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瞿依贤 在距离圣索菲亚教堂300米远的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已经工作了大约50年。

用马军的话说，他是哈尔滨最老的医生，也是全国血液肿瘤领域最老的医生。从代际来看，马军是国内血液学领域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桥接医生，经历了大半部血液学的历史。

血液病里的恶性疾病有四个，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细数下来，马军在血液病领域有很多首创，比如在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上首次采用序贯治疗，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85%患者获痊愈，是国际公认的金标准方案。他领导的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是东北第一家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单位、东北地区血液病肿瘤治疗中心，也是中国血液学界四大研究所之一。

作为国内首批出国学习的留学生，马军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国后面临几个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地方当临床医生，发展血液学，或者去卫生部门走行政的路。他选择了回东北，成立独立的血液病研究所，后来因为想发展肿瘤学，所以在名称里加了肿瘤二字。

“我已经在哈尔滨扎根了将近53年，有感情”，马军打算到明年满70岁再作退休打算，研究所的管理现在已经交棒给四五十岁的医生，之后他可以作为顾问专家给病人看病。

马军说：“只要我还能动，就要为病人看病，争取更高的临床治愈。”

从无医无药走来

马军刚参加工作是1970年，他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的血液科实验室，靠自学完成大学基础课程，掌握相关的临床技术。那时候，白血病是血液病里面最主要的疾病，也是绝对的绝症，得了白血病几乎意味着等死。

1978年，马军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生之一。出国时，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科只有12张床位，基本无药可用，遇到重病也无法治疗，中国也还没有做过一例骨髓移植。马军到日本一看，东京一年做20多例骨髓移植，药物也比较先进，比如血友病已经有进口的八因子可以预防治疗。

1982年，马军学成回国，面临几个选择，最终，他接住了哈尔滨和黑龙江主政官员抛出“橄榄枝”——回哈尔滨成立一个独立的血液病研究所。1983年，在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科的基础上，马军组建了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他自费购买、从国外带回的倒置显微镜、库尔特细胞计数仪、血小板功能仪、二氧化碳培养箱也一同进入新的研究所。

此后，研究所的发展速度一路加快：1982年，细胞培养研究室在国内首先进行了造血干细胞体外培养。1984年，研究所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人系统造血干细胞培养，马军在国际上首先通过造血干细胞遗传学研究发现并提出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双克隆学说。1989年，建立层流病房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率为93%，白血病治愈率为74%，做重型再障贫血32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成功率达87%，已有5例生存超过20年以上，最长已生存35年……

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成立的前后，北京、上海、天津几大血研所也成立或重新组建，国内血液学的力量开始逐渐壮大。具体到治疗，单克隆抗体在1997年面世，小分子靶向药2001年出现，CAR-T疗法2012年出现，这些新药和新的治疗手段先后进入中国，中国的血液疾病诊疗水平得以大幅提高。

马军说，中国的血液学跟以前相比已经是突飞猛进了，现在的诊疗水平已经接近世界水平。

哈尔滨方案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大众知晓其剧毒，但不知道它可以拿来治一种特定类型的白血病。事实上，三氧化二砷跟青蒿素是中国医学的两大发现，也是中国对世界肿瘤学和药学的最大贡献。

197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药师韩太云在黑龙江省林甸县的农村扎根时，发现一位乡村医生通过外敷砒霜治疗各种疾病，可以止痛，缓解贫血症状，甚至可以延长有些肝癌患者的生存期。

在一个外科教授的帮助下，韩太云发现砒霜的最主要成分是亚砷酸，也就是三氧化二砷，于是进行了提纯处理。1971年3月，韩太云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把提纯后的三氧化二砷做成了注射液。

当时的蒸馏技术和化学技术很弱，韩太云使用大锅进行蒸馏。由于三氧化二砷不溶于钠钾等盐溶液和各种水溶液，通过用碱性溶液做蒸馏，最后提纯出来约83%纯度的三氧化二砷，因为时间命名为“713”，也叫癌灵一号。目前，世界上公认韩太云为三氧化二砷的发明及提纯者。

注射液做出来后，对止痛非常有效，机缘巧合之下，马军和团队用三氧化二砷治疗了一位患M3型白血病的美国小女孩，治愈后轰动美国，学术同行惊叹白血病竟然可以治愈。于是马军就争取到了该药物在美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纳入复发濒临死亡的M3型白血病患者快速进行临床应用，最终12例全部获得了长期生存，达到完全缓解。这个研究成果也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三氧化二砷是第一个由临床转化到基础研究的例子，也是第一个找到致病基因、致病蛋白的药物，原理是诱导细胞凋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批准了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早于美国。马军是全世界治疗M3型白血病最多的医生，超过4000例，治愈率达到92%，引起了国际轰动，被国际同行称为M3型白血病治愈的“哈尔滨方案”，也是全球公认的金标准方案。

马军说，这是哈尔滨的贡献，也是中国的贡献。国内有经验的医院，大约92%的M3型白血病可以达到临床的完全治愈，且复发难治的患者在使用它之后，还有80%治愈的可能性。

但马军很少主动提及哈尔滨方案，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很少，怕有“抢功”之嫌。在他看来，这个药的原创不是他，荣誉应该给原创的韩太云老师。

但救活的病人是实实在在的，全世界有50多个国家的M3型白血病病人通过马军使用了这个药，第一例是在1973年，当时18岁的小伙子现在已经68岁，只比马军小一岁，现在每年春节都会去看马军。

新药研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马军开始参与药审，他是目前年纪最大的药审专家。近年他参与审评的新药品种，最典型的包括了国内上市的进口和国产的所有PD-1、两款已经上市的CAR-T疗法、生物类似药等。

这种参与不是看资料式参与，很多时候，生产线的组建和检查、临床数据的核查，马军都作为药审专家出席。

作为评审专家，他在出具意见的时候主要考虑四个指标：有效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有效性是指，一款新药想要上市，它的效果要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更好；安全性的指向也很明确，必须保证患者安全。此外，他还会评估临床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数据是否有造假的成分。

血液肿瘤药物的创新，马军是一个重要的助推者。这种助推不仅体现在药审，马军也是临床试验的PI（主要研究者）和Leading PI，做Leading PI的项目有三四十项。

更早之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马军和肿瘤专家吴一龙、秦叔逵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马军目前在CSCO担任监事会监事长和主任委员。

马军回忆，CSCO组建时叫中国临床肿瘤协作组，就是为了做临床试验，2002年进行了第一个临床试验，即三氧化二砷用于治疗M3型白血病。在这之后，马军估计有千款包括血液肿瘤在内的肿瘤药进入临床试验，但源头创新的first-in-class（首创新药）的药非常少，改变药物结构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me-too、me-better药物非常多。

“这20年，我们的生物制药发展非常快，但是也要认识到，我们还处于第三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国，每年有13-16个左右的first-in-class创新药；第二梯队是英国和日本，每年有3-5个first-in-class创新药；中国每年只有0-1个，属于第三梯队。进入第二梯队，我们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不管怎样，马军依然对中国的创新药寄予厚望。

未来

去年冬天疫情肆虐的时候，马军有两个淋巴瘤患者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个18岁，一个72岁，同一个病房，都出现了呼吸衰竭的情况。

当时医院的呼吸机只有几台，考虑到年龄，给老人戴上了。小伙子呼吸衰竭得厉害，说：爷爷，救救我，说完这句话已经喘不上来气了。而戴着呼吸机的老人因为插着管不能说话，写字给护士，让护士叫来马军，极力表达的意思是，他已经70多岁了，把他的呼吸机拔掉，先救小伙子。

呼吸机属于单价几十万元的设备，需符合医院招标制的规定，马军跟卫生部门说：这都打着没有硝烟的仗呢，还招什么标，赶快把呼吸机买来。在没有通过任何审计的情况下，马军和同事把机器快速买回来，给小伙子也插上了。

春节后，小伙子和老人都出院了，互道“好好活下去”，还和马军拍了三人合影，见惯生死的马军也没忍住，流眼泪了。

从2022年12月疫情政策调整到2023年2月末，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救助了将近4000位病人，其中有300多位重症病人，也有不少病人死亡。

在新冠和流感病毒此起彼伏的时期，马军和美国学者交流，发现感染的淋巴瘤和骨髓瘤患者死亡率偏高，原因主要是免疫功能的缺陷。白血病患者的死亡率反而偏低，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但是马军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研究才能解答。

从几十年的血液疾病谱系来看，解放前因为缺少粮食和蔬菜，缺维生素导致营养不良，所以贫血很多，解放后一段时间内依然如此。到了八十年代，白血病等恶性疾病逐渐增多，除了具备诊断能力因素外，还有环境污染和工业污染的原因。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血液疾病都非常多。但从九十年代到现在，儿童和老年血液病多，中青年群体少。马军认为，到2030年以后，由于老龄化程度加剧，老年血液病会越来越多。

当了几十年临床医生，马军感受到了医学的巨大进步，但他也清楚地认知到，很多疾病目前还无法治愈。也因此，他总是在不停学习。

经济观察报连续几年在进博会上见到马军，没有既定工作、不需要上台的时候，他都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在各家药企的展台学习，最吸引他的当然是那些还没有在国内上市的血液肿瘤产品。对每家公司有哪些血液肿瘤产品，他如数家珍，偶尔会以玩笑的口吻跟企业说：你们几年没有新产品上市了，研发上要抓紧哦。

日常的诊疗工作、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参加学术会议、出国学习交流、接受媒体采访，把马军的日程排得极满，他很有紧迫感，所以他语速很快、走路也很快，研究所里的年轻医生走路速度都赶不上他。

在马军身上，“大牛”医生的基本素质也很明显：精力充沛。经济观察报今年4月在哈尔滨见到马军时，他前一晚从香港经北京转机回哈尔滨，凌晨1点才到家。早上7点，他已经到所里出门诊了。

诚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东北的马军没有预料到，东北的经济后来会衰弱，以他的学术地位，重新选择的机会很多很多，但他选择留在东北，哪怕他带过的23个博士和将近80个硕士，总共只有五六个留在东北。

在哪座城市似乎并不影响马军的“闯”，如果把血液肿瘤看作一座高山，马军从上个世纪开始攀爬，已经见过很多高处的风景，他现在还在往上走。

（实习记者王昕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