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2023年1-5月，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经历了一次冲高回落的过程。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2022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速分别为7%、17.7%、21.7%。而前五月，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同比增长16.4%，相比1-4月回落7.7个百分点。其中，4、5月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4.5%、-15.9%，相比3月的35.4%出现大幅度回落。

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外贸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甜蜜时光，2005年，在中国出口总额中，东盟仅占据着7%的份额。此后十余年，在中国出口总额上，东盟占比不断攀升，2020年占比达15.5%。自此，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前维持前二座次多年的欧盟、美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不断滑落，由2017年的15%、14.2%下跌至今年前五月的13.6%、11.3%。

在持续高涨后，市场开始更多关注对东盟出口的可持续性，这将取决于中国与东盟在产业链上将会更多的竞争还是更多的协作。

从近年的出口数据上看，在机电类、贱金属等出口品类上，中国和东盟依然有非常强的协同效应，机电类也是中国对东盟出口金额最高的产品；但根据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在《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一文中的测算，我国与东盟在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两个行业的出口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关系。其中杂项制成品方面，2012年开始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震荡下滑，而东盟则明显提升，杂项制成品中主要包含家具、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广东麦瑞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永峰说，相比东南亚国家，国内传统服装制造已经没有优势。东南亚国家当地商人建起来的服装工厂完全能做到自产自销，并且在出口上竞争很激烈。

数年前，经济学家、银河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曾预判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高增长很难持续，原因是，相比东南亚国家，二十年前吸引产业转移至中国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因东南亚国家的价格承载能力较低以及劳动力成本更有优势，大规模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的模式就难以持续。

一个积极因素是，一些自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的企业会增加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因为企业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和高端设备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

在广州调研中，左晓蕾发现许多外贸企业在积极谋求换道，比如进行数字化转型、以东南亚国家为跳板实现转口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进，等等。“虽然十几年前国外客户给市场、给订单，只需简单加工就出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但闯荡国际市场多年的外贸企业主总能找到保持竞争力的路径。”

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外贸的重要支撑，中国对美国、欧洲等国的出口在持续放缓，因此，对中国出口东盟可持续的观察就尤为重要。

在研究者看来，1-5月的冲高回落只是全球经济放缓下的一个小波动，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还有潜力可挖；但与此同时，对欧美的出口仍有必要努力。

竞争与替代

2022年，在国内企业的安排下，任一国被派往越南管理拥有60余位工人的越南工厂，意在将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至东南亚。

一年经营管理下来，任一国也发现，相比国内，越南制造的成本优势也并不明显。“现在工厂原材料都需要从国内或韩国等国进口，当地也没办法提供原材料或技术设备。当时做出在越南制造的决策时，并不期望能降低多少成本。主要的考量是行业缺乏竞争壁垒，为体现出产品优势，只能在服务灵活性、售后上发力，所以最终来到越南办厂。”

因为“卷”不赢东南亚国家工厂，肖永峰的解决办法是走高端、转移市场重心。在近几年将市场重心逐渐转向欧美、中东等区域并逐渐减少东南亚国家的比重。

从事服装出口多年的广东麦瑞肯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永峰发现，纺织、服装生意在东南亚越发不好做。

肖永峰表示，相比东南亚国家，国内传统服装制造已经没有优势。东南亚国家当地商人建起来的服装工厂完全能做到自产自销，并且在出口上保持激烈的竞争。当地工厂能凭借更低的环保投入、人员工资等，不断压低产品价格，这是国内服装厂都达不到的低价。所以再期望东南亚把服装订单下给国内服装厂不现实。

甚至，肖永峰发现，这两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制造工厂开始寻求成为国内中高端服装厂的供应商，包括将布料、纽扣等销往中国。

宏观数据印证了肖永峰的直观感受。从服装出口来看，2013年至2019年，我国出口市占率由40.5%降至33.0%，而同期东盟出口市占率由9.7%升至13.7%。疫情发生后的2021年，我国服装产品出口市占率虽小幅回升到34.7%，但也仅与2018年相近，而东盟则继续攀升至14.1%。

这样的东南亚产业链崛起现象也同样发生在技术门槛更高的石油装备制造行业。

2018年，带着国内各项设备、技术，宋欢与数十位同事奔赴东南亚。作为一家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工程师与管理者，宋欢说，公司产品主要出口欧美。2018年，因为欧美客户提出需要“去中国化”，公司只能选择开始在越南进行一次周转，即在国内生产各项装备，运抵越南工厂后组装再出口。

那时，同行很多企业都面临这样的状况。宋欢说，那时一些欧美客户会发邮件询问同行公司是否考虑将工厂转移至越南，如果答案是“否”，那么公司很可能被踢出供应商行列。

2018年抵达越南后，宋欢还经历的一个故事是，在越南胡志明市，来自欧美几家供应商的十几个采购人员直接提出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扶持越南工厂。比如同一笔订单，相比国内工厂，这些供应商能给出更高的采购价以及更长的交货期等。“只要越南工厂想做，供应商会想方设法扶持，供应商只在乎工厂背后是否有中国制造的身影。”

“单从制造成本来看，越南和国内其实差不多。如果没有稳定的供货商和下游客户，想在越南从零开始其实很难。虽然供应链完整度很重要，但是能否有订单才是公司的头等大事。”宋欢表示。

在越南经营五年后，宋欢也发现欧美采购商不是无条件扶持越南本地工厂。随着越南当地企业走向正轨，采购商同样会进一步压低工厂产品价格。行业生产链条上，订单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客户手中。

张燕生说：“对美国出口的持续下滑很多时候不是企业所能掌控的，更多受地缘政治影响，并且下一步双方贸易总额可能还会继续跌。对东盟的出口也是如此，除了正常的经贸关系，也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博弈。”

在下游客户扶持之下，一个渐渐发生的改变是，越南当地的设备供应商多了起来，宋欢也会开始寻找越南当地的设备供应商。他说，目前越南工厂的运转没办法完全脱离国内，工厂相当一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内采购。但因为运输费用以及越南的采购退税优势，如果越南当地能有满足要求的供应商，其实工厂也会直接选择越南当地的设备供应商。

现在，宋欢的工厂已经完全在越南当地立足。目前工厂共拥有约300名员工，公司还购买了土地用于二期、三期工厂的建设。并且，公司已经彻底关闭了国内的制造工厂，只将总部设在国内用于产品销售、比价等。

宋欢表示：“这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现状。一方面能感觉到，国内对于有一定技术的供应链环节的转移有一定限制；一方面，公司确实不断扩大在越南的产业链布局。现在企业的发展路径是在国外挣利润，然后把利润转回国内。我们希望最后能成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左晓蕾表示，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比较低，人工等成本的升高必然推动出口产品价格的走高。因东南亚国家的价格承载能力较低以及劳动力成本更有优势，大规模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的模式就难以持续。

增长历程

2003年一次机缘巧合，桂林三华机电自控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剑民成为了国内最早一批掘金东盟市场的外贸企业主。

刚开始，他的公司主要给国内一家工业蒸汽锅炉厂做配套设备，伴随锅炉厂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产品并得到用户认可，以及恰逢当地大面积将天然气锅炉更换为烧煤式锅炉，蒋剑民敏锐抓住了这次机会，不断在印尼拓展客户规模。

蒋剑民拥有独立的生产制造工厂，公司运作模式主要自己进行设备设计，此后寻找其他厂商制作部分设备并实现出口。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样的贸易模式在印尼都行得通。

从2012年开始，因为技术门槛较低的锅炉设备市场竞争加剧，持续了10年的出口模式发生改变。

蒋剑民开始由提供锅炉设备进一步拓展到提供小型火力发电设备。“产品的综合技术门槛更高，货值也会更高。同时因为印尼是岛屿国家，这样的小型发电设备市场空间很大。我们的感受是，这几年东南亚国家在机电设备方面的需求一直很旺盛。”

目前，公司在印尼的主要大客户包括印尼国家电网PLN、印尼最大的民营钢铁厂古龙钢铁厂等。蒋剑民无不自豪地说，经过20年的拓展，公司的电气及自动化设备几乎遍布了印尼各大岛屿。同时还进一步拓展到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

蒋剑民说：“有技术门槛的产品才能在印尼形成较大竞争优势。主要是印尼当地技术力量不够、供应链配套也不完善。所以他们对国内机电产品需求整体上一直在稳步增长。”

蒋剑民所经历的一个案例是，安装发电站需要一根约1.2米的全牙螺杆（表面均为螺纹的螺杆），但这样的产品在印尼、马来西亚很难买到，需要从国内专门发货过去。在国内，稍微大型点的五金店都能找到。

蒋剑民的案例是中国对东盟出口的一个缩影。中国对东盟出口集中在电气机械和设备、金属制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细分行业中，1-5月，中国对其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即为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超18%，第二、第三类分别为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以及钢铁。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员梅新育从个人观点出发认为，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双方基础设施快速进展以及中国产业结构持续快速提升、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等。

左晓蕾表示，中国贸易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产业转移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经历过几轮产业转移。刚开始，发达国家因缺乏劳动力优势，逐渐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后进一步拓展到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大量劳动力等优势凸显，产业再次转移至中国，助推着中国与东盟、欧美等国家贸易的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

可持续性观察

今年4、5月，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速出现放缓，这种放缓是否意味着中国对东盟出口高位在未来难以持续？

梅新育表示：“东盟本身经济波动性就高于中国，对东盟贸易不可避免存在波动，做到以下两点，对我们就很有利：一是在长期内保持较高增速；二是对其贸易波动与对其他主要市场周期波动不同步，从而使我们对外贸易总体呈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格局，平抑外贸波动。”

6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金融环境紧缩等多重冲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1%，较今年1月预测值上调0.4个百分点，但低于2022年3.1%的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目前全球贸易形势还是在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特别美国在连续加息的情况下通胀压力并没有缓解，因此未来美国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美国乃至国际市场需求总体会呈现收缩的态势，这也将对中国未来出口形成新的重大压力。

展望与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外贸形势，张燕生表示，关键不是看东盟的市场增长潜力，而是看怎么稳定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链、产业链。当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面临着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是一个考验。

左晓蕾表示，国内外贸公司正在走欧美曾走过的转型路。虽然加工贸易产品大规模出口到东南亚的模式不能持续，但可以主打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特定的产业、产品出口可能不具有持续性，但只要不断创新，整体出口增长是可持续的。“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国家，他们的人均GDP可能比较低，但是同样也有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能否向他们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其实不是问题，关键得准确切入各种层次市场。”左晓蕾表示。

左晓蕾所说的技术升级实现产业链互补，也确实发生在东盟和中国更多行业之间。

肖永峰说，比如我们美国客户的服装订单要求也分为“三六九等”，他们会按照市场定位、品牌定位，寻找不同的供应商、不同的工厂来供货。中高端服装产品制造线始终保持在国内，低端服装产品更多寻找越南供应商。

高端生产线也成为肖永峰在“抢合同”时的最大优势。疫情以前，他的一位迪拜客户把订单短暂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为了重夺订单，肖永峰给对方直接展现了国内工厂的制造环境、机械设备和成品差异。“我对我们的设备优势还是很有自信，客户骨子里还是更倾向于购买国内的中高端服饰。”

外贸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2022年，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 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了17.1%。外贸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1.8亿左右，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0%以上。蒋剑民的案例也表明，稳住外贸的持续增长在多个层面至关重要。

张燕生表示，下一步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因此接下来保住中国和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还是重中之重。从大的外贸格局出发，日韩在中国贸易伙伴中长久保持在前五的目标可以实现。做好RCEP下的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的贸易转型和发展至关重要——东盟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延伸扩展；中日韩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中国初级产品安全的保障。

左晓蕾也持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与欧美的贸易有必要继续努力，特别是政府层面达成协议仍需努力。同时要积极拓展新的外贸市场，近期中国与东盟、南美、非洲的系列会议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企业家要自己要杀出一条路来，等着天上掉馅饼不现实。过去外贸行业的无数案例表明，中国人总有办法。”

今年以来，蒋剑民和同事又开始奔走在印尼、孟加拉国以寻求新客户。二十年风风雨雨的外贸经历，让他依旧坚信见客户、从小订单做起是行之有效的拓展客户方式。“我们不掌握宏观数据，但就是这样老办法，让我们市场大起大落中保持稳定发展，所以我们依旧对东南亚今年市场保持乐观。”

（应采访人要求，宋欢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