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文婷 实习记者 王昕 2023年5月底，Daisy离职了。

她在一家世界500强美资游戏公司工作了13年，期间经历过2次裁员，每次只有个位数员工离开。

这一次不同，是上海公司建立以来最大的裁员动作，“我们整个部门被一锅端了”，包括她所在部门在内，500名员工被裁掉了10%。

这次裁员是Daisy始料未及的，公司的运转符合人们对外企“稳定”的所有想象：部门流动性非常小，同事基本上都是待了十几年的“老鸟”，最新的也待了3-4年；其所在游戏部门效益不错，一直为公司提供持续的收益……

今年，和Daisy一样，一些外企老员工都在体会着外企的新陈代谢。

一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7.6%，跨国商务活动加速恢复。一季度新设外商投资法人企业中，来自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的投资依然位居前列，外资来源地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以科技行业为例，根据调查平台layoff.fyi统计，2022年，美国1000多家科技企业共裁员超过16万人，是2021年的10倍。而2023年至今，已经有800多家科技公司裁员超过21万人。这些企业的裁员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身处中国市场的员工。

不论对那些离开外企的人来说，还是对感知同样分明的办公楼租赁、公寓租赁、猎头等服务行业来说，相应的改变已经开始。

迹象

去年下半年，曾供职于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Monica发现，在签新一轮合同时，公司不再与一些级别较高但未担任经理职务的老员工签约。在Monica看来，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一些老同事干了多年都没有任何变动，唯独去年10月，公司选择了结束这些合同。

Monica提前行动，去年8月，离开“四大”进入一家美资制造业企业，她曾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没想到，没等试用期结束，12月底，Monica就在裁员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一同离开的还有40多名员工。

这是Monica入职以来，这家公司的第四轮裁员，每一次都在100人左右。去年年底，在做公司2023年财务预算分析时，Monica注意到，2023年，公司的计划是在现有3500人基础上，减少200-300人，这让她嗅到了一丝危险气息，但Monica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被裁的概率不高。

因为自己硕士毕业刚工作没几年，级别还比较低，裁掉自己，公司省不了多少钱。

更重要的是，Monica入职时，其所在部门非常缺人，入职后加班是家常便饭，平日都是7、8点下班，一个月至少有一周要10点后才能结束工作。但她很快发现，不仅自己被裁掉了，这个职位也直接被取消了。公司还对管理层做出要求，休两周无薪假，以节约人工成本。

刚入职时Monica就发现，这家公司不符合人们对外企的认知，公司打印间里，除了A4纸，什么都没有——想写个东西也要自己带笔。同事告诉她，前几年会有一些工会活动和福利，现在已经大幅砍减。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些可能都是裁员的迹象。

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外企员工总结的“外企散伙十大先兆”收获了各个行业外企人的数千条赞与评论。

“开始强调成本控制，甚至办公室零食、文具都开始控制。然后是停止招人。再后来发现活越来越少，大家开始比较闲了。”

一位外企员工表示，她每个月都会统计采购订单，新的变化是，包括办公用品在内的各种用品采购，还没有到货的，许多都被取消了。像一个在节衣缩食的家庭，“买东西都要复盘一遍，看这东西值不值得花钱买，能不买就不买。”

也有外企明牌预告每一次裁员。一家上海电子类零配件公司的员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每隔半年就会收到一次即将裁员的邮件通知。今年5月的邮件显示，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公司需要更长远的发展，今年8、9月，公司将开启一次裁员。此外，公司的电子零配件生产工厂也从上半年开始宣布，每个月工厂停产一周。

某快消类外企员工Evan表示，包括他自己在内，身边七八个朋友都在世界500强的头部快消企业中，涵盖食品、日用品等。Evan的公司3月就有调整风声传出，此后朋友们的公司陆续传出消息，两天前，随着最后一位朋友在圈内发布公司的裁员消息，她们“头部快消朋友圈”内的企业“全军覆没”。

多重因素

全球经济形势、中美关系、行业政策影响，抑或是出于开源节流、降本增效的考虑……多方面因素都在影响着各行业的外企动作。

在受政策影响较大的医疗领域，带量采购成为悬在众多外资药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许多未中标的产品线被大刀阔斧地“砍掉”。

一位医疗器械领域猎头回忆，2022年初，不少龙头企业已经开始裁员，2022年下半年开始势头很猛，一些头部企业，某产品没有中标，该条线裁员比例甚至达到70%。

比如今年3月，外资医疗器械公司皆美宣布，因为第四季度业绩失利，外加受到中国国内脊柱带量采购影响，公司的脊柱业务将完全退出中国。

“2022年下半年开始，很少再遇到职位放出。今年除了销售岗，其他支持部门一个岗位都没了。”客户企业不招人的原因并不是不需要人，而是不批预算，该猎头表示，总部的预算批不下来，部门里只能出不能进，哪怕原本部门有8个人，走掉了3个，但仍然批不出1个职位，5个人干着原本8个人的活儿。

一些公司裁员则是因为增长不及预期，而选择降本增效。Evan告诉经济观察报，其所在企业的业绩在头部外资食品企业里属中上，行业内确实有不少因亏损而裁员的企业，但其所在企业去年和前年销售额均有增长。往年，公司通常能达到20%-30%的增长，去年，销售小幅微涨。今年上半年，销售额未达预期，她认为这是公司作出调整的原因。

2020年至2021年，疫情因素影响下，跨境物流行业大幅扩张。但2022年，随着进出口萎缩，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挤压。今年，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美联储加息影响，国际物流行业呈现断崖式回落状态。

一家头部物流美资企业员工告诉经济观察报，公司在全球有7000名员工，去年11月裁了1200人，今年5月裁员300人，且仍在持续。“目前跟2021年比，只剩30%左右的业务量”。

有消有长

为降本增效，Daisy的公司将其所在部门的所有业务转移到马来西亚，她们的办公室也由4层缩减至3层。

一家日本软件企业员工表示，因为新业务市场表现不佳，公司将新产品线砍掉，在去年7月和12月进行了两轮裁员，同时对部分办公面积进行关闭。

一家大型互联网外企同样在去年和今年做出两次退租动作，总共6层的办公楼，在去年关闭了2层，今年关闭1层：一方面，受到疫情中延续的混合办公模式影响，一周有3天时间居家办公；另一方面，今年3月，2000名员工减员600人。

缩减面积并非写字楼市场的唯一动态，也有一些企业和行业有新的需求发生。

Evan所在公司将全国的支持性部门搬迁到成都，在成都重新组建团队，一些岗位和业务线合并。Evan了解到，由于人手不足，后期还需要填补一些外包人员。

“从目前接触的客户看，大的租赁成交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企业和行业，如互联网行业、新能源汽车。”一位写字楼中介人士举例，之前在市中心拿办公楼的律师事务所，基本都是大的外资所，现在明显的趋势是“外资所越缩越小，内资所越来越大”。

以外企主要聚集的上海漕河泾徐汇区域为例，一名接近漕河泾开发区人士介绍，漕河泾徐汇区域目前约有200多家外企，租赁面积超40万平方米，涵盖互联网、新能源、电子信息、软件开发、现代服务业、汽车、贸易、制造业、生物医药、美妆护肤等行业。

从2022年开始，受疫情及国际形势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漕河泾开发区外资企业出现了停止扩张的迹象，部分外资企业通过重新调整组织架构缩减人员及成本，还有一部分原注册地不在区内的外资企业，受到外区政策吸引，选择了搬迁。

不过，园区内的外企数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6月底，总部位于冰岛的一家以假肢矫形器为主营业务的医疗企业奥索亚洲总部在漕河泾开发区落地。根据漕河泾开发区官微消息，今年一季度，有包括法雷奥、太可尼康汽车、宝格丽商业等外企扩租。

上述写字楼中介人士表示，一些城市为了招商引资，除了税收有优惠，甚至提供免费办公楼，这也吸引了一些办公+研发或办公+仓储类的外资向一线城市周边搬迁。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住宅租赁端。

一家从事高端长租公寓运营的外企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零售业、制造业企业将工厂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外派的管理和产品设计等相关人员也受到影响，这部分租客不再续租。

今年上半年，其所在项目没有签成一单租期一年的长期合同，而今年一季度，为了争抢客户，业内一些头部高端服务式公寓的降价幅度甚至达到了25%，以长租来看，过去单间价格基本维持在18000元/月，今年一季度，可能14000元/月也可以了。

这位负责人发现，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以前合作的外企客户每年对住宿预算基本有10%-20%的提升，而今年，对半砍的不在少数。比如长期合作的某头部美妆品牌，过去给的预算在2万元一间，今年直接下降到1万元出头，这也使得一些级别的员工无法入住。有些合作的公司，往年有10名初级员工可以入住，而今年只有2名员工可以入住。

调整

前述高端长租公寓相关负责人发现，今年，上海高端长租公寓的同行们几乎都在做同一件事，“大家都在考虑内需”。

随着国内旅游业在今年爆发，以及国际流动畅通后不少外企短期外派人员增多，一些高端服务式公寓大力发展日租和中短期租赁，一些头部企业短租份额已经超过了长租。

而上述写字楼中介人士所在团队则关注外地国央企新设办公处的机会，聚焦内资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律师事务所、金融证券等行业的客户拓展。

对前述猎头公司来说，公司成立8年时间，前6年只做外资，去年开始拓展内资客户。西门子旗下一家子公司是这位猎头合作了6年的客户，今年该子公司HR反馈，不仅没有一分钱猎头预算，自己也快失业了。“过去几年，这家公司通常都会有20多个岗位给到猎头”。

一位外资IT领域的猎头同样表示，虽然他的客户没有出现非常大规模的裁员，但哪怕是最基础的销售岗的招聘，规模也被“对半砍”了，且背负KPI更加沉重，一批新人即使被招录，实际留下的比例很低，支持性部门如市场部，即使被裁员也几乎没有名额放出，一些公司可能就只保留一个做策划、一个做活动的员工，“有些公司甚至把做活动的人都砍了，因为也没什么预算做活动了”。

今年，他也淡化了外资IT企业的服务，重新转向服务内资，针对车企、新能源等内资企业出海需求做招聘。

从行业回归到个人，Daisy、Monica、Evan并没有因为离职感受太久的焦虑，几乎在一个月左右，她们便都找到了新的工作。

目前，Monica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医疗类的审计，曾有不少猎头劝她再等等，年后外企也许会有新的职位放出，而Monica考虑到社保断缴问题，坚持在年底找工作。

体验过两家外企的Monica并不再特别“追求”外企，她认为外企有一些自己的优势，但在裁员方面她有了一些心理阴影。“可能就是美国、欧洲总部的一个临时决定，中国的老板说了不算，因为他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应受访者要求，Daisy、Monica、Eva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