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汪青 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实现“3060”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的外部性问题和降低绿色溢价，而绿色金融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

会上，易纲还指出，实现“3060”双碳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

“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益，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因此，具有重大的负的外部性。”易纲认为，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需要缴纳碳税或者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

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易纲认为，尽管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

在易纲看来，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中国和各国经验都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题，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

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做出“3060”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谁排了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面都能够测算并且验证排碳和减碳的行为。只有发挥了社会的监督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的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其他一系列政策才有基础。近年来我们逐步丰富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现“3060”目标，需“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

三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在2021年搭建了气候压力测试的基本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化工、石化、造纸等8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