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金笛 沉睡了四千年的大地,一旦苏醒,会带来什么样的奇迹?
在厚厚的黄土覆盖下,祖先留下的每一个物件,都是那个久远时代,凝固在时间里的记忆。
一个 4300 年前古老而年轻的城市,从遥远的传说中走来,他是那样的陌生,又是那样的熟悉;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就在款款流淌的汾河畔,一个史前时期的“中土之国”诞生了。
“尧都平阳”的说法由来已久,“平阳”是山西临汾的故名,在近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中,随着大量的地下文物出土,尧都在山西临汾,取得了史学、考古、文化学者等多方面的共识。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就在临汾盆地的这个小村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出世,一个四千年前的“观象授时”机构,完整地呈现出来;最早的汉字,最早的合范铸铜件;这里有着与故宫午门一样的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型城门,城内有着完整的分工格局......这是 4000 年前的都城吗?在那样久远的年代,陶寺先民们是用怎样的智慧开启了“中土之国”的辉煌历史?
中原文明与花蕊中心
从地理地形看,陶寺所在晋南盆地,处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带两大版块的交界处,也就是“胡焕庸线”的边缘。
从地域人文看,陶寺处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而在中原文化的四周有如花瓣相拥,西北的甘青,东部的山东,东北的燕辽,南面的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等。
从农业类型看,陶寺处于北方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地农作物,与长江流域以以稻米为主的丰水农作物的交叉点。
陶寺地处临汾盆地,前有汾河缓缓流过,背靠巍峨塔儿山
塔儿山环抱陶寺
陶寺不仅是地理、人文、农业的交汇点,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地中”。
“地中”,大地的正中;泛指地理位置居中。这是一个天文学概念,“王者必居天下之中”。陶寺居“地中”是怎样发现的呢?
1984年陶寺发掘现场,山西博物院图示
在近四十年的考古过程中,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定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2300 年至 1900 年之间。
在晋南的临汾地区,古称“平阳”。在《史记.帝王纪》记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临汾的在地文化中,早已把“尧都”融入了方方面面,但是在陶寺的大规模考古之前,却从未把“陶寺”与“尧都”联系起来。
陶寺观象台的发掘,在古代信史与地理实物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震惊天文学界的陶寺观象台
在陶寺中期城址,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学家的钻探中现身。陶寺古观象台基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古老的陶寺观象台,占地面积约 1400 平方米,由 13 个柱子围成的半圆形夯土柱列,壮观而神秘。
陶寺观象台,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可观测 20 个节令
陶寺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当太阳从塔儿山升起,阳光在不同的节令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会从对应的柱缝中通过,狭窄的缝隙仅有 20 厘米,正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也就是说,只有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才能表明这一天才是准确的节令时点。
四千余年前的观象授时,在《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只有准确地预报四季冷暖的变化,才能让农业耕作有精准的时间依据,而这样重要的天文观测只有国家级的都城,才具备资格。
这个惊人的发现,在经过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 15 位天文学家的鉴证后,肯定了陶寺观象台为天文观测遗迹。
不仅如此,除了古观象台,在陶寺的王族墓地还发现了“圭表”,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陶寺 22 号大墓,出土圭表示意图
立在地面的木杆是“表”,平放在地上的是“圭”,也叫做量天尺,在正午时,太阳照在表上,投在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长。而圭表更为重要的使命,是测量”地中“,在《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通过圭表测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极点,被称为“四表”,这就是古人的“天下观”,也就是“东西南北中”的五个方位的大致范围。这个“天下观”,成为后世列土封疆的基本依据。
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天圆地方”,天似穹庐,地如棋盘,天地之间是彼此对应的关系,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天圆地方”的思想中隐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陶寺观象台所在位置是“天坛”,位于都城的东南角;对应的还有地坛,位于城外西北。这与北京天坛在南城,地坛在北城,南为阳、北为阴的寓意一样,也就是说,在 4300 年前的尧文化时期,祭拜天地的礼制就正式登台了。
陶寺观象台想象复原图,山西博物院。
王者居地中、以天坛祭天、以地坛祭地,在陶寺以后的夏代、商代都城都按照这样的规制建设。
甚至到了“礼崩乐坏”的东周,诸子百家各说各理,但是对于“王者居中”的认识却是一致的。《管子·度地》:“天子择中而处”。《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宫。”到了后来的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虽然没有以天文观象的“地中”为立都的依据,但都城以“中轴线”串联宫城,实际上也是“王者居中”理念的体现。
不可移动的天文观测仪陶寺观象台,与可移动的观测仪“圭表”,让陶寺“问天”,成为丰厚的历史财富。目前,考古学可以确认陶寺与“尧都平阳”的直接关联,但是还不能具体到陶寺宫城、文物与历史人物的一一对应。
史书中的记载
在《史记·历书》记述了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在尧之前,羲氏、和氏的祖先是观测时令与农业生产的天官,到三苗乱政,废弃了天文官,导致历法混乱节气判断不准确,百姓耕种失去准备的节气时令,妨碍了农物播种。尧恢复了羲氏、和氏的官职,让他们重新担任观测天时的职责,使得节气变化有了准确的结果,百姓耕种恢复了生机,到处茂盛丰饶。
清刊本《钦定书经图说》中的尧帝命官授时图。《钦定书经图说》是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出版图书,作者为孙家鼎、张百熙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尚书·尧典》中记录了尧帝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安定,万邦和谐。在《论语》中,孔子对尧的功德是无比的景仰与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多么的伟大,尧这样的君主。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百姓不知道用什么的语言表达对于他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光辉啊!
清刊本《钦定书经图说》中的古代日影测量,《夏至致日图》
历代观象台
中国最早的“乐队”
这是中国最早的“乐队”。
悬挂在横梁上的石磬,轻轻敲击,那优美的天籁之音,沁人心脾;
青色的陶鼓,咚咚作响,音量大小随着气眼开放的多少而有节奏的变化;
铜铃发出清脆悦耳的清音,陶埙发出了忧伤的悲鸣......
石磬
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其声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称“天籁”。
陶寺土鼓
土鼓蒙上杨子鳄鱼皮,咚咚的鼓声,悠扬而悦耳
铜铃
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夏商周三代“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
中国素有“礼乐之帮”的称谓,一般认为礼乐文化源于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然而陶寺遗址发现的完整的礼乐器,将礼乐文明的滥觞,追溯到夏商周之前的唐尧时代。
在文献资料中,尧舜时代已经有八音的礼乐制度。在《尚书·舜典》中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帝舜说:“夔,任命你掌管音乐事物,负责教导年轻人......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
八音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钟、铃等属金类,磬等属石类,埙属土类,鼓等属革类,琴瑟等属丝类,柷、圉等属木类,笙、竽等属匏类,管、箫等属竹类。
到目前为止,陶寺遗址出土乐器有陶鼓、鼍鼓属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属八音里的石,陶埙属于八音之土,铜铃属于八音之金。木丝竹类乐器难以保存,所在陶寺遗址未见。
“礼序人伦,乐移风俗”,礼乐的清声,让人内心平和而有礼,音乐没有文字,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人们的心灵。
最早的汉字
在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曾经发现过不少符号,有的象鱼、有的象太阳,它赋有一定的含义,是当时生活的记录;在龙山文化,曾经出土了 5 行 11 个字的陶片,笔法熟练,在陶土上刻字,是拿着刀刻的,行笔发涩,但是制陶人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写的居然是“连笔字”,但是字体显然不是我们现在的汉字。
朱书文字扁壶
但是,在陶寺的垃圾坑里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扁形陶壶,扁壶上有两个用朱沙写的字符,一个字酷似大篆的“文”,另一个字,一种说法认为是“尧”,也有认为是“易”,尽管尚无定论,但从字形结构上看,是大篆的字形。这两个字,被认为是两个最早的汉字。也就是说,夏朝存在文字,已经看到了一线曙光。
最早的文字
陶寺龙盘
中华龙的历史颇为悠久,随着考古发掘不断的新发现,最早的龙形遗存,是距今 8000 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由一堆石头堆成了“龙形石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堆砌出了龙的图案——蚌塑龙”,距今 6400 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一件玉质的龙,属于佩戴饰品,距今 5500-5300 年;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发现大量的玉猪龙,距今 6000-5000 年。
陶寺龙盘,距今 4300 年。在陶寺已发掘的 1300 座墓葬中,最为珍稀的文物莫过于彩绘龙盘,总共只有四件,是早期王级大墓特有礼器。难能可贵的是,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见到的彩绘龙形图案的陶盘,珍贵之处在于,龙盘、石磬、陶鼓正式以礼器文明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彩绘陶龙盘
盘旋的龙身,有鳞状斑纹,双耳,长颌,张着巨口,衔着一枝禾苗。与后世夏、商、周“龙”的形象一脉相承。
堪称国宝的陶寺龙盘,已被收录为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展览文物,中国国有文物1亿余件,但是全国禁止出文物仅有195件。
陶寺龙盘如此珍贵,但是,陶寺龙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它的材质较差,四个龙盘都是泥质褐陶,胎质普通,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
陶寺处于龙山文化晚期,在同时代的陶器已经非常发达,山东大汶口的“蛋壳陶”工艺,已经做出了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精美陶瓷,那么在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随葬物品,刻有龙身,象征着王族的礼品,却要低级的土陶呢?“王者居中”的尧都,为什么不以当时好的工艺来纪念先祖?
在古人的观念中,“事死如事生”,先祖虽然死去,但他们只不过去了另一个世界,依照先祖用过的东西,原模原样地照搬过来,表达了对于祖先的继承与怀念。龙盘只陶寺早期大墓出现过四件,到陶寺的中期、晚期就没有了。
尧是怎样的美德呢?《韩非子·五蠹》中记述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没经修整的茅草房,连栋木椽子都不曾刨光。
在《墨子·节用》中说,“尧治天下……饭于土馏,饮于土形。”尧的食器是“土塯”,饮水用的是“土形”。
文献不约而同地描述尧用“土”器进餐。土陶的材质差,粘土含铁量高,烧制的陶色不纯、质地粗松,其次工艺简陋,是在露天低温烧烧就行,一不挂釉,二不筑窑。《墨子》、《史记》中反复用“土”强调尧用的土陶餐具粗陋至极。
《韩非子·十过》记载:“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实服。”尧从南到北,横贯中国,简朴无华,天下的人没有不宾服他的。
青铜文明的序幕
自中国考古诞生数十年以来,考古学家们在二里头之前的史前时期,并未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在仰韶文化时代,已有零星的铜刀等实心铜器出现,但是在陶寺出土的铜器中,却首次发现了史前时期的“铜容器”——陶寺铜铃。
陶寺铜铃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复合范铜器,就是铸铜时,需要用土陶模型制成内范和外范,将内范和外范组合在一起,中间形成空腔,将熔化的铜液倒入空腔,冷却后就是一件完整的铜容器。
陶寺铜铃是一件礼乐器,这意味着在二里头夏文化大规模出现青铜器之前,陶寺的青铜文明已经在孕育与演化之中了。
青铜蛙,临汾博物馆“文明化成”展品。
陶寺的发掘面积仅仅为千分之五,与陶寺有着亲缘关系的二里头夏文化范畴已发现有铸铜作坊遗迹,那么在陶寺是否也存在铸铜作坊的技术呢?或许有一天,深沉的黄土地会又一次打破人们的认知。
史前最具王者气象的都城
陶寺宫殿遗址,远处是陶寺人心中的“圣山”塔儿山
从敬天礼地的观象授时,到以礼乐牧民的金石之声,陶寺遗址的都城格局,也让人耳目一新:陶寺中期都城 280 万平米;典型的“回”字形双城结构,有宫殿区、大型礼制建筑、手工业区、王陵区、仓储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齐备。
令人称奇的是,在 4000 年前的都城,已经有了凹型城门结构,东西两侧伸出的部分为城阙,即城门两旁的瞭望阁楼。
陶寺宫城微缩景观,陶寺遗址公园。东两城阙已具有北京故宫午门的结构。
在建筑材料上,陶寺宫殿的外墙有装饰性的白灰墙皮,殿内的墙皮涂有蓝铜矿制成的颜料,殿内地坪的白灰厚度有1~5厘米,非常坚硬,堪比今天结实的瓷砖。
白灰皮墙面
祖先在 4000 年前,已使用白灰皮做为墙面建筑材料
陶寺文化不拘一格,陶器、玉器、石器、铜器,与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区域的文明因素都有互动,兼收并蓄,自成一体。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陶寺筑城造郭是以“卫君守民”为责,以“观象授时”指导农事,务实、有礼、节制。
正在维护中的古城墙,陶寺遗址公园。
古城墙的上夯土层,一道道横纹是岁月沧桑的见证
素面玉琮
良渚玉器神人兽面成了素面,玉质普通,不事装饰,但是玉琮的威严与天地四方的宇宙观,表达了陶寺文化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文化观的体现与传承。
陶寺文化,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具有显著的、一脉相承的延续性,被称为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一个“最初中国”的原貌正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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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照片拍摄于陶寺遗址、临汾博物馆、山西博物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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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晓陆,《陶寺观象—古天文学在新石器时代向早期国家发展的标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22年8月
[3]黎耕,孙小淳,《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四期
[4]高江涛,《陶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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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一期
[7]曹慧奇,《曙光之城—从天文考古学看陶寺城址的择向与历法》,南方文物,2021年第三期
[8]朱乃诚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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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世山,杨婧雅,《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考察—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为例》,江汉考古,2019.5
[10]李韵,《尧都从传说走向信史—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光明网,2015年06月19日
[11]闫志,《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王宾仲丁卜骨、般无祸卜甲、沚 其来卜甲》,书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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