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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勇/文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与其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或是一本哲学著作，或是一部医学报告，或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而在我看来，其实都不如说：这是一部饱含激情的文学著作。

我读后的第一感觉，就如当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会惊叹到几天无语。我无意识地把这两位毫不相干的人和作品作比较，但我读完《疯癫与文明》后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论语言的准确，描写的精到，两人是相同的，且都是对意识作为研究和描写的对象。两人都出生医生家庭，都独树一帜，也都有一种“疯癫”的气质，这种气质在文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就是对所处时代的挑战和反叛。虽然两人相差近百年，但他们的气质是一样的，一个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小说家之一，一个是二十世纪最具反叛性的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远望去，风马牛；近打量，属同类，真是不可思议。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法]米歇尔·福柯 /著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7月

为什么会追溯疯癫的发展史

《疯癫与文明》的开头就非常独特。帕斯卡（PascaI）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

紧接着，福柯就开宗明义：我们尚未而应该撰写一部有关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互相承认。在前言中，福柯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追溯历史上疯癫的发展史来确定疯癫与理性的本质。

这种在我们看来极其边缘的学问，也只有西方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疯癫与文明》是如何炮制又如何出炉的？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首次出版于1961年，最初是福柯的哲学博士论文。按照当时法国的制度，博士论文必须出版后才能进行答辩。应该说，这部著作受尼采影响很大，福柯希望自己能够在“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展开文化的研究。当时的书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到1965年要出版英译本时，福柯作了一些修改，显然他对很多问题想得更加清楚，新增了《激情与谵妄》一章，将书名改为《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这使他要表达的主题更加具象。

书中阐述的理性与疯狂，尤其是对疯狂所作的话语分析和知识考证，彻底推翻了西方传统哲学所赖以生存的理性概念，成为福柯整个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此书的出版，对多学科多领域都有着颠覆性的思考，如对西方文艺理论，福柯一反过去传统文艺论把文学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和社会状态模仿的论点，认为文学是人们的被社会排斥和阉割的话语方式的一种反映，是疯狂经验的一种表现形式，应抛开意识形态，从人的内部来思考。这些观点促进了美国历史主义的出现。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我们常常会说，那天才就是一个疯子，这样的实例太多，无论是音乐家贝多芬，还是画家梵高或高更，或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或更加典型的毕加索、达利等等，他们不是常人、是疯子，但他们是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常人无法理解下的理性下的疯子。正如我们经常会说，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很多文艺评论家和哲学家会不同程度盛赞疯癫，一些文学作品中会出现看似疯癫实则清醒的人，如《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福柯正是通过对疯癫史的研究，对理性时代的疯癫进行“剥洋葱”式的详细解读，很多回答是“惊心动魄”的，或是惊险的一跳。

这样一部“疯癫史”，福柯在书中依次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前期，疯癫是未知、神秘的知识的象征，是一种映衬社会理性的对立面。第二个阶段是古典主义时期，如在17世纪，欧洲出现诸多大型禁闭所，对疯癫的禁闭让理性趋于沉寂。闭锁是“疯人”的“治疗机构”，疯癫成为一种罪恶。禁闭所五花八门的“手段”以及一些近乎疯狂的物理和化学治疗方法，是以帮助疯人尽快回归正常生活为目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围绕18世纪末19世纪初，“精神病医学”的建立。

福柯在书中展现的疯癫史让我们看到，因为疯癫、非理性，就意味着要被文明世界隔离和排斥。现实生活中，行为怪诞的人往往会被投去异样的眼光，被疏远，被议论。其实我们众人的隔离与排斥，其本质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立起来的，反而恰恰是为了排除对理性有害的危险因素——比如疯癫——理性才获得了稳固地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会越发感到：福柯所提出的社会的主体性，就是由话语构建的，话语产生了立场，站在普遍立场这边的人就享有了权力。权力和话语权是不需要再解释的，而疯癫者却总发表与普遍立场相反的论调，让享受话语权的人处境十分尴尬。

关于理性对非理性，非理性最后臣服于理性，在理性所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了疯癫的位置。同样，理性也无法进入疯癫的世界。

“愚人船”

油画《愚人船》耶罗尼米斯·博斯   网络图片

《疯癫与文明》的第一章是“愚人船”，从中世纪时期众多麻风病开始叙述，谈到了中世纪流行的一种愚人船，这种船把疯子从一个城镇送到另一个城镇，以便让他们不断地流浪，这样城镇就可以驱逐他们。

我想说说留在我大脑中的《愚人船》，我不知道它是否与福柯所说愚人船有关。《愚人船》是耶罗尼米斯·博斯创作的木板油画，创作时间可能在1490-1500年之间，现收藏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从时间上可以看到，和福柯所说的“愚人船”是由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的。

油画《愚人船》太形象、太生动了。这幅作品的主题既不是关于宗教，也不是关于古典神话或世俗人物，在我看来是完全写实的风俗画，它表现一群愚人驾船在海上漂流，希望到达传说中的“愚人天堂”。

小船中部一群沉醉于享乐的人中，一个弹着鲁特琴的修女和一位修士在一个餐桌两侧，面对着一张悬挂在桅杆上的面饼，正张开大嘴准备去咬——他们可能是在进行一个无聊的游戏，但都很投入，全然不顾两个可怜的落水者。另一个奇怪的人，头顶一个杯子，并把一个破水壶举向半空。

船上的其他人各个神态丰富，举止怪异。在画面右侧，一位划船人手里的船桨是个大勺子，感觉是舀粥用的，另一个则趴在船边呕吐，头顶附近的树上挂着鳞光闪闪的鱼。在画面左侧，一个妇女和一个年轻人在打架。女人举过头顶的应该是装牛奶的罐子，被打的年轻人可能是喝醉了，边上的酒囊已空了。小船的桅杆上绑着一只烧鹅，有人正举着餐刀向上爬。桅杆顶端有一棵无根之树，树上有一具头骨。这一切仿佛在预示着，这次航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应该说，这样具有幻想性的主题，充满了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怪诞的事物和场景，却又巧妙地揭露了人类的内在共性。因此我感觉这幅油画就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普通人的盲目、虚伪和愚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画家博斯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愚人船”上，做着荒唐可笑的努力，去向并不存在的远方。贫苦、犯罪、异乡人和精神病人都被驱赶上愚人船，流放到遥远的没有彼岸的遗忘之地，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之中，愚人船从未中断过航行。

在我看来，愚人船描绘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这是一幅非常写实的作品，画家画的就是他看到的真实世界，只是我们今天已没有了这样的眼睛，才更多地为所有人物的举动设想各种暗喻和隐喻，这些都是后人强加上去的符号。

该书第一章主要介绍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以愚人船为题，福柯首先介绍了愚人船的意向及它的源起，接着从故事和道德寓言、学术作品、艺术、文学和哲学、病理学、医学等等话语领域介绍这一时期的各种“疯癫”。在这样大量的看似隐喻和暗喻的文字中，阅读时有一种喘不上来气的感觉，但阅读的快感是从所未有的。

愚人船谢幕，疯人院将要上演。“禁闭”将取代“航行”，由此进入第二章《大禁闭》，第三章《疯人》，“疯癫不再凭借奇异的航行从此岸世界的某一点驶向彼岸世界的另一点。他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注意，它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留在人世间。它留驻了。没有船了，有的是医院”。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福柯的研究本身就很“疯癫”，在他看来，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

我将何时登上愚人船，这样看似荒唐的自问，发生在去年疫情闹得最凶猛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疫情的至暗时刻。我们会有乘上一条逃离疫情的“船”吗？逃离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会怎样？搭乘一条船，是主动登船，还是被人驱赶上船，还是跟随着大家漫无目的的上船，有多少能允许你做出判断和选择？有多少根本就不许你做出选择？即使有了判断，可能也得听天由命。但判断可以留下来，思考可以留下来，这样的理性对后人可能会有指引。

其实“愚人船”不是具象的船，也不是抽象的船，而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船。隐喻和暗喻，其实都影响了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是文人的自作多情。福柯写给我们的，是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说说我所读出来的东西

作为一个职业阅读者，我始终认为阅读对个人来说就是一个“药引子”，除了对原著本意的把握之外，每一个个体是否能读出本书以外的东西，哪怕是根本就不相干或原著所要表达的观点的反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忽视了这样的启发。

《疯癫与文明》一书，无法用一两句话或用千八百字说清楚它到底说了什么。其实该书在上世纪60年代问世后，其反叛性就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福柯由此成为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普遍公认的是，《疯癫与文明》是一部人文科学史著作。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史著作。该书译者在后记中说，著作的独创性在于，它把被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史专家完全遗弃的材料——遗弃给对自己专业的历史或前史感兴趣的精神病专家的材料，重新放置在更高的哲学反思的层面上。

福柯自称：他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主体怎么会把自身当作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什么样的类型方式和历史条件？以及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则是：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自身为疯人的真理？把疯人说成绝对他者，不仅付出了理论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一种制度的乃至经济的代价。

在我看来，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这样思考而已。福柯的这部疯癫史，他本人力图用“考古学”和“系谱学”来埋葬传统的历史学。但在一些史学家看来，福柯走得太远了，他甚至“虚构”了历史，如他眼中的“愚人船”，其实是当时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有多少史实依据？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福柯给我展现的疯癫史，有麻风病、疯癫、疯人、谵妄、狂躁症、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医生与病人之间，治疗疾病的各种实践和方法有多少科学性，还在等待答案。医生的思想对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别，古典时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什么之上？

我从书中读出的是，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历史，其实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今天人们已承认，医学就是科学，有很多我们无法认知和解决的疾病。恐慌总是和疾病大流行连在一起。而非理性总能在适合它的时候出现或出场，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我国偏远的山区，包括有着现代文明的欧洲，总有装神弄鬼的人，把很多看似理性的人引入到歧途。正是在想象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人们忘掉了非理性在何种程度上其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整个社会更加迷信的是一种药，一种神药，一种灵丹妙药，一种入口病除的药，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理性）更难以控制。

当理性，当医学，当科学告诉我们，人自身完全有自我修复能力时，人通过病毒感染还能获得免疫力时，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关键时，我们都将能体会到一种文明发展的感受力。

非理性的“贡献”是提供给理性的，最典型的范例当属我国央视大楼的设计，在一种非理性下思维里，形成理性的科学设计，放在北京，其实一种非理性的“尖叫”，然而这一设立在古老文明国家的“尖叫”，又显得非常“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