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文

今年是中国经济恢复年，连续三年的疫情冲击已彻底结束，我们需要再出发。

如何恢复消费力？因为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变量中潜力最大的也是消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其重点就是提高人均消费水平。所以，看今年的经济形势重点要看消费形势。

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消费在明显恢复，但却远低于预期；在消费恢复的同时，物价增长明显放慢，连续三个月在零增长上方徘徊。在经济恢复力度不足、物价明显走低、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的同时，华北地区出现了罕见高温，增加了经济恢复的难度。

消费不足：不仅是“疤痕效应”，要关注内在趋势性走低。

从月度同比增长走势来看，今年前5个月我国消费需求恢复是明显的。前两个月、3月、4月和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3.5%、10.6%、18.4%和12.7%。疫情的连续三年冲击，引发月度消费同比增长剧烈波动，看实际消费恢复状态或消费足不足，必须看两年平均和四年平均，才能看得真，看到准。

表1显示，2022-2023年平均，前5个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比2020-2021年（第一波冲击）平均值仅低0.2个百分点。“两波”的恢复强度差不多，第一波前五个月消费恢复程度为50.6%（见表1中的恢复程度1），第二波前五个月消费恢复程度为48.1%（见表1中的恢复程度2），这也说明“疤痕效应”具有累积扩大的特征。疫情冲击后的四年平均，消费增长3.8%，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平均值7.7%低3.9个百分点，四年平均的恢复程度为49.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作为现阶段的消费增长潜力的话，那么，目前我国消费增长仅恢复了近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恢复。

一种解释是，这是“疤痕效应”。“三年疫情的强冲击”肯定存在“疤痕效应”，大量的实体店停摆和退出，一部分餐饮店与商店欠款欠租而被迫继续延缓开业甚至关门，“新增失业”在疫情防控期是“隐性化的”，疫情结束后，则会显现出来。所以，今年的失业问题比前两三年严重。问题是：“疤痕效应”有多大？我认为，当前消费恢复明显达不到预期，主要不是“疤痕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增长遇到过4次冲击（见图1）。两次内部冲击和两次外部冲击。

先讲两次外部冲击的情况。1998年和2008年，我国经济都是在10年中周期的末期（调整期）遇到了外部的巨大冲击，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年消费增长都受到出口大幅下滑的间接影响而迅速放慢，但第二年都明显恢复到常态。

再看两次内部冲击。第一次内部大冲击，即1989年“六四”风波的冲击，1989年全国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实际最终消费分别下降7.6%和0.7%，第二年实际最终消费明显恢复，两年平均低于1988年，也留下了“疤痕”。但到1991年疤痕迅速消失。这一次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这次“疤痕”较大。主要是疫情冲击持续时间达3年之久，这对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巨大。

其次，我们观察到，2017年的经济回升是周期性的，但之后的调整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而更明显是一种内在趋势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际最终消费增速的持续下滑。2017年实际最终消费增长由前4年稳定在8-8.5%，反弹到2017年9.4%，随后两年持续大幅下降，2019年降至6.1%，与此对应的，小口径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更为明显。6%左右的实际最终消费增长，对应的应该是5%左右的GDP增长，如果消费仅恢复一半，那么，要想保持5%左右的GDP增长难度会相当大。

二是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出现趋势性下降。

三是消费不足问题在发达地区表明得更为明显。如我们过去研究表明，2017-2019年的消费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浙江、广东等人均GDP排前7个位的省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较多，这明显是与房价过高挤占消费有关。

今年一季度，各省市区消费增长的差异也印证了这一问题还在继续加剧。如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8%，两年累计增长9.3%，而北京两年累计零增长，上海两年累计增长仅为1.2%，天津两年累计增长2.3%，广东两年累计增长6.9%，江苏两年累计8.3%，仅福建和浙江两年累计增长超过全国平均值，分别为10.7%和11.2%。

第三，消费不足的原因，在“能敢愿”上都存在明显障碍，其中主要是消费能力不足。今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消费能力不足是当前消费的主因和内因，也有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消费环境欠佳导致“不敢、不愿”消费等问题。解决消费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改变长期存在的分配体制不完善、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稳增长不是“救房市、救股市、救汇市”的问题，而是从短期和长期都要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消费上，彻底改变依赖投资、依赖房地产来稳增长的传统政策思路。

第四，在常态发展期，“消费不足投资补”的思路和政策惯性，会加剧宏观经济供需失衡。在危机状态下，为了抵消外部冲击过大的影响，采取“消费不足投资补”的办法，是“救急”和争取时间的有效办法。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无视新的主要矛盾，继续采取这种办法，难免导致经济恢复期延长、新旧动能转换放慢等问题。这种传统稳增长方法不仅不会提高未来潜在增长率水平，而且还会带来宏观经济运行的更大的非均衡，如加大产能过剩问题、降低投资回报率、导致价格与利益扭曲等。特别是在企业与行业层面，建立在错误的预期基础上的微观决策，只会是“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