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婧格/文

2023年5月28日，土耳其大选结果如约而至。本次大选被西方世界称为2023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大事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在大选中最具竞争力的无疑是执政二十年的正发党领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ğan）和被誉为“政坛常青树”的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KemalKilicdaroglu）。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前筹备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二人纷纷提出了自身对于土耳其外交未来趋势的规划，但就其具体的外交主张来看，二人对东西方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外交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反对党阵营领导者克勒赤达罗卢亲西方的对外立场，埃尔多安政府的内政部长则在选举期间公开斥责美国干预大选进程，并暗指反对派阵营可能得到西方国家支持。

一般意义上来说，外交服务于国家利益，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及国家安全等诸多因素都需放在外交体系中进行综合考量，而土耳其外交也不例外。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中心纽带，土耳其地缘位置极其重要，随着近年来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愈发突出，其外交定位也成为了全世界，尤其是美俄等大国关注的焦点。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自正发党上台后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转变过程，这种变化是出于以国家利益至上，对于当时国际局势审时度势的考量。而本次大选中，埃尔多安和克勒赤达罗卢在外交方面的不同看法，侧面体现了土耳其国内不同政治利益群体对土耳其国际定位和今后外交战略布局上的差异性。即便此次选举以埃尔多安领导下的“人民联盟”胜出而告终，但这种“向东还是向西看”分歧，仍将长期存在于土耳其政界。若想了解这种差异的形成来源，我们还需从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上台以来的外交实践中加以寻找。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面临重组，日趋复杂。占有重要地缘位置的土耳其一直是影响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尤其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其外交理念经历了深刻变化，外交政策由保守转为激进，由亲西方向多元外交迈进，逐渐转化为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模式。

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其外交不只是简单的调整，而是方向性的转变。一般认为，土耳其外交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正发党执政前两个任期（2002年-2011年），是土耳其开始逐渐脱离以加入欧盟为目标的传统外交，开始回归中东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发党第三任期（2011年-2015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局势动荡，土耳其开始进入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时期；第三阶段是土耳其未遂的军事政变后（2016年）至今，土耳其为打破孤立的外交状态开始着手调整其战略，埃尔多安开始寻求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以此扩大土耳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放弃追随西方，回归中东地区

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前，土耳其与美国双边亲密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从侧面显露出土耳其若寻求在国际政治中寻求新的主体性可能对美土关系造成一定损害，而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确实印证了这一猜想。2002年后，土耳其外交经历了深刻转变，在正发党前两个任期内的主要特点是逐步放弃“西向战略”，回归中东，加强其地域性外交影响力。

土耳其前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在2001年出版的《战略深度》为正发党时期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达武特奥卢重视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发挥土耳其的地缘优势，强调外交的重点区域。他认为土耳其应立足于地缘政治的优势，将外交重心定位在对自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地区与中亚。除此之外，达武特奥卢还反思了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传统外交模式，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虽奉行亲西方外交，甚至为加入欧盟选择根据西方民主标准来推进国内的多方面变革，付出高额安全成本却得不到经济利益一直是土耳其外交的一大特点。针对此问题，达武特奥卢给予的解决方案是，土耳其应转变外交重点，回归中东，实施积极的外交以免被孤立在亚洲集团外。达武特奥卢的相关观点被看作是新奥斯曼主义的理论发展，自其提出至今，深刻地引领了土耳其的外交转向。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基于对国家安全和统一的考量制定的。在正发党政府看来，库尔德民族问题一直是威胁土耳其政权稳定的定时炸弹。2003年，面对伊拉克的库尔德政权有可能外溢到土耳其东部的威胁，土耳其拒绝了美国借道土耳其攻占伊拉克的请求，这是土耳其首次公开反对美国的外交立场，使得土耳其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好评。由此开始，正发党的外交策略开始“谨慎”向东转变。在此之后土耳其与伊朗、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积极展开对话交流，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外交战略稳步推行。2004年，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有所缓和，并成为了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以上种种皆可反映出土耳其逐步放弃了传统的亲西方单边外交政策，转而向独立自主的多边外交发展。

随着“战略深度理论”的不断完善，2007年土耳其又推出了“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外交“东转”倾向明显，新外交理念提倡通过维持周边地区稳定来维护自身安全，其总基调较温和友好，使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土耳其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符合国家实力的定位，也有助于西方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但回归中东的转向也埋下了其与西方关系紧张的种子。

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

2011年以来，中东国家在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后，普遍进入持续动荡时期，而土耳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安全问题突出的危机，一系列挑战催生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向激进转变，借此维护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中东剧变颠覆了土耳其原本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在正发党执政第三任期中，重视利用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积极干预地区事务的“新奥斯曼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土耳其外交由保守转向激进，开始了积极进取乃至于主动出击的“周边外交”时期。

2011年9月，土耳其在应对叙利亚问题上，第一次突破了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的外交传统，积极介入了叙利亚内战中，加入反巴沙尔联盟并打压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势力，外交理念也开始从泛伊斯兰主义转向教派主义倾向。

2013年，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的达武特奥卢在其著作中指出，土耳其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应该做一个积极的行动者。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演进，“积极进取”主义逐步成为新时期土耳其外交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上一阶段是正发党政府谨慎调整外交战略时期，那么在此阶段就是全面颠覆其被动防御外交传统的时期。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国家，它奉行的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政策实则上是对新奥斯曼主义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软实力输出为主的人道主义外交，一是以硬实力展示为主的实地干预。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对内确保了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对外努力促成土耳其从“桥梁国家”到“中心国家”的转变。

在积极进取的外交原则下，土耳其开始以强势姿态回归中东。一方面在中东推广“土耳其模式”，另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干预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内政，这种外交政策不仅引起了西方对土耳其的批评，还加剧了土耳其与中东多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土耳其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境地。

打破孤立状态，追求周边合作

2016年的未遂军事政变，充分体现了土耳其国内政治格局动荡，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使得埃尔多安不得不延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理念，以此转移民众注意，稳定国内局势。埃尔多安意识到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上处于孤立状态，开始尝试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寻求周边合作。这一时期，土耳其与西方、俄罗斯及中东地区的关系又出现了新变化。

第一，土美矛盾在此时期不断升级。在未遂政变后，土耳其谴责美方庇护旅居在美国的神职人员法图拉·葛兰（FethullahGnlen），美方认为这一指责毫无依据，对土耳其政府的控诉表示不满。2016年8月，土耳其在美国压力下转变对“伊斯兰国”的态度，越境进入叙利亚发动了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的军事行动，但土耳其政府的首要目的是打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所以在与“伊斯兰国”发生冲突的同时，也不忘牵制其境内的库尔德势力。然而由于库尔德在抗击恐怖组织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势力表示支持，土耳其不得不寻求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但是，土耳其在外交重大问题上还是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现阶段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不能不考虑美国态度。

第二，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升温。在叙利亚战争中，土耳其为打击库尔德势力与俄罗斯展开合作，这让土耳其意识到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符合本国的发展利益。在2017年埃尔多安与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进行了多次会晤，更是与俄罗斯签署了购买其S-400防空导弹的协议。2022年，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三国针对叙利亚问题形成了“阿斯塔纳安全机制”，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加。而土耳其与俄罗斯也成为了亲密的贸易伙伴。在俄乌战争中，土耳其作为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与普京通话，讨论俄乌局势和土俄关系，表达了土耳其积极调停的愿望，这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而土耳其今年与俄罗斯的关系升温也充分体现了其发展多边关系的战略目标。

第三，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2016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擅自发动诸如“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橄榄枝运动”等单边军事行动，而2019年土耳其购买并接受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更是引起北约的强烈不满。2022年，北约提出将瑞典和芬兰纳入成员国，土耳其却使用一票否决权阻碍北约东扩的进程，以此来换取更多谈判条件与好处。北约与土耳其矛盾频发，关系愈发不和谐。

第四，土耳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土耳其近几年致力于恢复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2018年，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因卡舒吉遇难事件矛盾加剧，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在2022年以来，埃尔多安积极向两国发出友好信号，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Salmanbin Abdul Aziz Al Saud）进行会谈，与以色列互派大使，恢复外交关系。在卡塔尔问题上，土耳其与俄伊两国一起致力于尊重卡塔尔主权与安全，明确支持卡塔尔政权的合法性。土耳其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根本上还是要提升自身在中东的影响力。

由此观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安排，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这种外交取向又植根于土耳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历史文化中。在埃尔多安看来，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行为就应该支持，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外交活动就应该摒弃。土耳其在2018年完成从议会制国家到总统制国家的转型后，外交政策更加呈现出独立自主的特点，向着多元化迈进。而埃尔多安和克勒赤达罗卢所宣扬的未来外交规划也代表着土耳其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土耳其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与世俗主义者对传统亲西方的外交理念仍心生向往，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平民与保守主义者仍认为土耳其应回归中东，从而扩大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因此，正发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胜利，只会让埃尔多安政府继续扮演折冲于东西之间的“战略支轴国家”角色，无论正发党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如何变化，都将深刻影响激荡的国际政治格局，而土耳其共和国也将继续在欧亚大陆的战略要道上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为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土耳其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XLYC2004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