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田进 自2022年9月CPI同比增速整体进入缓慢下滑通道后，2023年6月CPI正式进入“零增长时代”，这也是自2021年2月以来首次出现的CPI零增长。

在这样的基础上，CPI走低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问题？下半年物价走势如何？为解决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通缩等难题，应该采取怎样的举措？

7月10日，针对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张燕生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坎上。三年疫情对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我们原来的预期。“与此同时，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发现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老百姓、企业等微观主体一刻也没有停歇，微观基础依旧保持比较好的活力。现在核心问题是怎么解决居民、企业、地方缺钱的问题。”

：为何今年以来CPI同比增速持续下滑？

张燕生：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预判还是非常准确。会议提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6月CPI、PPI数据也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动力不强和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CPI的零增长。如果去掉翘尾因素，一般价格水平还是面临下行压力。

对于CPI增速的下滑，目前来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三年疫情对居民、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我们原来的预期，在基层调研时，一些个体工商户预测恢复可能需要三年；其次，投资和消费意愿不足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地改变和解决，如民间投资零增长、居民存款增加；三是民营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并没有改变，目前互联网大厂、民企大厂、外企大厂，甚至国有大厂不同程度地减员，说明了这些大厂在做三至五年经济不甚乐观的准备。这些问题从基本面上导致了6月CPI增长相对来说比较弱。

：你如何看待下半年的CPI走势？

张燕生：下半年一般物价水平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中国经济五方面问题是否有针对性的举措。

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针对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方面问题出手的举措并不多，更多还是微调措施。比如近期LPR利率下调10个基点、投贷联动试点合作机制等。个人觉得还是要有针对性的举措出台，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政策。

短期政策最关键是如何把经济搞活放开，中期政策则要解决结构性的矛盾，长期政策则需要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和后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01年加入WTO等，按照高标准发展的需要，进行高质量改革和开放。

现在各方面经济指标客观地讲并不是很好，人们担心经济通缩、资产负债表衰退、世界贸易冲突等，所以下半年还是应该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在你看来，我们在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哪些举措？

张燕生：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资产负债表衰退。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谈到中国不仅仅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还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长期问题。谈及应对方法，辜朝明希望能够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支撑。关于他的观点国内存在着很多争论。短期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降息、增加财政赤字，也需要解除房地产市场“限购、限价、限贷、限外”等限制性措施。中期需要结构性调整，如城市更新、推动新市民化、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等。长期需要建立起一个与高质量发展相一致的体制机制政策。

究竟采取怎样的解决方式，讨论和争论都非常多，但现在是时候做决定了。

从改革开放的调控经验来看，可以像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那样去应对疫情影响。当时宏观调控持续了四年（1998-2002年）。从政策组合来讲，包括长期特别国债的发放、国企三年脱困，银行业引进战略投资人、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牧等。4年宏调举措结束以后，不仅短期经济实现了稳定、中期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长期经济发展方式也有了变化。2003—2012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达10.7%，甚至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更高。

有人不同意当前经济形势类似于1998年。但事实上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转换期。美国经济在过去三年同样处于这样的转换期。中美战略竞争，宏观调控效率和水平是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目前国际上一些人希望国内出台类似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但中央已经反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四万亿计划”导致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负担，宏观杠杆率翻番也带来了巨大的化解成本。过去三年，中国一直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绝不搞大水漫灌。

：要解决居民缺钱的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张燕生：浙江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2022年，浙江人均GDP低于江苏，但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江苏。这说明，浙江的公共基础设施可能没有江苏好，但老百姓的“腰包”更鼓。并且，和广东相比，浙江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社会差距更小。

具体来看，为解决“如何让老百姓有钱”的问题，浙江一方面用市场机制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一方面让政府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最终实现公平和效率两手抓。最后的发展结果就是，老百姓“腰包”更鼓、经济活力比较足，同时社会差距比较小。

另外，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跟上一辈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上一辈人所处的时代强调艰苦奋斗，而当下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此，需要解决三个“当务之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提升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

：解决三个“当务之急”，具体应该怎么做？

张燕生：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要解决老百姓的钱从哪来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太多目光聚焦于再分配问题。再分配非常重要，但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初次分配。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约为43%，这方面浙江的比例高于江苏、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在同样的体制机制和收入分配格局下，如果经济发展方式能像浙江那样，让市场解决效率、政府解决公平问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肯定能够逐步提升。

上一辈人所处的时代是艰苦奋斗的时代，因此创造的GDP舍不得分配给老百姓消费，更多是用于投资、积累和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但在当下这个时代，更多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就涉及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战略调整，即怎样把新创造的GDP更多分配给老百姓。

其实，这其中存在广泛争论。有一派认为中国经济还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因此投资仍需摆在第一位，不能够过度强调消费。这种观点从发展的角度看有正确的一面，但也有其偏颇的一面。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取决于扩大内需战略的水平和效率。如果内需始终被抑制，最后只能过度依赖外需，将会加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紧张状况和冲突。

其次，为提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人们有钱以后不消费的问题。这里涉及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包括养老、教育、住房、医疗等。其实，第三次分配本源含义就是完善社会转移，即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低价为居民提供货物和服务，如公共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等保障，应该讲这方面国内“欠账”比较多。过去，政府公共收入更多还是用于经济建设，而不是用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保障。

第三，提升中等收入人群比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四亿，倍增也只有八亿人。其实从这个层面来说，农村转移人口进城以后，只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就能晋升为中等收入群体。因此，这方面就涉及如何推动新市民化进程加快推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