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在资产负债表理论被热议半年后，6月底，提出该理论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来到中国，并在东吴证券（香港）策略年会上发表演讲。演讲中，辜朝明对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了判断并开出了“财政政策”的药方。演讲后，围绕辜朝明的演讲，多位券商、高校的经济研究者等参与进一步讨论，并展开了一次辩论。

梳理多方观点，辩论主要围绕在几个层面，一个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是否严谨”，比如有人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违背了经济研究一致性等；第二个是围绕“中国是否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认为目前是现金流量表受冲击，尚未到资产负债表受损等；第三个是 “应对的药方是否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比如认为中国非完全市场经济，多类微观主体实质上并没有资产负债表的约束，或中国已经经历了高强度财政刺激，有“耐药性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资产负债表这一理论？“财政政策”的药方是否适用于当前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哪些问题，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针对上述问题，7月20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如是金融院长管清友。管清友表示，辜朝明的药方可以作参考，但肯定不能简单用在中国身上，它一定是个配套的政策。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系列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结构化改革。

经济观察报：应该如何看待资产负债表理论对分析日本和中国经济的适用性？

管清友：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出发去做评价。第一，辜朝明先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其实是个模型，对日本失去三十年现象还是有很强的解释力。

第二，资产负债表衰退不是唯一解释日本失去三十年的模型。对于一个经济体，造成通货紧缩、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的原因一定是复杂的。但辜朝明先生的逻辑比较清楚，从资产负债表这条线解释得比较清晰，但它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

第三，现在资产负债表模型对中国经济的解释也有它的道理，因为中国经济有一部分运行的特征确实和资产负债表衰退模型相似，比如企业、老百姓不敢借钱而且都在提前还债，这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个典型特征。

至于是不是到了辜朝明说的企业都从所谓的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了，本身资产负债表模型在解释这个现象时，也并不能完全符合。所以对中国而言，资产负债表理论还是有解释力。

从日本学者到关注日本经济的中国学者，其实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讨论日本失去三十年这个问题。因为辜朝明先生的资产负债表模型很清晰且比较简洁，所以比较容易记、比较容易传播，大家对资产负债表衰退模型讨论也就比较多。其实日本很多学者对日本失去三十年也有过其他很好的解释。

经济观察报：辜朝明在演讲中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财政政策”的药方，你怎么判断？

管清友：辜朝明对日本经济开出的药方，是认为日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失效了，所以只能用财政政策，而且他认为日本财政政策总体还是成功的。

辜朝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日本在这样一个产业大量向外转移以及资本出海的过程中，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让通货紧缩的情况大大减缓，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但我看国内其实对此讨论得不多。

反观中国现在的情况，肯定更加复杂。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水平低于日本失落三十年开始时的水平，但老龄化、少子化水平和日本当年非常类似，相当于我们是未富先老。

辜朝明提出采用财政政策肯定有他的道理。现在国内的财政政策其实过于保守，但光用财政政策肯定不行，因为无论是辜朝明还是其他研究日本失去三十年的学者，对于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产业转移等问题，都有一定共识——最终要真正解决问题，除非有“天上掉馅饼”的巨大的机会，即所谓的国运、一个战略机遇期，给国家带来产业、资本、治理上的机会。

在我看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系列问题，重新寻找发展路径、转变增长方式、重塑增长动力，最终还是要靠结构化改革。当然，中日之间的结构化改革含义不大一样，因为产业地位与发展阶段，都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进行结构化改革，应该在哪些方面去推进？

管清友：日本当时结构化改革推进得比较慢。比如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吸纳问题（移民政策），关于创新的问题（包括年功序列制问题：一种基于年龄和任职时间的工作地位和薪酬制度）以及涉及到的日中、日美关系等。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结构化改革，和日本当年不一样。考虑到百年变局、全球化等因素，有四大方面需要去推进。

一是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比如考量国有企业是需要在所有领域都做大做强，还是更多围绕着国家战略产业。如果国企全面进入到竞争领域，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但如果国企真的要全面进入到竞争领域，也需要建立全民共享国有资本投资收益的机制。

二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是否需要对土地流转机制做出调整。新中国成立七十几年来，对于农民而言，前三十年面临工农业剪刀叉问题，后四十几年面临城乡土地剪刀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全民都能享有国有资本投资收益的机制，比如让农民成为“有产者”。

三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且主要是第一次分配改革。当前，在第一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部门拿走了大部分，而居民部门拿到的太少了。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如果不试图去解决，在刺激消费层面就会面临较大阻碍。

四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这四大问题都很复杂，也都是长期问题，但现在到了必须要正视的时间点，否则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不可逆转的下行压力。

经济观察报：在中长期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短期内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管清友：短期来看，就两项举措，发钱和印钱。

我还是主张，现在要通过直接给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的方式，让他们有钱，在有钱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去消费。这几年疫情的影响和外贸的起伏，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让富人敢于去花钱，现在社会舆论对于富人消费并不太友好。其实，富人消费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提升、推动更多人收入的增长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其次，印钱。印钱不等于大水漫灌，而是针对地方债务问题，以时间换空间去解决，不能一刀切、“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地方投资尽管有很多“跑冒滴漏”，也形成了大量的无效投资，但是过去这些年，地方投资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得多方面去看待这些问题。

具体而言，对于地方债，要尽快启动新一轮化解债务的进程，包括通过定向的流动性支持、区分债务的性质层级数量等，帮助地方解决债务问题，以时间换空间。不能一刀切，否则一定会发生连环爆雷。过去这几年，国内在P2P、房地产上已经吃过一刀切的亏，因此针对地方债要注重延续性，要能够以时间换空间。

所以下半年，债务化解进程一定要重启，要统筹解决，中央政府不能不管。

经济观察报：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投资消费出口同比增速均在5、6月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状态？

管清友：二季度宏观数据在很多领域既给了我们信心，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警醒。

总体上，中国经济有很多亮点，并且经济还是处于恢复过程中。只是，复苏还比较微弱，5月份以后形势急转直下。目前来看，今年完成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问题不大。但相比年初那种乐观预期，今年完成5%GDP增速目标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目前我感觉到的是，形势比人强。企业层、产业层都在想办法走出去或进行产业升级，但是国内的一些管理模式依然比较滞后，我们需要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也要为启动内需提供改革动力。

我们正在由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内外双循环模式，但现在面临外贸下滑比较快，内需启动较慢。并且，包括金融监管、外汇管理以及地方政府KPI考核等模式，多是围绕着出口导向逐渐形成和设定的。在新一轮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策调整旧模型，让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起来。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地方干劲很足，但抓手不多且约束条件增多。从企业角度来讲，仍然是希望追回失去的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现在企业也面临信心不足、预期更弱的问题。因此，亟待统筹围绕着提振企业信心去解决问题。政策文件确实能发挥一定程度作用，但一定要认识到根本性问题，包括内外经济环境和治理体系等。

所以，这两年真的挺关键。辜朝明的药方可以作参考，但肯定不能简单用在中国身上，它一定是个配套的政策。

现在的关键是，无为而治，固本培元。对于短期矛盾要迅速出手解决，更重要的是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社会主体，抓大放小，无为而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现在中国经济好比大病初愈，需要慢慢调理，首先要把预期放低一点，综合施策。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如果现在挑选一项最迫在眉睫的宏观政策去推行，应该是什么？

管清友：应该先通过财政政策发行一笔特别国债，给过去四年毕业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发钱，每人每月至少发2000元、连发三年。因为过去几年，他们的就业面临着疫情影响和经济不景气，6月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到21.3%，这意味着几百万的年轻人只能依靠上一辈人的积蓄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