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刘晗/文

古今往来的文人政客，影响力超群者大多口才绝佳。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雄师，丘吉尔“二战”期间发表的演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气势磅礴；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哀悼阵亡将士，成为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之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推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鼓舞民众为自由正义而抗争，震撼人心。

长久以来，人们常误以为演说就是拉拉杂杂随便漫谈，事实上当众演说有别于私下聊天和对谈，它要求演说者的观念立场、修辞学养等长期积累的经验能够在短短几分钟内与恰如其分的语气和姿态融会贯通，在展现个人声望和魅力的同时，调动起听众的情绪和热情。因此，演讲是个人综合素质的全方位展现，那些伟大的演说之所以流传下来，就在于话语分量尽显其才华，且足以振聋发聩。

随着时代思潮和技术手段的变迁，说书人领衔的口传艺术式微、衰落，麦克风和高音喇叭主打的当街政治演讲和文化宣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留声机和广播为主导的媒介，用以传递信息，娱乐大众。紧接着电视入驻千家万户，辩论赛、脱口秀、学术演讲丰富了荧屏，由讲稿衍生的图书带动了大众快餐化阅读。进入读屏时代，演讲实现了多元化观念的碰撞，学术交流、脱口秀、网红带货等促成了人人都是自媒体的美好愿景。网络播客热衷于品评流行文化，剧场脱口秀方兴未艾，素人也可能有出位的高光时刻。有人借演讲蹭热度，有人制造媚俗话题只为引爆关注度，由此引发大众的集体深思：站上C位的演讲者，究竟应该说些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民国初年的演说家貌似比当代人考虑得更为缜密，他们面对的是血雨腥风，而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鲁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曾引发广大知识分子深思，“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在传播手段甚少的年代，只有深入人心的演说才能让现场观众二次传播成为可能，使得文明的火种得以传承。和落在纸上掷地有声的文字相比，精彩的演讲如吉光片羽，在历史的长河捡拾转瞬即逝的碎片谈何容易。陈平原所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以跨文化的视角，重返历史现场，从晚清画报和演说家的实践经验中，探索出了国人说话与写作途径的变迁，通过游行的图像，报刊上的标语和口号等感性的图文，拼凑出史料细节亦或宏大叙事。

《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陈平原 /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5月

有声图文与都市场域：从莫谈国事到大声疾呼

演讲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盛行于晚清时代，它的出现在改变国语传达的同时，也在不同时期重塑出中国政坛的格局。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点石斋画报》上有光绪年间宣讲圣谕的画面，意图向老百姓传达万岁爷的旨意，老老实实做良民。当时掌握话语权的依然是权贵，再加之文字狱令人谈之色变，底层只有接旨的份儿。老舍在《茶馆》里写了特务纠察民众言论，“裕泰”茶馆张贴“莫谈国事”的警示，可见言论的红线弄得人心惶惶。

19世纪末，梁启超深受日本资产阶级运动领袖犬养毅的启发，在《饮冰室自由书》强调传播文明三利器的重要性，提出“以学校为阵地，报纸为平台，精英阶层通过演说为不识字的贫困愚民开启民智，宣扬文明思想”，这一范式影响了20世纪以降的中国，演说也因此成为促进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利器。

此后，书场、剧院等都市娱乐场所遍地开花，加速了民间演说的逐渐活跃，清末文学家刘鹗《老残游记》里的“小玉说书”，生动再现了民间口传艺术对经典文本的普及，面貌一新的戏园子即是文明开化的象征，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底层接受了种种新潮观念，必然会变得躁动活跃，和往昔宣讲圣谕安抚民心形成了鲜明反差。对于底层劳工和年轻女性来说，过去想说而不能说，可以说的时候反而不知如何开口，演讲所传达的思潮引导着他们完善对社会以及自我的认知，因此这些受众对演讲尤为热衷。特别是废科举之后，新式学堂纷纷开设演讲术等相关课程，演讲教材层出不穷，以名流谈国事的书籍最为畅销，新旧观点的碰撞不断刷新着民众的趣味和价值观。

执政者的演说是时代精神的风向标，一场有分量的演说足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演说不仅是一种‘说话的艺术’，更牵涉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传统。因此，近代中国几次‘演说’高潮的出现，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转型、‘五四’的政治抗争以及抗战的社会动员。”从吴趼人《新石头记》到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小说家赋予演讲以丰富的想象。然而反观现实中的演讲，往往相当程式化，围绕演讲者人头攒动的黑白照片已是千篇一律的图像叙事，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五四”运动期间，京城一批由政府支持、知识分子组成的巡讲团对民众进行通俗教育，“五四”之后转变为革命抗争和发表政治声明，美国社会经济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DavidGamble)记录下了珍贵影像。身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之一的他曾多次到访中国，他的一系列作品记录了队伍出发、演讲集结以及学生与军警交涉、对峙等情景，其中学生们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前演讲的照片广为流传。

声音是演讲的核心要素，但当时录音条件受限，这也是考据的难点。晚年的孙中山应纸媒邀约发表演说，在留声机中记录下了唯一存世的录音。他意识到，以当时的政局，革命只有靠宣传动员全民才有可能成功，因此提出，“中国的安危存亡，全在我们中国的国民睡还是醒”。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开幕词里，一句铿锵有力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宣告了中国历史迈入新纪元，结束了被奴役的屈辱，凝聚起了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信心。领导者的演讲如指路明灯，疏解了民众的焦虑不安，带来明确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从茶馆里的不敢多言到广场上的大声疾呼，“书影音”三者联动调动起民众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也勾勒出都市场域里的话语从受限到破冰的，从无声到有声的全新局面。

意见领袖的养成：有人欢喜有人愁

言论尺度放大的新风气对于生性内敛的东方人来说，需要克服当众发表意见的“社恐”心理。从专制社会走来的国民，对公开表达个人立场及政治见解无疑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个人面对群体的演说颇有戏剧性，也是公共空间里的风景线。黄尊三在《三十年日记》里记录了他在日留学期间现场倾听孙中山演讲的感受，慕名前往的人们只为一睹国父的风采，“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足以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演讲是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技能，如蔡元培所说“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然而并不是所有政治家天生能言善辩，电影《国王的演讲》中，乔治六世患有严重的口吃，身为一国之君的他在演讲时遇到长句便断断续续，在演讲中接连出丑，麦克风恐惧症令他深感痛苦，信心崩溃。他在语言治疗师的协助。化解内心的障碍，最终战胜恐惧，成功发表了一次演讲，也鼓舞了民众的士气。

很多人以为演讲者游刃有余、应对自如是天赋使然，殊不知这份精彩背后少不了做足功课，备稿场控，练习姿势和语气。在说话上有一套的人还在于他们有各自的独特风格，纵时过境迁，演讲者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让人久久回味，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永恒经典。吴晗对闻一多的演讲印象深刻，“一登台便作狮子吼，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几句话，就把气氛转变，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

民国意见领袖的成长，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得来不易，他们总结出的关于说话之道的金科玉律，都是过往“痛的领悟”，陈平原将民国初年的“演说”归结为以下特色：“表达口语化，故倾向于畅快淋漓；说理表演化，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追求现场效果，故受制于听众的趣味与能力；蔑视理论体系，需要的是丰富的高等常识；忌讳‘掉书袋’，故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佶屈聱牙。”演说与文字的悖论在于，若将演说文字化虽然条理清晰，但文字很难高度还原演讲者现场的风采、神韵，以及一呼百应的气势、人头攒动的场面、高涨激昂的热情，特别是演讲者的语调口吻、肢体语言等等，没有身临其境的观感很难体会，反而还会感到表述过于夸张。

时任《申报》记者的黄炎培在《参观京津通俗教育记》写过他观看的一场演说，京城崇文门外火神庙门前贴有“今日讲演”字样，话题围绕着劝戒烟展开。演讲者抑扬顿挫，时而情不自禁拍桌，调门提高了八度。但如果空有一片热情，词不达意，听众必然分神，哈欠连天。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多如出一辙，而“翻车”的大多是语无伦次，甚至一派胡言，比如钱锺书《围城》里留洋归来的方鸿渐大讲特讲梅毒鸦片，现场哄堂大笑。

古希腊哲学家盛行演说之风，雄辩术逐渐形成，正如当代人旁征博引，运用对照、双关、反复等等修辞。有人笔下行云流水，但演讲时少有可以斟酌推敲的时候，可见出口成章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演说这种介于书面语和口语之间亦庄亦谐的叙述很难拿捏，话音落时掌声不绝于耳还是嘘声一片，全靠演讲者的现场感染力，对公众期待值和接受度的预知也关系到演讲能否成功。

晚清兴起的演说夹杂着洋泾浜、古文、白话文以及各地方言的口头表达，有利于新派国语文学的传播，与此同时影响着文风新格局和审美的形成。梁启超操粤语说话，北方观众往往一知半解，但如果因此改说国语，定会大打折扣，这些并不影响他在台上挥洒自如。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中，回忆梁启超在清华的一次讲演：“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

演讲的尺度：言多必失，用“梗”需谨慎

深谙言谈之道的马克·吐温洞察到说话用词的“度”，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沟通中差强人意的措辞和恰如其分的措辞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悬殊，就像萤火虫 (lightningbug)和闪电(lightning)之间的区别一样。”主持人或演员一不小心“吃螺丝”闹笑话时有发生，这对那些不善言辞的人很容易产生共情，正因为他们内心怕出错，唯恐话不投机引火烧身，宁愿保持沉默息事宁人，也不主动开口释疑。

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性情，使人们面对势力强大一方的压迫，大多敢怒不敢言，毕竟形单影只站出来也不会一呼百应。鲁迅于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无声的中国》里提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事实上，“话痨”在成长的过程中无疑比那些不爱说话的“闷葫芦”要承受更多打击，所以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说法不无道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演说把握时代思想的潮流，通俗但不浅薄，有着以一敌百的气势。同盟会成员袁泽民所编《演说》里，强调演说之功用在于“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

演讲的意识形态大多时候由政府管控，持反对意见的个人或者组织会遭到抵制和镇压。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政治运动、文化思潮中的先锋领袖敢于揭开现实的真相和残酷的一面，甚至触及对方的切身利益。宋教仁的演说反对袁世凯，李大钊演讲谴责张作霖的残暴罪行，闻一多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三人都惹来了杀身之祸。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国家元首往往金口玉言，而且一言九鼎。然而有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口误频发，屡出洋相。巴西政府文化特别秘书罗伯托·阿尔维姆在视频演讲中模仿纳粹言论而被炒鱿鱼，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谬论，被日媒冠以“大嘴”之称，他声称“核废水喝了也没问题”、“高龄老人早归西日本经济才有救”，大放厥词激起民愤。最口无遮拦的当属卡扎菲，他曾在联合国大会上打破了规定演讲时长，在一百多分钟里把五个常任理事国得罪了个遍。

除非演讲者特意哗众取宠，在即兴演说中偶发失误还是情有可原的。遇上现场挑事的观众，演讲者还需机智应对化解尴尬，在细微之处见大智慧。丘吉尔接到一张写有“笨蛋”的字条，他即刻把它秀给观众们，问是哪位给他传话忘了写内容只写了自己的名字。威尔逊演讲过程中有捣乱分子大喊“狗屎、垃圾”，他不慌不忙喊话，“这位先生关注的环保问题，我们稍后就会提到”，轻而易举转移了冲突。演说的高度无止境，但也并非想象中那么难于上青天，只要坦诚相对、言必有中，即便没有行业黑话和专业术语，没有入时的新词和流行语，也能和受众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