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心史之缘起

宁宗一师谈来公“古稀变法”，提到了“心史”。他在《从对接到契合：来新夏先生古稀“变法”实录》一文中指出，可以从心灵史的角度来关照先生的写作和研究。

何谓“心史”？非一族之史，非一国之史，而是以个体写史，即以文化个体性写史，这就要求有文化个体性的自觉。

以往写史，以史官文化，或官本位，或民本位，惟太史公司马迁能以文化个体性，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高举他的文化个体性，而“一家之言”者，即“心史”之谓也。

先生之“心史”，便根柢于此，得“太史心传”也。当其少年读史，即从《太史公自序》读起，“自序”者，心史也，太史公之于先生，真可谓“以心传心”，读到晚年，作《<太史公自序>讲义》，尤可见其欲总结太史公心法，授业学子，传之于世之心。

先生治史，始于辅仁大学期间，然其史学启蒙，自有家学渊源，祖父来裕恂，受学于杭州俞曲园，与章太炎同学，在学术上，一如章太炎，不但自立于中西之学的高端，而且自成一会通局面。

先生5岁，由祖父开蒙，那是他最早的太史公。

及至辅仁，陈垣师继以史学启蒙，以太史公的“心史”——《自序》，为其史学入门之根本，开启了他“心史”源头。从此，有如太史公灵魂附体，不尽苦难亦随之。

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治史，留下“心有余悸”四字。2002年，当其80初度时，他回应诗人邵燕祥对他的批评，说：“善意诤言、痛切陈辞，击中我思想上尚存‘心有余悸’的要害。”

一句“心有余悸”，乃其“心史”之流露也。

先生治史之初，适逢国难，日寇进犯，其时民族意识觉醒，而有抗战爆发，先生为一少年，虽未能执戈前卫，却追随陈垣师在烽火岁月里治史，垣师认为，敌欲亡中国，必从灭我民族历史文化下手，只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仍在，中国抗战就不会失败。

垣师治学，本重考据，夫“考据”者，留住文化的根也，中国有难，则考据兴焉，以考据治史，以史学抗战，守住立国之本，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均发端于此。然而，究竟是什么使一青春焕发血性飞扬之少年，于天下兴亡时，来为此抱残守缺老吏断狱之考据呢？

还得回到中国考据学的传统。当年那明清之际，考据学的开山顾炎武，就以之来担待天下兴亡，用考据学开了个民族抗战的头，而章太炎，则从考据学走向民族革命了，先生有幸，被垣师带入这传统中，最有血性的人，往往最深沉，坐冷板凳算什么？蹲牛棚也没关系，只要守住考据学的那一点初心——留住文化的根就行。

从少年到老年，先生历经劫难，一直守护着，打断骨头连着筋，手稿失而复得，一损再损，也动摇不了他那初心，用了整整一生，守护那一点觉醒的心灵史的萌芽，让它在内心里开花。终于结果了！两部大作，以毕生心血汇补，可谓多灾多难，始逢国难——抗战，遭遇内乱——文革，而终成于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中国文人心里，大都有一个文艺复兴梦，那就是唱着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调，或如太史公所言“成一家之言”。若以张载说的作为“宋学”的风标，那么太史公所言则踩着“汉学”的高跷，先生读史入门，所见第一景观，便是“汉学”的高跷。

太史公一言，影响了他一生，成为了“来公心史”的开端，适逢国难，又经内乱，加以太史公本人那千年悲苦的余韵，郁积于一美少年之心，故其“心史”历程，一开始就有了“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悲情，心头几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却始终立着太史公留下的那个文化中国的“汉学高跷”，那里有着我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的根，要结出文化个体性的“自由之思想”的果，可无人知他，也没人懂他，于是，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牛棚内积稿成堆，凡人皆作垃圾看，别有慧眼，便看出其中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汉家天下的根本，本不在秦皇汉武的帝王学的功业里，而在太史公那椎心泣血的一言间，那是轴心期的中国诸子百家留下的“文明之轴”，被太史公举起来，立于汉学之巅，不但作为其文化个体性标志，而且成为照耀民族心灵的一盏明灯。

心蕴的托付

在文化中国里，先生并不孤单，他有知己，而且不止一位，就在他身边，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中，就有那么几位。

其中一位，就是刘泽华师。“文革”期间，先生被下放到农村，1974年回校后，工作却没着落，应该去的地方他不能去，于是来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时，古代史教研室的负责人就是刘泽华师。

有一天，先生提着一个破旧的篮子，来找刘泽华师，从中拿出装订好的盈尺的手稿，封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先生向刘泽华师简述了这部书稿的成稿经过，说初稿在“文革”初期被烧掉，这些稿子是在下放劳动之余，披星戴月重新写就的。

面对心血之作，刘泽华师一时语噎，竟说不出话来。

他猜到先生的来意，觉得自己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但时在“文革”，他又能做什么呢？于是，便淡淡地说：让我看看如何？

对于当时情形，刘泽华师后来在《从往事说来公的学术韧性》一文中这样说道：那时我虽佩服他的学问，但不能与来公交“朋友”；他虽是我的师辈，由于我没有上过他的课，而且我们相识时他已经开始走背运，所以我也不会列入他的门墙。来公把稿本让我看，我相信也不是为从“朋友”或“弟子”那里求嘤嘤之声。如果我的推测不错的话，来公当时是把我当成“领导”来投石问路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不可能鼓励或帮助他出版，甚至连出版二字也不能说。我能忆起的，大约有如下两层意思：一是对来公的作为予以充分肯定，对大作表示钦佩；二是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如要放眼光，要有耐心，将来一定会有用之类的话，至于“将来”是何时？天晓得！？也许人在困难时期，他人不落井下石，相反有几句即使是廉价的安慰之语，就足以使人铭记。这也许就是来公在这部著述的《后记》里特别记了我一笔的缘故吧！

话说得平平淡淡，这就是君子之交，宛如风吹涟漪一般，然而当时，却在先生的心头掀起一片辽阔的波澜，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有惊涛裂岸。现在看来，这有点匪夷所思，不就那么点事，何至于？

可在当时，两人都冒了极大的风险，表现了非凡的勇气。何以见得？这么说吧，先生的那一点初心，自己的命根子，都在这里，托付于人，该有多难？对于先生来说，那简直就是生命的信托，若所托非人，再被检举揭发，那就不但要被打回牛棚，还有可能危及身家。

而在刘泽华师那一面，接受一个有“历史问题”者的委托，得有敢冒风险的担当，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那风险，究竟有多大？真的很难说！要看碰到什么风头上，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人面对这样的委托，唯恐惹祸上身，一般都会采取回避的方式，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推辞掉，通常会以这样的口吻说道：对不起，最近太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或者干脆就说，我不熟悉这个专业，看不了，另请高明吧。

即便现在，没有政治风云影响，那也免不了市场经济考虑，费时，费力，去读那一大堆手稿，于人有助，于己无益，这样的事情，还有人会干吗？不但政治人不会，经济人同样不会干。但读书就是读书人的事，自有那读书的种子会干，两个中国书生之间，那一份深深的默契，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所以，当泽华师说出那一句“让我看看如何”时，先生那一颗无常如风雨飘摇的漂泊之心，顿时有了一种锚定感——靠岸了。

先生是智者，他一眼就看准了刘泽华师，尽管素无来往，但他认定，那是他心灵的落泊，是他天命的“此人”，值得他来托付心蕴，而刘泽华师则是仁者，仁者立心，立的就是“中国书生之心”。

当先生捧着他那痛苦而又忧伤的一个中国书生的心蕴——那一叠叠厚重的手稿，来到仁者跟前时，仁者不计利害，不较得失，什么都没问，就接受了，就如同海难者，碰到了一片风平浪静的港湾，一切都那么平淡，可在落难者那一面，却惊魂未安，满怀感恩。

于是，泽华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支持先生，他说：我这个人有时也“自作主张”，他是下放农村的那批人员最后回来的，1978年我请来公给工农兵大学生开设了目录学，来公以其特有的才学和风度征服了众多学子，听课的人不断增加，三易课堂。于是有人来责问是谁决定让他讲课的？我回答得也简单：没有人通知我不让他讲课；不让他讲课，白领工资？！责问者无言可对。来公能把枯燥的目录学讲活，无疑是厚积薄发，老枯生花，非一般人所能为。更有意义的是他承前启后的作用，推动了新一轮的目录学研究。在这期间，来公还让我看过他的《林则徐年谱》手稿，我越发佩服他的学术追求与韧性。

后来，当我们入学时，便有幸能听到先生的目录学课了，在《瞧那80后》一文中，我们这样写道：那时，才入南开园不久，先生穿着高跟皮鞋来授课，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几乎都立起来了：瞧！

须知那年代，刚从“文革”过来，而他居然敢穿高跟鞋。其时，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多是年轻人，谁能想到，我们的老师，年近六旬，如美少年般，上了讲台。所有人都吸一口气，没喷笑出来，反而惊呆，互换着眼神，仿佛在问：他洁白似云，高蹈如鹤，哪像从“牛棚”里出来的？身上为何没有受煎熬的痕迹，神情何以没有气馁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裤线根根笔挺，一开口便金声玉振，一抬头就眼高于顶，真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如魏晋名士醉眄庭柯，目送归鸿。

先生讲学，予人以美，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一种美的范式，还有一手好板书，也令人开了眼。他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挥洒自如，板式一清二楚，字走龙蛇，极其潇洒；结体谨严，一笔不苟。后来，我们才得知，先生年轻时，随启功先生学过书画，还参加过画展，偶尔也卖一两幅。但他志在学术，故于书画之道，未曾深造。然其才情学识聚于笔端，随腕流转，涉笔成趣，自有光昌流丽之笔传世。

他用文化史的视野看文献，用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古籍，从《七略》讲到《四库全书总目》，从历朝《艺文志》讲到民间藏书，从史官讲到书商，从版本讲到人物，从学术讲到政治，从文化风貌讲到文化传承，在目录学的坐标上，展开了一幅文化史的画卷……他讲起来滔滔不绝，音调铿锵，一字一句落在古籍上，叮叮当当，如打铁般，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丽宛转，而又余音悠然。

学术的心灵

那时，我们跟着刘泽华师学思想史，主要是政治思想史，泽华师授课则朴素得多，但更有力量。如果说来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道中国文化史的彩虹，对我们进行审美的启蒙，那么泽华师则领着我们去攀登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崎岖而行。

一部目录学，两千多卷书，先生信手拈来，如天雨散花，美得令人应接不暇；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千言万语，被泽华师归纳为一句“中国的王权主义”，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这就是！

当时，李泽厚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流行，他的书，出一本，我们读一本，从《美的历程》到“三大思想史论”，我们都读了，可读后，虽然颇受启发，却不得要领，从他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子曰“吾道一以贯之”的东西，对于他的各种新观点，我们一一追逐，却难免眼花缭乱，无法像对泽华师那样，因其素朴，可以“一言以蔽之”。

究其原因，我们后来从学术类型的角度，总结了三点：原创型，发展型，传承型。泽华师属于原创型，像老农那样，在自家的自留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以一己之力深挖，终于挖到了一个政治文化的“大萝卜”——“中国的王权主义”。

李泽厚属于发展型，他沿着西学东渐以来的中西比较的路径，用“拿来主义”展开了一个古今中外的大格局，他要将西哲史、马哲史、新儒学打通，抱负虽大，但硬要将三个格格不入的学派统一起来，这样所结的“果”就变成一个“强扭的瓜”——“西体中用”了。

来先生属于传承型，他以“心史”传承《太史公自序》，我们第一次听先生讲课，讲的就是这篇《自序》，我们第一次听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讲了很多，我们都忘了，只记住了这一句，因为他反复讲，讲这一句的气象格局，将历史之大美，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人活一世，总有几句话是用来安身立命的，对我们来说，来先生讲的太史公这句就是。过去，我们从未听人这样讲过《史记》，让先生热血沸腾地一讲，乍闻大美，如挨当胸一拳，如遇当头一棒，颇有几分顿悟的感觉；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说!

除了“心史”，还有“考据”，先生通过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的补正，使二者结合——以考据立心史，毕其一生，致力于此，把一本书当作一生的“作业”来做，做成了心史的寄托。

但他却从未像陈寅恪那样，说自己“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把自己的“思想”定位在“咸丰、同治之世”，而“议论”则“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南皮”，指张之洞。话虽没有这样说，然而，实际上，他的学问，却正是这样做。

他做北洋军史，须知北洋军，是由湘军、淮军发展而来，而曾国藩，就是北洋军的祖师爷；他做《书目答问汇补》，则是接着张之洞和范希曾往下做，所以，也可以说是“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那时，学术思想的主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生之于此，不动声色，不事声张，惟以北洋史与目录学力行而已。

那个时代，被西学覆盖，西化之风，泱泱而来，洋务运动因之而起，然其宗旨，即为南皮所言“八字”，简言之，即“中体西用”，不但南皮之学已然，从湘军到北洋军又何尝不是？那是一支从“中体西用”出发“走向共和”的军队，故其所谓“中体”者，非“君君臣臣”之谓也，此乃中华大文脉——文化中国是也。

此三人者，各自成其“一家之言”，而自有明显特点。

泽华师“至简”，以反思播种自性，终得“中国的王权主义”的正果，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近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学术成果；李泽厚“至大”，会通中西，博采古今，成其融“马哲、西哲、儒学”于一冶的大格局，虽说大器难成，但也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的大视野；来先生“至深”，用一生成就一篇《太史公自序》的人生观，其意义何等深远，心路之历程又何其深邃？故先生名其书斋曰“邃谷”也！

至于先生少年时期的两篇作业——《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书目答问汇补》，则经历了几乎一个甲子的进行时，终于完成，所谓“完成”者，其结果，不但为一己“独善”之作也，且为“兼济”他者与人共善之作，也就是说，先生的“作业”，如《易》之终卦，“既济”而“未济”，在他那里，虽已告一段落，但他后继有人，“作业”又重新开始，此即“传承”，“上承”陈垣、余嘉锡二师，“下启”潘友林、李国文、韦力三君，如此一脉相承，可谓罕见，堪称“至深”。

综上所述，我们这样认为，泽华师以“至简”而得其“真”，李泽厚以“至大”而见其“美”，来先生以“至深”而成其“善”。

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煌煌巨作，有梁启超、钱穆等造极于先，于史，于论，各尽其言，立其大体，而先生则以考据“作业”，默默追随梁、钱两位先师，为三百年的学术大厦，跟着垫补基石。

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读先生的两本“作业”，才能读出它真正的学术价值。梁以新学，钱以宋学，先生以朴学，鼎足而三，一起支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仅以梁、钱之学互动，还是“一家之言”的争鸣，有了先生参与，便转化为一开放性治学的公共学术平台。

综观先生治学，于目录学用功最深，何也？岂非以目录学最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耶？以此论古今之学，汉注唐疏，宋明理学，皆不及清考据学。何也？岂非由考据学能超越派别藩篱，而宜于公共学术平台建设，且能为建设提供相应的学术工具耶？

目录学和随笔，初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细一想，便觉得它们在先生那里可以相通。先生那近二百万字的随笔，其实是打散了写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而这正是以目录学打底子的。

先生以随笔的形式写作，但他并不随意，而是有着大众史学的抱负。先生从科学化的精英式写作，转向文学化的平民式写作，并非以怡情养性为目的的脑力体操式的舞文弄墨，而是对大众史学的一种新探索。先生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而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便是大众史学，让民众了解真的历史，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若天假先生以时日，让先生魂兮归来，再展宏图，我期待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从事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建筑，我相信，那一定会是“究天人之际”的哥特式建筑，再以随笔充实其中，让精神奔向苍穹，而思想则通往“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古今之变中。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