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以运河成建业

从世界屋脊上，发源了两条河，流经中国。

一条是黄河，自西向东，穿越高原和平原，通往大海；一条是长江，也自西向东，穿越巴蜀，至吴越，而入海。

放眼世界，看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大河之国。除古埃及立国于一条尼罗河，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在两河流域建国——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与恒河。

而最大的两河流域，莫过于中国，唯有中国，用一条大运河，把两大流域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

运河，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伟大标志，其标记从殷周之际吴太伯就已开始。吴越春秋时期，吴以运河争霸中原，运河王国消失后，运河还在，运河之魂从江南漫游中原，化作鸿沟。

鸿沟，凿于战国，是一条连结黄河与淮河两大流域的运河。有了鸿沟，黄淮流域水系就联系起来，都能沟通。因此，我们可以说，鸿沟是运河王国的幽灵在中原地带显影，也可以说是中原王国跟着运河走，将大运河坐实了。

后来，几乎每一代王朝，都要跟着运河走。秦汉之际，刘邦和项羽就在鸿沟相持，相持不下时，就划分楚河汉界。

汉初，黄淮水运，仍以鸿沟。武帝时，泥沙湮塞鸿沟水系，黄淮流域交通遂改由鸿沟水系北面的分支——汴渠，故东南漕运经由淮水和泗水入汴渠，由汴渠转入黄河道，往洛阳去。

曹操与袁绍决战时，率军出江淮故里，北上官渡迎击之，故先治睢阳渠，东起睢阳，疏浚古汴水和鸿沟水系，自浚仪凿新渠，引水西至官渡。渠成，漕粮有济，战于官渡，袁军败亡。

曹操注《孙子》，知用兵如治水，开运河是“水因地而制流”，以运河战则“兵因敌而制胜”矣。然曹操之于运河，不过“通渠积谷”而已，受制于地理，难以形成水师作战体系，难以发展运河两岸与水战配套的生产和贸易，只是作为转运兵粮的通渠。

后来，曹操迁都邺城，又引漳水入白沟，开凿利漕渠，至此，诸渠纵与原有河道相连，形成初具规模的海河水系。从治理鸿沟到开发海河水系，曹操以运河为纽带，将北方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江南也被运河统一起来，而统一者，据说就是孙武的后代。孙武伐楚以后，一说是回了齐国（《史记》就这么说）。还有一说，是孙武仍在吴地隐居，因为《越绝书·吴地传》提到了“巫门外大冢”，就是“齐孙武冢也”，连坟都在吴地，人还能跑哪儿去？他在齐、吴两地都留下了后裔，齐后裔是孙膑，吴后裔一直到了三国时期才冒出头来，原来是江南那只虎啊——孙坚！

孙坚虎气，猛锐冠世。讨董卓，他迎头一击，却不容于中原政治，只好旋踵而去。过荆州时，遇刘表伏击，他遭了暗箭，死后留下四儿一女，虎儿孙策年方十七，孙权年方十四。

孙策继之，曹操叹曰：狮儿难与争锋也！

官渡将战时，孙策欲趁势，曹操视袁绍如阿堵物，对此虎儿却不敢小觑，但郭奉先有言：此儿太虎，必遭人暗算。

果如是言，临终时叫来孙权，留下遗言：“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死后，曹操才敢发动官渡之战。而孙权，则退而求其次，经略吴越旧地。

孙氏一门，起于富春，地属吴郡，自淮上归来，就设治于吴，而吴郡治所，还是苏州，为与刘表战，迁至丹徒。

丹徒，今镇江，春秋称朱方，战国称云阳，秦称丹徒，汉因之。据说始皇至云阳，望气者言，此地有天子气，故“使赭衣徒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赭”，丹也，“徒”，囚徒也。

而“长坑”，则为运河。看来，始皇帝瞄准了整个宁镇山脉下手，于宁、镇两地，分别凿穿了钟山和云阳山，于宁地，以秣陵取代金陵；于镇地，以丹徒取代云阳。“长坑”之水，北起丹徒，往南去又“截其直道，使之阿曲”，称“曲阿”——今丹阳。然后，水向东南，与伯渎河相连，达于吴都，通百尺渎，《越绝书·吴地传》中，记始皇帝“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顺此河路，孙权迁吴都于丹徒，因山起城，临江而筑。

《尔雅》曰“丘绝高曰京”，故号“京城”。诸葛亮使吴，过金陵，曾留言“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不久，孙权又迁都于秣陵，将“京城”改为“京口”，“秣陵”改为了“建业”。金陵，是生金的，有王气，秣是草料，喂马的，而秣陵，也就是长草的山，不再生金了。可东吴迁都，哪能迁到只有草的地方去呢？免不了又要来一番革命，因而改名“建业”。

吴以建业为中心，经营东南帝业，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吴倚长江，其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拒敌却在江北。建业往北，有秦淮河入长江，至江北，有巢肥运河和邗沟，一左一右，沟通江淮。

由建业北渡，入濡须水，兵临巢肥运河。《史记·河渠书》中，提到过楚鸿沟，即指巢肥运河。巢，是巢湖；肥，指肥水，在淮河以南，与淮北鸿沟迥异。

肥水两支皆源于鸡鸣山，一支向东南流入巢湖，再由巢湖经濡须水入长江；一支向西北经芍陂由寿春流入淮水。

人言芍陂，乃楚庄王时所开，楚师以此攻吴。

曹操攻吴，也由芍陂下濡须水。濡须水，出于巢湖，往东流，过濡须山、七宝山，两山挟持间，有石梁横阻。凿石通流，其势至险，乃东关口也。水出关口，入长江，故吴立坞拒之，作濡须坞，曹操引军来时，瞧那孙郎坐镇坞上，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而孙郎却回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除了用濡须坞控扼巢肥运河，拒敌于江北地带，孙权还开了一条新运河——破冈渎，用以沟通太湖和秦淮河流域。

破冈渎，在茅山以北，宁镇山脉以南，两山之间连有一冈，冈上有两条小河，一条西向流入秦淮水，另一条东向流入丹阳运河，破了此冈，使二水相连，沟通秦淮和吴会，就是破冈渎。

破冈渎，中间高，两头低，经沿途上、下十四埭，才能行船至句容，再下航方山，经秦淮河入城，走运渎，入吴宫。方山，是破冈渎终点，山南筑埭，埭为河坝。

过埭，七上七下，须以人畜牵引，层层提升，所以，舟行不易，据说始皇帝泄金陵王气，还有一手，即凿方山。或曰，凿方山，开通了秦淮河。其实，那是想当然的一说，本为“南辕”——向南去，却做了“北辙”——秦淮河。

向南去，开了破冈渎。于是，有人问，其时能否通船运？事实上，他只管泄王气，何来船运一说！有人接着来做。可不，孙郎来了，命校尉陈勋率“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穿句容中道，立十四埭，开了破冈渎，以之“通吴会船舰”，把建业同三吴之地的苏州和会稽连接起来了。

此渎一开，或为专用航线，除了军用和官差用，还有就是要向吴会士族行方便，示以吴会为本，使建业政权在吴会之地生根。至于商旅航线，依旧还是走京口，溯江而上，至于建业。

从赤壁到夷陵

以此抗曹，而有赤壁千帆竞发，惊涛拍岸，老英雄为统一中国而战，对决江南美少年。有周郎在，何惧魏武挥鞭？

羽扇纶巾，为自由战，谈笑间展开江山画卷。

曹操战无不胜，因为他是最伟大的兵法传人，而周郎却超越了兵法，以美用兵，如王羲之用笔，以美的理念和美的方式表现其自由意志。天地之利，山河之势，四时之变，都被他拿来用，兵行于天地间，为自由而战，亦以自由战之，自由者天下无敌。水因地而制流，故水之形势最自由，夫兵形似水，用兵也要自由。

长江，大水也！曹操战于长江，故以长江为天堑，用兵为长江所限；周郎以长江战，所以长江如百万兵，站在周郎一边。当年，吴王夫差以运河战，而今周郎以长江战，皆为水战经典。古往今来，战于长江者，不可胜数，能以长江战者，惟有周郎而已。

以长江战者，要能安居其水域，深知其水性，得其乘长风之水势。所谓“水势”，不是一句“顺流而下，势如破竹”可以道出的，当知其远近、广狭、险易、深浅，以及江水与湖泊吞吐、主流与支流往来之复杂水系，及其与两岸山势相应、沿江港口分布、峡谷相连及出入处，皆能因地制流，将流域融会贯通，加以综合运用。

所谓知“水性”者，即水师行止，须知水量盈亏、水域增减、水流缓急；水师立营，当得其生源，避其死域，要能汛期防洪，高温防疫……而曹操，不习江南水性，不懂长江水势，而贸然战于长江，故周郎曰：北人不习水战。对于胜负，早就作了宣判。经此一战，老英雄时代告退，“一时瑜亮”并起，成为六朝先驱。

我们知道，东吴政治文化，有两个引领时代的代表，一个是周瑜，另一位就是陆逊。周瑜如鹤，以高蹈之势，曼妙之姿，而风流天下；陆逊如龟，以忍辱负重，不动如山，而稳操胜券。此二人者，一前一后，一为美少年，尽得风流；一为忍少年，早熟。

后来，孙权跟刘备争荆州，建业距荆州水路遥遥，为就近指挥，故常驻中游一带，曾一度驻陆口，赤壁就在附近。

吕蒙袭取荆州后，刘备对吴宣战，以倾国之兵来争荆州，促使孙权以备战为由，迁都于鄂州，迁徙建业人口数万，充实鄂州，示以东吴全力抗战，故以“武而昌之”，名之曰“武昌”。

陆逊率吴军拒蜀汉于夷陵，以前线兵力而言，吴为劣势，如加上鄂州后备，优劣之势就逆转了。战争结局，别说陆逊胜了，若败了，吴以鄂州战略后备队投入战斗，胜负亦可预料，更别说以建业战，还有京口、吴会了，其战略纵深，非蜀汉所能穿透。

因此，夷陵之战，吴以必胜之势，胜了刘备。

随后，孙权又在鄂州经营了数年，觉得天下无事，而他已大功告成——以赤壁一战“保有江东”，以夷陵一战彻底占有了荆州。曹操和刘备都被他打败了，其功业已胜于魏之曹丕，更遑论蜀汉之阿斗。他忍不住了，也想当皇帝，就在鄂州登基了。

可吴会士族们不干了，表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东吴政权的基础，毕竟还是吴会士族，把王朝建在鄂州，离他们的根据地实在太远了。为了争荆州，他们可以来鄂州，荆州一旦搞定，他们就要走，要回到建业去。

孙权无奈，回到建业称帝，进行王朝建设。

用海权立广州

孙吴政权，还有另一个政治文明成果——海权。六朝中，唯有孙吴政权像古越国那样，以水师立国，追求海权。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东吴孙权都是比古越句践更加伟大的君王。

然而，它没像古越国那样在港口建都，没能真正成为一个海权主导的国家，因为同古越国相比，孙吴政权缺少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外越的支持。孙吴招安了山越，还有海越，海越出没于沿海一带，散居于海外，以岛岸互动式存在，影响东南半壁。

论疆域，句践仅使吴、越统一，而孙吴则占有扬州、荆州、交州，使吴、越、楚为一体，后来，又从交州分化出广州，其行政区划，也由三州变为四州，辖地范围，从江南延伸到岭南。论海域，则越之沿海经略，北上至琅琊而止，孙权虽未建都于港口，没转向以海权立国，但其所涉海域之广，则已超越秦汉，不逊古越。

赤壁战后，孙吴趁刘备入川，对荆州和交州下手，双管齐下，均已得手，在江东立国，这才站稳了脚跟。那时荆州形势，自是不必说了，而交州所获，实为一巨大红利，使原以吴会财赋为根本的金陵建业政权，又找到了岭南资财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的增长点，首先是人口，交州到底有多少人口？西汉后期，交州七郡人口，约137万余人，至东汉末年，全国在籍人口，不到五千万，作为当时十三州之一的交州，约有200万左右，未达全国平均水准，其中，或许就有山越抵制政府逃避户籍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混战，使中原人口锐减，交州人口因其未经战乱，不但有其应然的增长，且有大量北人来避难，汇聚成了一大人口蓄水池。

北人南下，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士族路线，往江东去，依托三吴之地，拱卒金陵，植被于东南沿海间，称“衣冠南渡”，另一条是难民路线，到江西来，走江湖，故当时江西、湖南人口增长幅度大于吴会之间，来者，有当地政府安排，设侨置郡县，便成为当地户口，没安排的，就自寻个活路，与山越杂处，成为客家人。

接着，孙吴与曹魏赤壁之战、同蜀汉夷陵之战，在江南掀起新难民潮，难民从江南避乱至岭南，惟岭南未经战乱。

因此，交州，便成为了难民潮的大港湾，人口增长的新据点，孙吴遣水师巡海，实预防川流不息之流民流亡海外，要用户籍的蓄水池，将流民“户口”起来，防止他们从岭南流落海南，从交州流失到夷州和亶州，这就是孙吴何以甲士万人、三万人一而再巡海夷州，锁住了从杭州湾到珠江三角洲再到北部湾的沿海各港口。

孙吴海防战略，不但锁住了交州基本盘，还重新打理了吴越与南越政治地理空间，改变了东汉岭南的“一州七郡”。

孙权时，已将交州拆分为交、广二州，以交州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广州辖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孙吴立足未稳，就来划分地盘，难免引起争端，故暂停；孙休时，重启广州建制，迄于孙皓，形成“广七交八”——广州七郡、交州八郡，政治重心也随人口增长的地理分布趋势，从交州向广州发生了转移。

南越国政治重心，本来就设在广州，汉灭之，而使重心从番禺向交趾转移，此无他由，盖因政权更迭，其势必然也，东汉时，设治所于广信，以为“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以之划分东、西即为广东、广西，位于从湘水经灵渠再沿漓水南至西江流域。

吴设广州，即以“广信”之“广”为名，《水经注》曰：吴交州刺史步骘到南海，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原薮之殷阜，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以为“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迁州番禺，筑立城郭。

“尉佗”即赵佗，“番禺”有二说，一说以番山、禺山为名，另一说则以番山之隅为名，孙吴之于岭南建制，在汉与南越国之间，何以选南越？一是因为人口流动趋势趋于番禺，北人南来，用脚投票，选了番禺，二是岭南治所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发生位移。

秦汉时期，中央位于长安、洛阳，其地利，在以灵渠沟通漓江与湘江，经由江汉直达中原，故设治所于灵渠边上的广信地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建都于金陵，政治中心已往东南移，相应的，交州也要配合中央治理，随政治重心位移，从广信迁到番禺。

广信之于金陵，距离偏远，交通不便，而番禺之于金陵，不仅有海路相连，陆路也比广信方便，走江西一路，由赣江入长江再到金陵，比走湖南更近。六朝以后，隋唐又定都长安，但由于隋炀帝开了南北大运河，枢纽着河洛与江淮，使运河成为了中国经济主干线，由于赣鄱流域较之湖湘地区更靠近这条经济主干线，所以进一步提升了从河洛到江淮经由赣鄱流域而与珠江水系交通的重要性。

从此广州与南京，就有了更为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联，一口通商时代“天子南库”，已发端于孙吴政权，晚清国民革命，即以广州暴动、武昌起义、南京政府重现三国政治的东吴地缘，民国时代北伐战争，北伐军也是从广州出发建立南京政权。

三国时期两个政治文明的增长点，都出现在孙吴政权，“生子当如孙仲谋”真的不是一句虚言！如果说金陵以其“龙盘虎踞”的帝王风水学观念，还在天下观里追求“新中原”，那么“广州”的出现，则反映了孙吴政权以地缘政治和经济为导向的海权观念。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