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超”故事:在中国乡村,踢一场纯粹的球

谢楚楚2023-06-22 09:59

(图片来源:东方IC)

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楚楚 在榕江站下车的旅客们彼此心照不宣,正对面一块告示牌说明了一切——“贵州‘村超’欢迎您!”

距离车站六公里的县体育馆是外地人的目的地。体育馆并不难找,它旁边一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挑明了地址,楼体正面挂着的通红色标语印着几个大字:“贵州村超,人生就该有追求(球)”。

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体育馆内已三层又三层地站满了人,尽管这几万人当中有很多的人视线看不清比赛。他们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生怕丢了位置,无法再从人群中挤进原位。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村民。

解说员和主持人站在体育馆的最高处,握手话筒,拉长声音喊着“欢迎来到贵州村超现场”。

所有人目光投掷在球场中央,一群老师、餐馆老板、建筑工人、农民在场上对抗激烈、拼抢积极、脚法不按常规出牌、上演着“倒钩”“世界波”等球技。一场比赛有9个换人名额,但没人愿意主动下场,几乎人人打满90分钟。有球员说,穿上球衣就等于穿上了战服。

“村超”全名为“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参赛队伍有20支,以各个村为单位。从5月13日开始,每周五到周日连续三天进行比赛。周六更是被称作“超级星期六”,贯穿着当地民俗表演,比赛从下午3点半开始,进行4场球赛,持续9个多小时。6月17日(星期六)当天,现场观众人数已有8万人左右。当凌晨球赛接近尾声时,全场还约有2万人尚未离去。

“村超”是除梅西之外,中国足坛今年最火的焦点,社交媒体的传播,更是让“村超”火遍全网。“村超”的举办地榕江位于贵州的东南部,地处湘黔桂三省结合部中心地带。全县面积为3316平方公里,总人口有38.5万人,其中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83.9%。

“村超”出圈,足球名人们也渴望来到榕江一探究竟。5月13日,体育名嘴韩乔生亲临现场解说,感叹“村超”接地气;6月22日,前国脚范志毅抵达榕江,第二天率领球队“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足球联队”,对阵榕江代表队;下个月陈百祥、谭咏麟等所在的香港明星足球队也将出战。

业余者的球赛

6月17日下午,忠诚村66号球员荣伟良的一记倒挂金钩,惊艳了在场几万名观众。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他是一名39岁的老将。但这粒进球和全场飞奔并没有为球队赢下小组赛3分积分。他感到很遗憾,也下定决心要加强训练,争取下一次为球队赢得比赛。

荣伟良是南方电网一位职员。从11岁开始,足球是他几乎唯一的娱乐活动。“每天放学,我一个人就抱着我们班的球,自己跑到一个那么小的球场去踢,自己就算一个人,也不觉得孤独,那种感觉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神奇。”荣伟良说。

高中时,他所在的榕江一中组织了校园比赛,有体育老师指导,荣伟良真正开始了所谓的足球训练。100米长50米宽的沙石地足球场站了60多个学生,带球经常撞到人,无法辨认守门员是谁。

2008年,荣伟良参加工作,进了当地供电局,时任领导喜欢足球,连续举办了三届“榕江供电杯”足球赛,当地县域的16个工作单位各自为球队,村民的庆祝从老城区游行到新一中体育馆。

自那以后,县体育馆正式建成,县足协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足球赛事,并从一类赛事发展到三类:“足协杯”“周末超级联赛”“新春杯”。如此一算,荣伟良已经踢了30年的足球,但仍自觉“不厌倦,还有一颗拼搏的心。”

榕江有无数像荣伟良一样的球员。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训练。他们各自的球队并没有“教练”,只有“队长”。队长是日常训练的组织者。

荣伟良以所在村“忠诚村”为单位参加“村超”。队长在微信群发布号令:周一到周四常规训练,早上七点在县城的大桥下集合,沿着滨江大道跑,最少跑3公里。根据训练安排,有时在健身房进行无氧和力量训练。足球训练计划则由球队的体育老师、健身教练队友们负责制定。

不同职业的村民私下搭伙各自组建了自己的球队,此次参加“村超”比赛,球队的成员就回到了各自村队,类似于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回国家队效力。

榕江的足球赛事,从下到上均为民间自发组织,包括此次“村超”的组织单位——县足协,由一个主席、三个副主席,15个委员组成,他们全都是足球爱好者。一开始,15个委员由老一辈足球爱好者组成,后来经过这15个委员投票选出主席、副主席,投票中不能写自己,是自发组织而成,榕江县体育训练中心负责主管监督和指导。

目前县足协的主席是当地建筑公司的一位老板,副主席分别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一个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个高中的体育老师。而“村超”三位裁判员,一个是担任校长的县足协副主席,一个是餐饮店的老板,另一个则是当地体训中心的职员;解说员包括足球爱好者、当地银行支行行长、担任足协副主席的那位体育老师。

全县运动

榕江县的足球文化土壤肥沃,在“村超”之前,榕江县每年都会举办各类足球比赛,已连续了几十年,鼎盛时期有40多支球队,还有按街道为单位的“街道杯”。据说,榕江县目前有27个标准的足球场,几乎一半的孩子拥有自己的足球队服。

“村超”比赛开始前,孩子们会抓紧时间踢上一阵子球。他们没有统一的队服,有些穿着小学校队的球衣,有些则是自己的衣裤。有的孩子甚至把拖鞋扔在一处,光脚上场。大孩子鼓励着年纪小的孩子上前拼抢,并安慰没有抢下球的他们,口中时不时喊着,“弟弟,好球”“没关系,再上去抢”。

走在榕江县城的大街上能随意碰到抱着足球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地是当地27个足球场中的一个。这些球场不会被大锁拴上,也不会“空闲”到长青苔,几乎每天都有比赛,十多年来一直如此。

今年40多岁的赖蕾从上世纪80年代接触足球,一直踢到2017年。她是当地侗家蓝靛染技师,目前正在用传统印染技术为范志毅设计“村超”球衣,以及设计“村超”的吉祥物和logo。这些项目都是她主动请缨。她最近一次的朋友圈写道:“白天插秧,晚上为‘村超’加油”。

2000年左右,赖蕾的弟弟从西安前往北京,参与鸟巢设计。刚到西安机场,他就给赖蕾打电话,询问当天足球比赛的赛况。当得知他所在村输掉了比赛后,一气之下没上飞机,又回到榕江踢球,并当上了村的领队兼足球队长,每年组织村内的足球比赛。而今年她86岁的母亲也坚持要去现场为“村超”加油。因为她所在村没有电子屏幕能看到比赛现场的转播。现场这位86岁的老人由另一位老人搀扶,手握着小红旗,满脸笑意地在空中挥舞。

赖蕾此次组织了她所在村村民的助威游行,不少村民直到半夜还在练习竹笙表演,只为了能在“村超”现场露个脸。当他们得知要在球场正中央表演时,胆怯得不敢上场,说自己还没练习好。随后看到现场如此热闹时,又后悔当初没选择站在球场中央。

扎根土壤的足球群众基础是有迹可循的。据1999年出版的《榕江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广西大学迁入榕江,将足球运动传入榕江。大学生们在学校围墙内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围墙外是好奇张望的当地百姓。后来,“足球热”慢慢地传到了围墙外。

“村超”发起人之一、现场导演杨亚江介绍道,1999年,村里的稻田被洪水冲走,后征得当地百姓同意,集体修建填平了一个足球场,但不幸在2005年又一次被洪水冲垮。虽然没了球场,但杨亚江记得,每次举办球赛都会得到老百姓敲锣打鼓的游行支持。“当年组队时,我们手写鸡毛信,信封贴了三个鸡毛,上面写着邀请某某村队参加比赛,到各个村去张贴。”

杨亚江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足球。当时足球较为封闭,只出现在校园内,足球偶然被踢出墙外时,杨亚江抱着足球就跑到沙地上,自己踢着玩耍。到了现在,一辈又一辈的足球痴迷者想尽办法在周末踢球,榕江县体育馆的球赛日程从早上排到晚上,几乎没有空隙。

此次“村超”也是榕江历史上第一次有政府介入的足球赛。但政府只负责志愿者、安保、转播、电力供应等保障工作,涉及足球本身的依旧是民间主力。据参与“村超”组织的人士介绍,年轻的(1986年生人)县长经常凌晨在工作群发布提醒:“要保持足球本质,避免失真。”

回归与慰藉

解说员张明涛是个资深足球爱好者,应邀来解说“村超”。他第一次解说足球,也是第一次看“村超”。场内几万个观众人头攒动、球场上业余球员热情比拼,他未料到现场氛围如此浓厚。他也好奇,“村超”怎么这么火?

张明涛解说比赛时,常常会脱口而出:“内马尔彩虹过人”“齐达内马赛回旋”等等。但从一位多年资深球迷的角度来说,这些类比只是为了增加传播效果,活跃氛围。他深知,球场上业余球员的球技必然无法与专业运动员相比较,然而与职业足球赛赛不同的是,“‘村超’让足球回到了本真的状态和面目时,其实特别打动人。”

球员的拼搏劲儿给张明涛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支球队排名靠后,但“作风非常好”,球员在球场上敢于拼搏、满场不懈地飞奔。“虽然最后没进,但意志力非常顽强。”张明涛说。

通常而言,实力较弱的球队会保守,为了比赛成绩,会在场面上踢得很难看。但在“村超”,即使实力有差距,大家也会打得很开放,比赛很有观赏性,即使最后一分钟双方还在积极进攻,“这似乎有点违背职业比赛的战术原则,但村超踢的是最真实、最纯粹的足球”。张明涛说,在职业联赛中,因为比赛已经高度程序化,有时看起来不免枯燥,如果不是顶级球队的比赛,一般都不会看。当看到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球员时,会很激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梅西的原因。”

榕江当地一位老师曾告诉张明涛,早年间也有职业足球队到当地选拔,但因为当地人身高和体型不符合标准,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张明涛解释道,不同于中国乒乓球有广大群众基础,先量选后质选,中国踢足球的人基数少,又急功近利,只能选择一些身材强壮、高大、速度快的苗子,送到巴西等球技高湛的国家培养。然而,踢球并不是简单比身体,还需要“球商”,也就是个人的判断力、敏锐度和想象力等,这些能力并不能从表面作出判断。他笑称,如果梅西在中国都有可能被选漏了。

但“村超”爆火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庞大的足球群众基础。“民众看到这么精彩又真诚的比赛,没有理由不激动。某种意义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村超’上,有了期待,算是一种慰藉。”张明涛说。

足球梦想

另一位“村超”解说员赖洪静是榕江一中的体育老师。2005年,赖洪静从贵州师范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回榕江,带队高中足球队。训练的7年过程中,没有任何比赛参加。孩子也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训练?”,赖洪静只能善意地欺骗他们,“马上就有比赛了,再坚持一下。”

2015年,国家教育部有一个法国留学的足球申报项目,学校领导让赖洪静试着申请。但赖洪静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心想,这么好的足球项目怎么可能让一个基层足球教练申请上?经过专业测试,加上不错的带队成绩,赖洪静最终以贵州省第一名的成绩如愿去了法国留学。

法国经历让赖洪静看到了从业余向专业跨越的可能性。作为教师的他,也知道有一些学生希望将足球作为职业发展。

平永村队19岁的队员韦昊目前在贵州一所大专学校读工程专业,每周末赶最早一班的动车回榕江参加“村超”,随后再赶最晚的车回学校上课。“穿上我们村的足球服,就像穿上中国国家队的队服一样,站上球场,那种感觉就上来了。”

韦昊去年报考了广东佳茵学院的体育单招,结果失利落榜。韦昊虽有不甘,但也无能为力。他没有考虑复读。由于需要到沈阳报考,机票费、报名费等相关费用已让家里负担不小。加上竞争越来越激烈,他失去了成为一名足球专职人员的动力。

他还自责缺乏实力才所致这一切,“没有那个实力就当做一种爱好,但是我觉得这种爱好挺好的,就像一个朋友,有什么烦心事郁闷就去踢球,释放自己情绪,感觉挺好的。”

韦昊曾是赖洪静的学生。“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专业的基层教练、最基础的系统化专业训练。”赖洪静说,榕江一中已经搭建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体系,加强青训投入。球员从小学到高中必须要在这个体系范围内训练,中途不得离开。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与专业训练差之千里。

“中超、中甲等比赛俱乐部有自己的梯队,各个俱乐部从少体校、拥有足球特长的重点学校挑人,部分球员靠球探去发现。而从业余到专业,有三个区分标准,第一,投入时间多少;第二,训练方法是否专业;第三,参与比赛的质量。”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也被“村超”所吸引,他希望对足球极富朴素热情的“村超”球员们未来也有机会参与到专业的培训和选拔体系,获得更多的展现机会和专业比赛检验。

对于一毕业就回家乡抓青训的赖洪静而言,专业化是他迫切希望改变的方向,他希望带领学校里的足球少年们可以从“村超”踢到更大的球场。然而对于更多的榕江人而言,足球只是健康和快乐的来源,有几场“村超”踢一踢足以。

即便“村超”结束,忠诚村66号球员荣伟良还会在每周末续上自己的热爱,约上其他俱乐部的球员踢友谊赛。他并没有固定的对手,临时约人,凑够人数就踢一场,享受当下才是他的足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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