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文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年末年初的时候翻看《经济观察报》（以下简称《经观》）过去一年的合订本，一边看我们自己的报道，一边回顾这一年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我会比较自己的记忆和我们当时重点报道的那些事情之间的差别。如果对得上，大体上我会认为，《经观》的报道反映了过去这一年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如果对不上，我就会想，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报道有偏差。比如说，有的事情在当初发生的时候，各方面都很关注，我们也觉得它重要，于是调集人力重点报道。但是时过境迁，似乎这件事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记，反倒是当时被我们忽视的一些事情，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作用力。

坦白说，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一年都会有。这也让我思考，媒体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经观》对自己的报道有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用“四度”来概括，那就是深度、广度、锐度和悦度。这几个"度"从字面上比较好理解，但是每次看完合订本，我都会有一个更强烈的感觉，就是更多时候，我们是从时效的角度去把握这"四度"的，如果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一些当初看起来很多人关注，持续上热搜，因此显得“重要”以至于值得我们深度挖掘的新闻，马上就变得黯然失色甚至无人问津了。时效很容易让我们变得短视、近视，以至于常常忘记了"媒体是时代的瞭望者”这句话。

媒体是时代的瞭望者，新闻报道却有着明确的时效要求。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也容易理解。我们当然会要求每一篇具体的新闻报道具备时效性，但更希望报道所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我常常会问编辑记者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题，或者说，时代需要我们做什么样的选题？归根结底，一个媒体要面对的终极问题是，我们是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

这对媒体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坦白地说，这里面肯定会有偏离的时候（以我翻看合订本的经验来看，《经观》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对我们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减少和避免这种偏离。我们认为，提高认知水平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媒体的责任就是以可信赖的新闻报道、分析和评论，准确地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脉搏，回应时代命题，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哪些事件更值得去报道和评论，哪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甚至不顾风险地去追问，探寻事实的全部，在一个媒体作出选择与判断的时候，却分明打着时代的烙印。所以，针对具有时代性、趋势性的重大热点课题，《经观》要求记者编辑们“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形成更前沿的理念、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完备的认知体系，从而更好地着眼大事、把握大势。

知易行难。过去的一年中，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到俄乌冲突爆发，从新冠疫情到芯片竞争，从经济稳大盘到房地产与平台经济深度调整……纷扰情势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令人们在对外研判、对内建设的过程中，比以往都更加期待有专业深度的决策参考。作为媒体，我们也身处这样的时代进程中，也有种种的困惑，也希望能够拨开云雾看个清楚。与此同时，我们理应成为提供高品质内容的公共平台，这些内容可以帮到我们的读者和用户，它们应该忠实而准确地记录时代脉搏。同时在市场上，它们也是稀缺品。

《经观十二问：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答题》

《经济观察报》社 /编

湛庐文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3年6月

我们希望先给自己补课。好在媒体自身就是一个"连接器"。我们能够和各个领域的资深学者、专家和实践者更加高效地建立联系，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向他们求教讨论，然后设计面向采编同事的培训讲题，这就是“经观讲堂"。2022年，除了自身业务的探讨之外，我们还邀请了来自经济、传媒、科学、文化、法律、商业等各领域的共计29位外部讲师，其阵容可谓星光璀璨：既有像周放生、张聚恩这样非常资深的专业及行业管理者，也有知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如刘守英、张坚地等，同时不乏像李冬君、周世斌等涵养深厚的文化学者，还有像丁胜、陆铭这样极富创造力的青年学人。

我们要感谢所有讲师。尽管一开始的设计是针对内部授课，他们也都为此做了非常认真充分的准备。由于题目直指当下关切，内容精彩纷呈，讲师们妙语连珠，课堂交流热烈。这些思想和思维的碰撞显然有利于一个媒体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探寻和追踪新闻和新闻背后的故事，以更冷静、理性和独立的思考记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受益于这样的开放式讲堂。与此同时，讲师课件和授课文本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一些《经观》的读者、用户和合作伙伴，以及年轻大学生们都慕名而来，希望旁听课程或者线上参与。

这原本在我们计划之外，不过仔细想来，这恐怕正是媒体价值的一部分。受此启发，我们决定在岁末年初之际，将"经观讲堂"的内容精编成册，给不平凡的2022年留下一个小小的注脚。这些内容不一定能够完整地回应每一个人的时代之问，但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思考和追问，让我们更加笃定地迈向下一程。

（作者系《经济观察报》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