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作家的才华，属于那种“三分人事七分天”的事，无法力争，无从巧取，更谈不上豪夺了。虽然，再有天赋的作家，离开了勤奋也注定一事无成，如美国小说大师海明威，早年为了提高撰写人物对白的能力，不仅大量师法前辈，还曾特地到相关学校老老实实地学习一阵。不过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人花了海明威的笨功夫，或抱有中国古诗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决心，就能写出不朽之作的。写作的尊严，就其呈现给读者的最终结果而论，永远属于那些文学世界的蟾宫折桂手，资质泛泛的写手，只有在一边默默欣赏的份，或尽情地拍几下巴掌。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大文豪们获取了个人在文学世界所能赢得的最大荣耀，也不等于我等凡夫就有权放弃自身要求。撇开作为一种“事功”或“三不朽”之一的文学，写作依旧有自身的尊严在，文学世界的小人物，也依旧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芝麻大小的尊严而奋斗。通常，作为文学世界的一介小民，我在写作时就是如此要求自己的：我可以因技不如人而使文字无精打采，因思不如人而使章法歪头耷脑，却不能因努力不如人而一味蹈袭陈言，更不能因德不如人而将他人的文字成果直接归在自己名下。才华的高低，成就的大小，固然无法力取，文字的尊严，却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努力。

现在文坛（包括学界）剽窃之风甚烈，媒体上也不时爆出某某院士、博导、作家东窗事发的猛料。剽窃，在我看来，属于一种人格上的自宫行为，一旦剽窃事件发生，通常意味着这位雅贼已经视人格的尊严为无物了，作为读者，最起码的反应也该是这样：从此再也不读这位先生的任何文字。显然，剽窃较之运动员服用禁药，属于性质更加恶劣的犯规。让我纳闷的是，我发现自己这种自以为属于常识的观点，并没有代表性。一些剽窃者不仅在东窗事发后还常常表现得振振有词，全无悔意，我们的媒体（包括一些极富盛名的杂志）也往往会意外地显出大度之态。比如，某著名博导的剽窃行径被人白纸黑字地揭露之后，他的大作在个别精英刊物上的出现频率反而加剧了。个别被人指出有剽窃行为的青年才子，做得更绝，他不仅没有对自己人格上的亏损做过丝毫道歉，反而继续撰文，通过无休无止地援引基督或圣雄甘地等人的事迹，无穷无尽兼一往情深地虚构自己的道德形象，完全不考虑读者的肠胃状况。伴随着文字的斯文扫地，写作的尊严惨遭凌迟。说到剽窃，即使撇开那些著名人物，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泛滥情况。翻开每天的报刊，即使只瞥上一眼，我们不也到处可以见到涉嫌剽窃他人创意的标题吗？“将某某进行到底”，“某某完全手册”、“对面的某某看过来”……这种级别的剽窃，不光彩还在其次，首先是剽窃得那么难看。如此丑陋的剽窃活计还有人不厌其烦地在干，适足以说明剽窃的严重。

不少人习惯将剽窃现象的泛滥归结为现行学术体制，如各类院校都盲目追求发表率、出版率，这便会引诱耐不住寂寞的人铤而走险。我从来不热衷（也不擅长）从体制上寻找原因，我更愿意结合自身的经验去把握对象。在我看来，体制是一视同仁的，而剽窃现象再怎么“泛滥”，就人口比例而论，毕竟还是有限的。将原本应由剽窃者孤身承担的罪责，一股脑儿地推给体制，对于大多数洁身自好的文人学者，也会构成不公平。以我为例，我知道自己的文章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始料未及的差错，但我也同时确信：我唯一不可能犯的错误，就是剽窃。之所以不犯，不是因为体制，而是因为我自认是一个有尊严的作者，就像秋菊是一位有尊严的农妇一样。我视为写作首恶的剽窃，现在突然从体制论者的嘴里获知，原来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错误，一种其犯罪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行径，我焉能不感到大受愚弄，我焉能不为自己的生性拘泥而捶胸顿足。

做一个有尊严的作者，不一定会成全个人的文学梦想，一旦放弃了写作的尊严，则只会带来耻辱。

2002年11月13日

（《文人三才》，作者周泽雄，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定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