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是在二十本《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重复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提炼中国城市发展经验逐渐形成的。

一、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城市发展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城市在过去二十年有着非常令人感动的发展的故事。总体上，中国在城市方面经历了数量加速增长，规模快速扩大，城市体系从单城单中心城市到多城多中心、多形态嵌套城市的发展变化。在城乡体系上，城市化从到城市里工作发展到城市里生活，而城市财富创造主要从物质财富创造到了知识财富的创造和获取。二十年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经验，对照二十年我们只提炼了“20+2”个城市，即20个地级市及2个县级城市，代表千城万镇展示中国城市发展的奇迹，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来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的奇迹。

这22个城市的核心经验有很多，我认为最核心的经验有四点。

● 制度创新对中国城市高速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 城市竞争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 全球分工向外开放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

● 非农集聚，也就是城市化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关键支撑。

我们在这里生动地总结了22个城市的发展，无论是战略政策方面的经验还是深层理论意义都很好，特别是理论意义直接支撑了报告的框架。

总体看，中国城市快速发展所创造的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独特而宝贵的经验，不仅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为经济学创新提供了新的素材；不仅为城市发展经济学新突破提供了系统的新灵感，也向城市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提出了实践需求。

二、统一发展经济学框架

事实上，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是统一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城市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所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来致力于创新的一个新理论，“统一发展经济学”的简要框架。

之所以称之为“统一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奥戴德·盖勒的统一增长理论。“统一发展经济学”和统一增长理论有着质的差别，“统一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创新是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知识的增长而不是物质增长，是真正借鉴了物理学的“大统一”。盖勒的统一增长理论也说是借鉴了物理学的“大统一”概念，但我们在这里借鉴得更彻底， 使用了“力”的概念，创建并使用了“力量”这一新分析工具。经济学一般都用利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在这里我们使用了“力量”这一分析工具统一解释了人类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是统一发展经济学。

我认为，我的思考在逻辑上还是比较严密的，从假设出发，一步步能够推演出整个理论的体系，这个理论的基本框架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现象。

（一）经济假设

力的假设有五个，其中核心是本能的假设，还有协同的、吸引的、守恒的、均衡的假设。我们研究发现在守恒假设当中，借鉴物理学物质是守恒的；但是知识是不守恒的，它可以从无变成有，也可以从多变成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均衡法则就是力量和利益的均衡，既有力量的均衡，又有利益的均衡，还有两者共同的均衡。吸引法则主要是讲空间成本。协同法则是讲规模经济，交互要产生规模经济。本能法则，人类有需求本能、禀赋本能和意识本能，这三者决定人类必须要交互，必须要发展，这也决定了人类才是发展的最核心、最根本的源泉。这个假设相对一般经济学的假设向前移了，或者说是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假设。

这里面提出了三个规律，需求边际递增（规律一），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通常说的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这一现象规律直接对应了凯恩斯的需求边际递减规律，他认为在需求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导致需求不足，所以要政府刺激。但我们认为凯恩斯所说的需求边际递减仅限于就某一个产品，就物质产品越多，可能需求的越少。但是就人类的需求种类来说，满足了这种需求，又自然产生了更大的、另外的、更高的需求，这一点才是推动人类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交互的规模经济(规律二）就是单个人的行为和交互人的行为相比，能够产生报酬递增，即1+1>2的效果。知识报酬递增（规律三）也是一样，物质投入一个产出还是一个，只是结构的改变，但是知识的投入，没有产生有，少可能产生多。这些是特别关键的假设和规律基础。

（二）分析工具

在分析工具上，我们对之前经济学的利益分析进行了一些梳理，尤其是对规模经济进行梳理。目前规模经济讲的特别乱，框架众说纷纭而相互之间有重复，但归结起来就是几个方面：比较规模经济、交互规模经济和内生规模经济。这里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因素分工，它在这三个经济里都有，但是并没有包括完这三个经济。所以，我们认为把分工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尽管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也并不完全正确。总之，我们对规模经济进行了多方面非常好的梳理，这里不展开说了。

在利益工具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力量”这个工具。尤其发现，人的积极性不一样，工作效率不一样，产出不一样，而这仅仅用完全竞争下的利益分析难以做出很好的解释。关于制度的作用这点也特别重要，仅仅用利益分析也是解释不通的，制度影响人的力量，它影响人们的原动力。从这个层面来说，有很多的方面仅仅用利益来解释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想是不是用“力量”来解释。

力量是刚刚提出的，未来还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最核心的概念提出来，这里的“力量”和过去很多关于经济动力学、经济力量的研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认为所有力量的源泉，像物理学中宇宙爆炸的力量是所有力量的来源一样，人类经济的力量或人类社会的力量，就来源于人自身，来源于需求欲望和预期收益两者相互作用。想象到的收益能否达到欲望的预期，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人的动力。欲望和预期收益有相互匹配的组合关系，这里不展开说了。对个体来说，像生理上如智力、体力是个体的动能，动力和动能结合在一起才可以产生能动力。社会是由组织组成的，有企业、政府、城市等等各种组织，组织也有组织动力、组织动能，它们合在一起又有组织能动力。最终是能动力推动了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如主体角度、方向角度、条件角度把力量分成多个方面来解释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组合。力量和利益的关系，利益产生力量，但力量也会带来利益，它们都要遵循短期均衡的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将一般均衡再扩展，除了过去新古典说的一般均衡利益之外，还有力量的均衡及力量和利益的均衡。所以，我们的原理不是对新古典经济体系完全的否定，而是一个新的角度、是一个改善，新古典框架中合理的因素仍然要保存下来。

（三）构成要件

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经济体系的一个构建。

1. 主体

通过研究发现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增加了政府。增加政府是便于对经济的解释，并不是说政府就可以过度干预；不是支持政府过度干预，政府要找准自身位置。家庭、企业、政府都关注的是动力和能力，动力就是需求偏好和预期收益，能力是资产负债情况，资产负债表实际上是动能。动能影响动力，动力影响动能，两者加在一起决定主体的能动力。

2.行为

这里提出了三重行为。过去研究讲到生产和消费就忘记了创新和学习，相互之间不兼容。但我们认为，三个行为，即生产与消费、学习与创新、竞争与合作可以同时进行，所以将三者统筹在一起进行考虑。

3. 要素

我们提出五个要素，即制度要素、人口、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物质资本或者是金融资本，这里加入了制度要素。在解释经济增长时，要注意到制度要素，但始终不能融入制度要素，把制度要素兼容到其他四个要素里。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处理，把行为和主体加进来就可以了。

主体、要素、行为在一定的产业上、空间上和时间上耦合，从而导致了人类发展。具体表现在产业部门的发展上就是产业越来越多元，表现在空间上就是空间越来越有变化，表现在时间上就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四）作用机制

即逻辑体系。首先假设人类本能，这里假设人类的本能含有三个要素，就决定了人类可以发展，具体不展开说了。本能决定了行为，规模经济的假设决定了交互行为：规模经济下两个人在一块工作能够比一个人做得更多，所以就必须交互。就人类社会的产生而言，根本上是因为假设规模经济才产生了社会和交互。要交互就要产生组织及制度。组织因此产生，开始时是一个部落，一个组织；后来产生了家庭和国家两个组织；到现在又出现了企业从家庭脱离出来，到目前为止是三个经济主体。主体在制度约束下要重构要素，对要素进行归置就有了产权。这是作用机制的要件构成。

主体、要素、行为在时间、空间和具体部门上就可以实现耦合，具体它们的耦合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

耦合并不会结束，最核心的原因是人的需求。刚才说到人们的需求规模递增，即当需求满足了以后，会自动产生新的更大的需求，这就会导致人类经济活动要循环向前发展。传统新古典一直讲的、新经济增长实际上讲的增长是物质的增长，但我们这里讲的增长是这几个要素的增长，同时又是它们产出的增长。这几个要素产出的增长和其他模型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其他几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产出，其他几个要素是产出的原因之外，这些要素都有可能引起主体的需求偏好和预期收益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其动力。这个动力的大小又反过来决定这些要素是不是能够对制度、人口、人力资本、科学、物质产生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制度，制度对其他要素的影响按照通常的新古典、新增长理论都没有解决，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突破。比如物质资本，除了受到前期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技术和人口影响以外，还有这里的这些因素会影响人的动力，特别是制度。简单地说，制度受其他因素影响可能要变，但制度受自己需求偏好和预期收益的影响，各个人之间产生的博弈力量的大小，最后决定这个制度是不是变；如果制度不变的话，其他再变都是等于零。因为制度的原因，同样的国家，同样的资源禀赋，有的能够持续发展，有的长期停滞。

纵观一万年人类经济发展基本轨迹，我们这里提出它始终是在加速增长过程中，尽管前期加速是非常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它一直在加速增长，因为知识在增长，知识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产业越来越多样化、高级化，人类空间规模不断扩大，聚散结构发生变化。总量来看，物质的、科学的、知识的加在一起，开始是偶然的加速，周期的加速，现在变成日常加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双曲线（即在发展速度上以工业革命开始为界限，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分异）。

至于各地区来看，为什么有的地方是内卷，有的地方是外展，有的地方停滞，各区域间有分化、收敛和轮转，都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进行解释。右边这个就是我找到的一个生物演化的地图，它能够反映出人类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但是，如果由于许多内生原因制度不能发生变化，可能大分流就在这个地方，可能一直在停滞状态或者一直处于偶然加速的状态。

结合中国来看，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作为统一发展经济学与中国城市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学说，要有一个中国的背景，实际上是要解释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我认为这几个是特别重要的：中国是人口多、空间大、差异大的巨型国家；中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是在新一轮全球背景下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一个后发的巨型国家；中国转型发生在第四次新技术革命状态下。这些影响或改变了我们的主体、行为和要素，因此，使得中国城市发展有自己的特殊之处、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们总结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

三、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框架

这无论是从概念上的发展，还是传统意义上发展中国家转型定义上的发展都是发展经济学，我们界定的研究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城市的发展。

将统一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直接加入到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中，我们发现中国城市经济体系的构成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是三类主体：

（一）三类主体

就家庭部门的动力和能力而言，随着人均收入和资产增加，家庭的需求偏好和收益预期不断变化。人们开始时没有钱只是为了糊口，后来有钱是储蓄，再后来是购房。人口从原来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力资本投资，也可以说是人才红利，家庭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小。

企业也是随着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和企业家需求偏好、预期收益的变化，生产活动从制造转向服务，甚至一段时间转向房地产。报告中也有专门的解释，从物质生产转向知识生产。企业部门自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乡镇企业产生、国有企业改革、外资引入、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四十年过程中有四个重要的发展表现。

政府和其他主体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拥有土地及其收益权，随着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政府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之前政府是追求高速发展，追求速度，现在应该是转向追求平衡的发展。报告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二）三重行为

三大行为，即具体行为、抽象行为和关系行为也都在四十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

具体行为从企业来说，从加工制造到服务，到知识服务，到智能信息主导的阶段。从家庭来说，从物质消费、人口的生产到知识消费、人力资本投资。从政府来说，从土地资源运作到公共产品投资，也就是基础设施投资，现在是到公共服务的投资，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抽象行为，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都经历了从原来的重复到学习，尤其学习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仅是相互之间学习，还是向全国、世界学，中国城市各个市场主体，包括政府在内的学习可以说是中国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学习的景象非常壮观。到现在不得不开始进行创新的发展。

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在开始阶段或者说前二十年，国内的城市之间因为资源禀赋相同以竞争为主，但国际有梯度，所以国际是合作为主。现在转向国内发展有梯度了，但国际转化为以竞争为主。

（三）六个要素

六个要素。前面框架说的是五个要素，这里为什么是六个要素？如刚才李扬老师所说，古典经济学是有土地的，后来把土地资本化包括在资本里，但是中国在这四十年里土地要素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所以这里包括了土地要素，或者把土地从资本要素单独拿出来。我们发现，过去四十年间要素的主导地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制度文化当然是一直在起作用，但是在70-80年代可能是劳动力主导，乡镇企业、小城镇主要是劳动力主导；到了90-2000年代，引进外资是主导，当然劳动力也很重要，但是主导的是资本。到2000-2010年代，甚至有的城市现在还在持续，土地成为主导。2013年、2015年以后进入新时代，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成为主导要素。

前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即主体、要素和行为，在产业上、时间上、空间上有一个耦合，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城市，所以直接落实到它耦合在城市/城市产业的发展上。城市又分三个方面：典型城市、城市体系及城乡体系。李扬老师认为，城市化最好叫做城乡体系，我们这里即是从城乡体系角度来说的，认为城乡体系比城市化更有一般意义。

（四）城市发展：典型城市、城市体系及城乡体系

1.典型城市

一个典型城市的要件是什么？中央政府市场化制度改革为三个主体，即家庭、企业和政府提供了释放动力的条件。这里有三个联手、三个合作：政府需要企业和家庭，家庭需要企业和政府，企业需要家庭和政府。其中，政府需要剩余劳动力和公司结合，创造更多的收入，带来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到公司去上班，要落地到具体的城市来，这实际上是要城市化；企业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到这里去上班，二是落地在具体的城市。所以，存在着三重竞争。

三重竞争在这四十年里有一个三步轮动转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三个转换分四个阶段：一是农业劳动力人口主导或者家庭主导，二是外资主导，三是城市政府主导，四是高端人才、科学技术或者叫做创新主导。这是中国每个城市或者大部分城市的发展过程，当然有些城市还处在第二个阶段，甚至有些小城镇还处在第一个阶段。但是，总体上中国的典型城市已经经历了这四个阶段。

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也发生了不断的变化。在第一个阶段是外资主导阶段，当时发展模式是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和人口来发展产业，带动经济增长，转过来再改善投资环境。第二阶段是房地基建模式，即通过土地财政融资进行基建投资，搞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的增长，改善城市的环境。改善城市环境不一定改善生活，是为了土地更有价值，即提高土地价值再进行下一轮的土地融资，这样的一个循环逻辑。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逻辑，改善生活环境，吸引人口人才，发展实体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再转过来改善生产环境。现在各个城市很大的竞争是争夺人才和人口，以改善生活环境。这在国际上也是存在的，过去老外老是说改善生活环境，我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中国发展到这一步人口、人才是重要的。怎么吸引人才，就是改善生活环境，人才来了才能发展实业，带来收入，再改善生活环境。这是典型的发展模式。

2.城市体系

城市间的竞争合作也发生了变化，和单个城市的发展一样，城市之间存在竞争，第一阶段可能是劳动力竞争，第二阶段是资本竞争，第三阶段是土地竞争，第四阶段是人才竞争。竞争的结果，有的处在优势，有的处在劣势，就形成一个合作局面：小城镇现在以劳动力为主导，东部小城市以产业制造业为主，内地以土地融资服务为主，高端的是以人才为主，它们之间有差异又形成合作，当然这种竞争合作始终在进行中。中国城市过去四十年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过程。

城市体系的轮动，就是劳动力主导、外商外资主导、政府土地主导和高端人才主导的四阶段、三步轮动的过程。不同的阶段竞争合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通过提炼发现，城市体系的模式与统一发展经济学框架相符、由其决定：70、80年代是小城市主导单中心，90年代是大中城市主导或者大中城市都市区主导，20世纪10年代、20年代以后是圈群主导，再之后是网带主导，网带主导是说除了带之外还要形成网，就是这样一个轮动的发展模式。

3. 城乡体系

城乡体系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和城市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只是这里要照顾到乡村。它的主要动力还是因为政府市场化的改革，释放了三大主体动力。政府要一手吸引农业人口，一手吸引外部资金或者企业，同时向企业和家庭提供土地和环境，这是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最核心的是家庭，家庭有剩余劳动力，选择企业和城市，要选择到哪个地方打工生活；同时向企业和政府提供劳动力、人力资本、交税。企业选择和吸收转移劳动力，同时还选择城市：在哪里经营，向政府提供税收，向劳动力提供工资。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了人口、产业、空间的城市化，人口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增加，城市空间扩大。

轮动是指不同阶段动力是不一样的。90年代是当地产业城镇化向外地产业城镇化转型，开始是当地产业城镇化，先是乡镇企业，然后是外资企业。这决定了前期中国半城市化的问题，虽然工作在城市里，但是他的生活是在乡村，所以是产业城镇化。第二个阶段是产业城镇化转向土地城镇化，这一阶段大规模城市开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个阶段是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人们不仅到城市工作生活，而且到城市里住，即户籍人口不断增加，到最后将会赶上常住人口。这里的轮动反映不同步的动，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三者都是发生变化的、轮动的，但它是不一样的动。这都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用框架推导出来的。

发展模式即在加速城市化之前，乡村为主的城市化：80年代是当地产业主导的城镇化，是当地职城住乡；90年代是外地产业城镇化主导，是异地职城住乡；2000年是土地基建城镇化，是职住异城。很多人认为中国城镇化就是两步，但实际上我们研究是三步，职住异城就是工作在城市里边，居住也在城市里边，但房子是在家乡买的、孩子和父母在家乡的小城镇，是这样的城镇化。到2010年以后，人口城镇化职住同城，在工作的地方居住，加上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广义的职住同城也算，即在职住通勤圈的同城。这种模式也是客观的事实，也是用这个框架能够解释的。未来，城市化完成后形成以城市为本底的城乡一体。

总体上，“3363”框架的核心思想：中央政府的制度改革开放，形成具有相对利益和能动力的家庭、企业和城市政府三大主体。他们利用人口、人才、科技、资本、土地、制度六大要素，进行竞争与合作、学习与创新、生产与消费三重交互，在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产业间进行耦合和循环，然后带动了中国城市的崛起和发展。

总之，制度创新、城市竞争、全球分工和非农聚集，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核心的四大经验，这也是我在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主题报告中提出来的。不断增强的三类主体的动力和动能，驱动中国城市持续高速发展，决定城市、城市体系和城乡体系不断的变化和转型。

四、创新与展望

总而言之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成功及挑战，给了我们理论创新的需求、素材和灵感。我们在理论上创新，特别是提出了统一发展经济学理论。

其中包含新的发展概念，指出增长是知识的，而不是物质的增长和发展。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从要素变成产品只是改变了结构，量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知识，知识从投入到产出是增加、变化的。

在新的假设中提出了三大规律，当中之一是认为需求边际递增而不是需求边际递减。在新的分析工具上引入了“力量”；并加入政府作为新主体，但并非认为政府可以过度干预，而是要找准自身位置。

在新的要素上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五要素之外，要想得到产出还有一个要素，即这五个要素影响的主体及其行为的动力和动能。如果受到制度影响，没有动力，再多的要素也不能产生产出。

在新的政策上，和凯恩斯的政策观点不同。在人类物质需求不足时，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政策促使企业、其他市场主体生产更多的物质；当物质极大地丰富之后，政府政策不能再过度刺激需求，没有需求时刺激没有效用，就进入了陷阱。要刺激创造新产品，创造知识产品的增长，人类对知识产品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上述仅为一个框架、要论，在逻辑上我们认为是比较严谨了。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说能够建立，还需要严密的数学推导，还有科学的经验验证，对提出的新概念，如“力量”，还要进行一些深入展开、细分。今天的研究分享给我很大的启发，做得非常细，未来我们应该再进行深入的研究、拓展、论证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