人、找钱、找业务等，以及在具体业务方面对接培训机构、评级机构等。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资本实现绿色的属性和影响力，久而久之，培养出一批在细分行业里的绿色影响力引领者。我们不仅希望投资成功的企业，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些企业成为绿色发展的先锋，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一家企业，绿动资本是如何评价其ESG表现的？关键评价指标是什么？

张国津：我们投资的公司必须与我们的投资双目标一致。绿动资本寻找既有绿色效应又有商业价值的公司。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财务回报和绿色影响回报。我们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捐赠机构，而是一个投资机构。

所以，为我们的投资人获取市场化的回报是最重要的，是核心的。我们不能舍本逐末，光看它绿色了，但是没有回报。

实际上，ESG投资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它还是一个投资行为。但变的是我们的评估，因为在原有的评价基础之上，我们增加了对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的评估考量。从这一点上来说，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广为接受的标准，如MSCI这样的ESG评级框架，把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大范畴又划分为30大主题和35个关键议题。

我觉得现行的国际标准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覆盖面非常全面的体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需要重新创造一个轮子。绿动资本主要关注环境这一块，这是我们对ESG最聚焦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会兼顾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因为它们有内在统一。

在评估企业时，我们会看业务的本质对环境有没有提升或危害。同时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产品质量、供应链利益冲突等。还有企业的董事会机制，财务制度，比如是否有偷税漏税、公司治理是否透明等行为，都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此外，我们的绿色投资理念的核心是长期价值稳定的回报。我们还需要看企业家或创始团队对ESG的态度，它其实就反映了企业家的眼光和管理能力，如果他不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他是不可能将ESG有效地纳入他的战略范畴的。

一个投资案例：工业物流包装

：请分享一个有关ESG的投资案例。

张国津：我们在2019年投资的一家企业叫“箱箱共用”，它主要从事可循环的工业物流包装。

首先，我介绍一下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在工业物流中，无论是液体还是机械零部件，比如汽车或电子零部件，都会用各种各样的包装。我们现在看到的包装形态有许多一次性的，比如纸箱、木箱和铁桶，在物流环节中造成了很多资源浪费。大家现在看到很多白色垃圾实际上是在消费端产生的，但是工业端的数量可能要比消费端的还要多。而中国是全球产业规模最大、工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中心。为制造业构建工业包装大循环体系，需要标准化、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支撑，也离不开循环包装先进产能建设。

“箱箱共用”专注于工业物流环节，推动可循环包装的普及。比如他们的液体箱可以使用八到十年，再加上物联网和数字化平台管理，提高循环效率且减少丢失率。

为什么我们投资“箱箱共用”呢？投资的第一个重要逻辑就是物流包装行业市场非常大，且面临亟待解决的环保问题。中国的物流包装市场规模将近8000亿元，其中90%以上的包装都是一次性的。这些一次性包装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了7000万吨，占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大约6%。

第二个逻辑是，虽然在国内可循环的物流包装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国际上很多500强企业已经开始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供应链的减排工作。特别是一些大消费品品牌，它们投资智能可循环包装作为供应链减排的举措。这个趋势在中国也已经显现。此外，箱箱共用的业务模式非常符合我们的投资理念，因为它可以帮助客户减少30%到60%的包装成本，为客户赋能，而不是增加费用和成本。

第三个投资逻辑是我们非常认可“箱箱共用”的创始人廖清新先生，我们认可他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

第四个投资逻辑是“箱箱共用”有非常强的创新和研发能力，在可循环包装方面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它有望成为行业的龙头，引领行业绿色发展。公司在物联网软硬件、新材料的应用、包装工艺等方面有542项全球专利。

我们在投资后都做了什么？首先，我们赋能企业的第一点就是帮助企业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我们帮“箱箱共用”招聘了一位经验丰富的CFO，以此建立一个更高标准的财务管理体系。同时协助公司梳理其组织架构，并招聘或协助招聘一些支撑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岗位。

第二，我们还充分发挥了股东和董事会的影响力，帮助公司进行战略梳理。这不是一个强制的过程，而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步影响的过程。公司现在已经将ESG和零碳战略纳入为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箱箱共用”专门成立了ESG战略发展部，由这个部门来推动从战略层面考量如何将ESG发展与公司的业务结合，并把一些关键指标落实到各个部门。

他们通过与第三方认证公司合作，依托国际标准制定了一套量化体系，比如量化每次包装箱循环使用时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公司还非常积极地参与到行业的一些绿色标准的编制中，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做法推广到整个行业。

关于企业在ESG方面的“投入”

：如何看待部分企业的ESG实践流于表面？ESG标准对公司经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张国津：归根结底，ESG理念涉及我们如何去理解。当你不理解或不认同的时候，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做的，肯定是表面的工作。

对于ESG，所有的相关方可能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ESG需要投入，特别是对短期的影响，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都是要有投入的。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么看的：当你投资一个项目时，早期阶段现金流肯定是负向，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支撑项目的运行和成长，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正向的现金流，即投资开始产生回报，收入超过支出。这个过程是投资成长和发展的自然阶段，虽然风险较高，但如果项目成功，长期回报可能会非常可观。

所以对于企业在ESG方面的投入，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长期投资的话，其实你就不会纠结了。

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会在产品研发、生产设备更新、IT系统升级等方面做投入，他们没有纠结，因为他们知道不投入，经营能力就会下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但当前对于ESG，大家的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因为我们还看不到或者意识不到ESG的投入，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存在的关联。但是，如果有一位企业家他很有远见，有战略思维能力，他可能会看到五年以后，一个企业的经营理念如果与ESG相悖，肯定会被市场淘汰。

当你有这个认可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ESG上面的今天所做的任何投入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会获取回报的投资。

如果说我们认可ESG是一种投资，就不难理解，企业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利润降低或者要经历转型的痛苦。另外，当企业把ESG纳入管理体系的时候，中基层的不理解会增加管理难度，肯定也会有一些阵痛。

但是，你做了以后，从长期来看，企业能够提高抗风险能力，提高品牌的社会价值，也会增加客户认可度和员工满意度。

特别是在员工关系方面，现在年轻一代员工不仅仅满足于一份工作和薪酬，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和价值认同。所以当企业在ESG方面真正有投入时，自然会在日常工作中去激发员工的价值观认同，然后提高对企业的忠诚度。

加强公司文化建设这一点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我们自身还是在许多被投企业里面，都能够普遍感受到。因为有一个好的文化，是企业留住和凝聚优秀员工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种软实力。

ESG投资的“特殊性”

：ESG投资在像科技、能源、金融等具有特定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业中，有何特殊性或者挑战性？

张国津：我觉得特殊性和挑战性都非常地明显，比如说新兴行业，我们通常的理解包括信息技术、通信技术，还有比如说现在更新的一些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产业。

它们与传统行业相比，共同特点是通过创新，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去创造出崭新的行业、市场，甚至消费群体，比如智能手机引发的新消费行为、风电光伏带来的能源变革、AI技术发展向各行各业赋能。

科技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在科技行业商业化的早期，如果能够把ESG理念纳入其中，无论对市场还是消费行为的影响，都是最佳时机，科技行业的特殊性在于，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能在早期植入。

然后金融行业也有它的特殊性。如果科技与金融结合，早期商业化会推动新产业的兴起。如果科技和资本能正向结合，就能推动企业向上发展。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资本向善和企业如何关联。举个例子，游戏可以开发青少年的智力，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资本在这里要考虑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资本回报。

对于生物制造行业，生物技术既可以被用来制造零碳可降解的生物材料，替代基于化石的传统材料，减少环境污染，也可以被用于违背人类道德的克隆技术。所以，资本的介入在早期起到的作用极为关键。

总的来说，每个行业的最大挑战在于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的平衡，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取舍。现在，少数企业已经开始认识并接受ESG的理念，甚至已经起到引领作用，但整个宏观层面的提升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宣传理念、传播认识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市场进一步提升对ESG领域的认知。

全球ESG的实践趋势

：您如何看待全球ESG实践的发展趋势？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或阻碍ESG理念的进一步普及？

张国津：首先，目前全球的ESG投资多数还处在一个负面剔除的阶段，负面剔除指的是一种投资策略，通过该策略，投资人或投资机构从投资组合中排除那些不符合特定环境、社会或公司治理标准的公司或产业。

比如，如果一家公司被认为在环保方面的表现不佳，或者在社会责任方面有争议，那么采用负面剔除策略的投资人可能会选择不投资该公司的股票或债券。这种方法的主要思想是通过避免投资于那些不符合ESG标准的企业，来推动这些企业改善其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表现。

处在负面剔除的阶段，意味着许多投资人或投资机构在ESG投资方面的主要策略还是避免那些不符合某些标准的投资，而不是积极寻找并投资那些在ESG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

换句话说，这种策略更侧重于避免坏的投资，而不是积极寻找好的投资。它是一种相对消极、防御的策略，与主动寻找并支持在ESG方面表现卓越的公司的积极投资策略相对立。

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机构，会在一级市场上更多地向主动型的影响力投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深层地影响企业，在企业尚未上市的早期阶段就要产生影响。

有一个数字很重要，UNPRI（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是一个国际性的投资者网络，这一原则在2005年由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并于2006年正式启动。UNPRI鼓励投资者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问题纳入投资决策和所有权实践中。截至2023年6月，全球已有5381家机构签署，中国已有174家。绿动资本在2020年签署时，全球有3000家左右的签约机构，中国当时只有50家，从数量级的变化可以看到投资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ESG投资中。

第二个方面，无论国内外，头部企业对ESG的重视程度都在大幅度提高。他们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非常大，因此对供应链在碳足迹、碳排放等方面的工作会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不少知名消费品牌公司就在环境责任方面非常积极，并在其供应链中也积极推广这一承诺。他们会要求其供应商遵循一系列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标准，其中就包括对碳足迹的管理和减少，最终实现整个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所以这些品牌公司会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推动供应商使用可再生能源、监控和报告碳排放数据，以及通过外部审计来验证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将其对ESG的理念传导到供应链中去。

最后，我个人觉得欧盟将继续引领ESG的发展，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对ESG的接受度和推动力正在快速提升。

在国内，ESG发展面临的挑战或者问题，首先就是相关法规的完善，特别是在国内，很多事情都受到政策的驱动。当我们的有关ESG法规政策明确以后，我相信这将极大促进ESG在国内的发展进程。相当于吃下一颗定心丸，我们就处于一个有法可依、有理可循的状态。

第二个关键挑战是生态不完善。ESG的发展实际上需要相关的一套生态体系来支持。生态圈的参与方，如各个专业机构，需要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当这些专业机构不够充足或专业时，ESG信息披露等工作会非常困难。

我们也必须注意的是标准披露和评级标准的统一。目前太多机构都在制定自己的标准，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标准。如果不去统一，可能会制造出许多难题。

最后，从国际上来说，我觉得现在在美国出现的反ESG风，可能是对全球ESG发展的一个最大风险，现在美国一些州更是有直接政策阻止养老基金投资ESG产品或企业，美国劳工部提出了一项规则，该规则强调了养老基金经理在选择投资时应以财务回报为唯一考虑因素。

中国ESG的信披状况

：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ESG信息披露状况？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有效获取并分析ESG信息？

张国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信息披露还非常处于早期的阶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信息披露本身，我们需要有法规政策的要求，然后我们才会谈到一些评级的标准。

现在的信息披露，更多可能局限于企业的自我或者主动的信息披露，而我们的法规还没有非常明确，要求也不清楚。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都有ESG报告，但现在的报告可能缺乏统一的标准，披露也相对比较随意，有些信息的准确度可能也不够高。

但是在现阶段，我认为这无可厚非，只要一个企业愿意去披露，这总是一件好事儿。特别是在双碳目标（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我们看到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热情非常高涨。我相信，随着监管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中国很快会摸索出符合自身特点的ESG信息披露模式。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尽管现有的信息披露存在局限，但有效获取和分析ESG信息的途径还是比较多样的。除了企业本身的披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还有许多本土的第三方服务公司能够提供外部数据和第三方数据。这些信息来源包括政府的监管机构、各种公共渠道、媒体报道等，对于ESG的评级或评估至关重要。

实际上，某些突发事件，比如某电动车公司的车辆突然爆炸，可能会极大影响公司的ESG评级。因此，投资机构可通过第三方服务来获取和分析数据，以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目前虽然已有第三方服务提供ESG方面的支持，但我期望看到更多专业机构投入这一领域，提供更精准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