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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笛 杜涛
一.
今年“五一”假期是疫情三年后,中国人迎来的第一个长假。
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出行合计2.74亿人次,接近2019年同期的1.2倍,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6亿元,基本与2019年持平,这意味着出去的人更多了,但每个人花的钱更少了。
如果再考虑到这还包括了本轮涨幅明显的住宿费用,从数据上来看,中国人今年“五一”出行消费有点“紧巴巴”。
今年上半年,憋了许久的中国人忙着出门、忙着旅游、忙着购物,消费市场也打开大门,等着一贯拥有强劲消费力的国人填补干瘪了三年的钱包。
但在一季度的反弹过去后,商家突然发现:中国人没有那么爱花钱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月同比增长了18.4%,但整个上半年的整体增速只有3.1%,这里面当然有基数的原因,但整体仍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疫情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基本都在7%以上。当然,这里面也有增速很快的项目,比如金银珠宝类,上半年的增速在限额以上商品零售中排名第一。
一位做直播的朋友说,今年一天的带货量还不及去年的一半,去年“618”一场茶叶带货不算退货金额,可以到3000万元,今年只有100万,他看着多家玉石店铺杀进了平台销售前列,百思不得其解:
“以前只要价格够低,总有人买。现在价格都低成这样了,怎么还没人买?”
二.
7月2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出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困难和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内需求不足”。
内需里有两件事情:消费、投资。
投资是我们比较擅长的事,在这件我们擅长的事情上,今年表现平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增速逐月走低。
我们之所以擅长投资,是因为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者,这里面核心角色是:地方政府。
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都在忙什么呢?
有的地方政府忙着用城投公司为土地市场“兜底”,有些地方政府开始研究“股权财政”是什么,还有的地方政府因为拍卖停车场受到关注。
这不是个例,简单翻一下招标网站,今年地方政府是很热衷于停车场这门生意的,有地方政府的人提到了原因,一个是停车场易得,路边划条线,就能变资产;另一个是停车场刚需,属于优质的资产,地方政府把停车场拍卖给当地国企,形成价格后,再由国企找银行融资,或者一次性出让数十年的使用权。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近几年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道路两边停车位多了很多。
整体来看,土地收入下滑的趋势未有改变,而且地方政府支出的责任并未减少,2023年的地方政府遇到了比2022年更紧张的收支局面,地方政府今年要急着搞钱。有地方财政人士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提到过今年要干的事情太多了,比如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等,已经没有太多余力去拉动基建投资。
另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努力学习如何去做。
中国在诸如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等指标上排名一直处于靠后的位置。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为全球各国人民生产了大量的产品,但我们自己消费的却没有那么多。
从2008年以来,中国才开始在消费端发力,给世界留下了“买买买”的印象,但从2018年,消费增速开始有放缓的迹象。有印象的人应该记得,那两年有一个话题很火,叫做“消费降级”,当时的一种说法就是拼多多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在于赶上了“消费降级”的趋势,而其他电商则误判了中国消费趋势的变化。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今年电商平台反应非常迅速,纷纷把“低价”作为核心的竞争策略。
消费提振难,投资又难以进一步发力,就会导致整体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就难以销售出去,上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了16.8%;需求不足,房地产投资短暂回暖后又逐月走低;需求不足,使得与基建、房地产关联的水泥、钢筋也好,或者电子消费产品,都有点卖不动了。
当然,需求不足也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今年全球的需求都不足,智能设备全球出货量大减,手机看起来都有点“夕阳行业”的意思。
三.
内需不足,大家都在想办法。
疫情期间,经济学家就开始在争论一个话题,到底应该怎么刺激需求,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还是给企业减税,又或者给居民发放消费券和现金。
这几个都是刺激内需的政策工具,不太准确地形容三者的区别就是:当我们希望可以提振内需的时候,我们到底打算把钱给谁花,给政府、给企业、还是给消费者?
在2022年,中国施行了针对企业侧的大规模留抵退税,又以专项债扩容的形式提高了政府引导的基建投资。
今年消费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凸显,202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在了关键位置。
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去刺激消费,比如在今年上半年,各地此起彼伏的消费节和到处冒头的夜市,一些城市政府开始以更为友好的态度款待游客,让外地朋友体验到了“服务型政府”。各部门也拿出了对策,从汽车消费到充电桩下乡,再到更细化的家庭安防、智慧厨房、健康卫浴等。
在7月最后一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发布了此前多次提及的“刺激消费”措施——《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下简称“消费二十条”),20条措施涉及广泛,每条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落地性。
这些文件的出台都是为了提振消费信心,稳定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高质量的供给能够引领新需求,但很多时候,中国人不是不擅长消费,也不是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只是摸摸裤兜,消费能力有点够不上我们的生产能力。
从实际出发,刺激消费,也要让居民收入涨起来,政策在不断强调这一点。
7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消费二十条”中也提及了“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
四.
不仅是消费,在这个上半年和下半年交界之时,一些产业的拐点和更具力度的政策表述开始出现。
“民营经济31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出台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民营企业家等待政策的进一步落地,经济学家则开始对进一步的政策方向提出建议,刘世锦在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主论坛上提议“不要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而是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
中国经济出现的新挑战让更多的人开始将目光移向结构性改革政策,而不仅仅是讨论刺激性政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刘尚希表示“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首当其冲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和改革。
房地产产业本身和针对其的监管政策,都在2023年上半年迎来了深刻的变化,如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述,“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这些我们熟悉的政策路径、产业路径的表述,似乎都在这个2023年上半年迎来了变化。
过去若干年中,我们的政策目标大致有两侧,一侧的关键词是政府、国资、投资、供给……;另一侧是企业、消费、需求、民资……,两侧并非对立,但每当我们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时,从结果看,有时候更容易倾向于前者。
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加强前者,一方面也开始着力于后者。
五.
总体来看,今年的上半年,中国人和中国企业总体都有点“穷忙”,就是一种很忙但不太赚钱的状态。
有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提到,他在调研中发现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老百姓、企业等微观主体一刻也没有停歇,根据这个现象,这位研究者的判断是“微观基础依然保持比较好的活力”。
资产负债表这个词有点学术。简单理解,你在2018年买了一套130万的房子,贷款了60万,那么资产端就有130万,负债端包括60万的房贷以及70万的所有者权益——即你的首付;如果这个房子这几年跌了20万,那么为了让资产和负债一致,负债端也得降,房贷是银行的,一分不会少,少的是所有者权益——你的首付。
那么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由于资产价格猛跌,所有者权益减完后,资产和负债依然不能平衡?
会,这就是破产。
经济学家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描述就是这种状态,他认为日本经济衰退就是因为当年资产暴跌后,企业技术性破产,但因为还有良好的现金流,企业和居民开始了漫长的还贷之路,在这个周期中,企业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负债最小化为目标。
作为一个用来解释日本上世纪经济的学术理论,却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引起了一定的共鸣。
它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刚好契合了部分国人一年多的感受,比如“提前还贷”“逆向换房”,在近十年才开始降低储蓄、提升消费的中国人,又“缩”了回去,开始更爱储蓄、更担忧债务、更保守地预计未来,更想在当下“躺平”。
当然,与当年的日本不同的是,尽管嘴上喊着“躺平”,但在2023年上半年,中国人还是很诚实地奔波在各处。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营业性客运量、城市客运量等出行量已经远超疫情前同期水平。
年轻人忙着找工作,最近就业压力有点大;中年人忙着赚钱,客户领导的预算都紧了,更要伏着身子干活;有些中低收入家庭,过去三年动用了老底,要赶紧想办法填补;有小孩的家庭憋了三年,暑假要出去旅游——带小孩去北京的时候,发现有些景点对人流把控非常严格,大部分景点都需要预约,这是疫情时期延续下来的习惯,但适应能力极强的中国家长还是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行程,并能总结出各种千字带图的旅游攻略。
在这个上半年已经结束,下半年正在开始的时刻,勤劳的中国人如上述研究者所说,仍然在忙着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一种更广义的“资产负债表”,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笔债务;对另一些人,或许是对家人的承诺或对自己人生的期许……
中国经济所具有韧性和潜力,就藏于这种微小但坚韧的修复之中。
下半年的中国经济,也需要在这种“修复”的推动下,逐渐穿越“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恢复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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