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记者 张铃 这是一个普通的儿童肿瘤科，成立才四年，建在医疗资源不算耀眼的济南。

这是一个特别的儿童肿瘤科，它的病人和病床数，比北京、上海大医院同类科室还要多。

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们，带着得了神经母细胞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等恶性肿瘤的孩子，赶往济南求医。从病友的口口相传中，他们知道了这里，尝试来寻找治愈的可能。

他们的目的地在山东省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山肿”），要找的医生是山肿儿童肿瘤科主任王景福。

身着绿色手术服，摘帽后露出花白头发，面前的医生刚下手术台。采访比预约时间晚了两小时——手术有些棘手，这是常事。这样的手术，48岁的王景福每月要做五六十台。

罹患癌症的孩子太多了，他们在病房里，在走廊里，在医院门口的旅馆里，剃光了头发，穿着小病号服，打着吊针，与身体里的“小怪兽”对峙。

每天早晨7点，和孩子们一起“打怪兽”的王景福就到医院了。门诊、手术、科室建设之外，王景福常常被家长们围着，耐心解答他们的问题，直到深夜11点。

每个孩子出院时，护士会给孩子送去一张小奖状，奖励他们打败了“小怪兽”。

奖给打败“小怪兽”的孩子们 张铃/摄

偶尔治愈

能短时间内把科室做好、做大，王景福觉得原因很简单：自己的治愈率比别人“高一点点”。

几年前，北京女童甜甜得了胝尾部生殖细胞瘤，痛苦异常，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都没有好的效果。无奈，家人带她前往美国求医，化疗十几个疗程后，病情却越来越重。

他们听闻山肿王景福的医术，便打来电话询问。

听了病情介绍，王景福答复：“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有把握缓解病情，争取治好。”

彼时正值2020年初，新冠疫情正在全球泛滥。这家人穿着防护服，绕道几个国家到了济南，隔离十四天后，住进山肿病房。

接诊后，王景福为甜甜制定了方案，用上了化疗、输血、靶向药物等综合手段。渐渐地，甜甜不痛了，不发烧了，各项指标慢慢变好，后来，身上的各种管子也拔掉了，甜甜可以下地了，可以走动了……一年后，甜甜基本康复，出院了。

像甜甜这样的好消息有很多，每治好一个孩子，家人就会自发帮王景福“宣传”，口口相传中，越来越多病人来到山肿，他们中很多都已在全国各大医院求治过。

王景福在手术 受访者供图

建科一年多时，王景福曾被一位患儿家属投诉“没有医德”。那是个约四五岁、得了肾母细胞瘤的孩子，疾病一直在进展，治疗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发症。家属认为是治疗引起的，投诉后到其他医院做了手术。

过了半年多，他们又回到了山肿——多方求医时，医生们纷纷建议，“去找王景福”。

王景福拒绝再接收。除了曾不被信任，还有现实层面的难题：儿童的瘤体周围侵犯严重，他不清楚其他医生把手术做到了什么程度，这不利于自己的诊疗。

孩子站在旁边，突然说“我不治了”。听到这句话，王景福顿觉不忍，不想让孩子看到成人世界的“不堪”，决定收下孩子。最终，在他的治疗下，孩子痊愈了。

“怪兽”不总是被打败。恶性肿瘤是继意外死亡之后，造成儿童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十三年前，李萌带着还不满周岁的孩子找到王景福，那时王景福还是天津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天肿”）的大夫，四年前，李萌又跟着王景福转到山肿。

孩子生病时，年轻的李萌才步入社会没多久，她辞去了工作，常年带着孩子四处求医。王景福想，孩子妈妈不能没有工作，她也需要融入社会，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大约三年前，他对李萌放了“狠话”：你不回去工作，我就不给孩子治了。

李萌回到职场，成了一名会计。再带着孩子来时，王景福问她，你工作了吗？李萌点点头。

王景福先后为这个孩子做了12次手术。遗憾的是，去年，孩子最终出现骨转移。王景福只好告诉李萌：“我们该跟孩子告别了。”

平地起高楼

2019年2月，王景福离开“国家队”天肿，加入“省队”山肿，创办儿童肿瘤科。

开科时，科室没有病床，没有设备，只有三个大夫，还是从其他科室“借来”的。护士团队也临时组建，没人愿来，只好抽签调人。儿童肿瘤科护士长程方方回忆：“来这的每一个护士，都哭过。”

相对来说，儿科更苦、更累，不是“赚钱”的科室。而且相比成人，儿童肿瘤发病率更低，求医首选北上广，不会是济南。最初，医护们担心，新科室不会有多少病人。现在，科室有两个病区，约两百张床，但依然不够。

“我这的病人是全国最多的，这点毫无疑问。”从王景福了解的其他医院儿童肿瘤科情况来看，北京儿童医院有十几张床位，天肿有35张，广州某医院有四十多张，上海情况类似。

大多数病人奔着王景福来，每一个孩子都由他亲自收治。他明白，病人千里奔赴，所求无非三点：

最重要的是，谁能把我治好？

如果医生都没办法了，谁能把我的生存期延长，哪怕是半年、一年、三年、五年？

谁能让我不痛，让治疗和生命更有尊严？

肿瘤的治疗需要多种治疗方式，许多医院无法做到一体化。孩子在某医院做完化疗，需要做手术了，又到另一个医院手术，该放疗了再换地方，有时衔接不上，在等待中病情复发、反弹。

王景福擅长儿童实体瘤手术，同时能够做好化疗、免疫治疗和移植。他从零开始把技术铺开，其他医院有的，自己一定要有，其他医院没有的，自己一定要争取最先有，慢慢地，免疫治疗、移植干细胞，监护病房、临终关怀病房都有了。经他收治的患儿，可以在科室完成治疗全过程，该手术时就能手术，该化疗时即刻化疗，无缝衔接，这极大提高了治疗效率。

王景福看病不局限于肿瘤指南，而是尽可能为每一个患者做个性化的治疗，针对不同个体耐药程度，制定出不同方案。多数肿瘤药为成人开发，少有针对儿童的靶向药物，但有的药物在临床上显示对一些复发难治的儿童肿瘤病人有效，王景福就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超适应症使用。

在他眼中，一个好的肿瘤医生，要能准确判断何时手术、化疗或放疗，不能因为自己是外科医生，所以见到瘤子就切，要判断是不是能全切，是不是化疗缩小后再切才有更好的获益；不一定能做全过程的治疗，但要做好统筹，在病人该接受某种治疗时，把病人交给对应的医生，并持续跟进治疗进展。

他希望科室是温情的。在给院长的信里，他写道：技术方面不用担心，我来办好，但医院要把人文方面做好。现在，科室建有三层高的儿童乐园，供孩子们玩乐、学习，有专设的萤火基金，用来帮助有困难的孩子。王景福还要求医院给孩子们更多照顾，优先安排他们的检查和治疗。

三层高的儿童乐园 张铃/摄

在治疗上，科室的原则是，不该用的药不用，不该做的检查不做，能用便宜机器完成的放疗就不上贵的。王景福连续三年被评为医院首席专家，享受与院士同等人才补助待遇，并可把挂号费调至200元，但他的挂号费至今仍是28元，门诊日之外，病人来了，他随时免费看病。

科室收治的是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王景福认为医护必须能共情，病人悲伤，你要能感受到，病人不易，你得能体会到，这样才能发自内心主动工作，才能在治疗之外，给到病人温暖。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王景福的病人遍布全国，包括15个来自武汉的患儿，不及时救治将面临生命危险。王景福向医院反映了这一情况，获准特事特办，在疫情最紧张的时期，科里仍有120多个孩子在接受治疗。此后三年，科室始终没有减床、减病人。

科室建立后不久，考虑到儿科特殊的工作强度，医院在绩效上作出倾斜，给到儿童肿瘤科医护1.4倍的绩效。到现在，随着科室口碑越来越响，儿童肿瘤科的收入已经在医院排到前列。

王景福成了很多孩子的家人，有的孩子出院了，家长又带过来，说，去看看王叔叔。在线上就诊平台，患者家属记录下他们看到的王景福：

“他责怪老病人挂号，说20块钱不是钱吗？直接去住院部找他不行吗？把这钱用给孩子治病不好吗?”

“为了抢救一个孩子，电梯没有下来，他爬楼梯上十五楼，十几分钟赶到现场抢救。非常不幸，孩子没有活下来。王主任说，为什么没给他一次机会？”

“孩子还需要在其他科室做相关治疗，怕家属联系医生不方便，他亲自领着我们去。”

……

士为知己者死

1999年，刚毕业的王景福成为儿科医生，二十多年过去，他没有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孩子的难受、家长的眼泪，每每都能触动他。他头发白得很快，脱发也很严重。

拼命工作，除了对病人的不忍，还有对山肿院长于金明知遇之恩的感念。王景福说：“士为知己者死。”

山肿人都知道，王景福是于金明“三顾茅庐”请来的人才。

一次，于金明到天津出差，有关部门请他聚餐，他拒绝了主宾位置，说要把座位留给一位大专家。不一会儿，王景福进来了，于金明起身相迎。

一位领导悄悄拉他的衣角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天津的大专家我都认识。”

“在我眼里，他可是真正的大专家，我就需要他来建儿童肿瘤科。”于金明说。

多年来，山东没有专门收治儿童肿瘤病人的科室，全国范围内也很少。孩子们来了山肿，只能被介绍到其他综合医院去，但综合医院儿科又不长于肿瘤治疗。山肿决心要建个新科室，开始在全国寻找合适的医生。

巧合的是，不久前，山肿一位职工的女儿得了一种罕见肿瘤，走南闯北求医后，在天肿遇到了王景福，最终得以治愈。出于对王景福医术、医德的高度认可，这位职工向院领导推荐了他。经评估，于金明决定引进王景福，他专门邀请王景福来医院做学术报告，全院科主任参加，并在会后正式发出邀请。

在天肿时，王景福只有九张床，病人无处安放，他原计划在孩子高考后南下。那几年，杭州、广州几所医院都向他抛出过橄榄枝，山肿所在的济南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城市。

于金明对他说，患癌儿童不能没人管，你来，我全力支持你，给你扩病床；医院账户上有钱，不指望儿科赚钱，我们更看重社会效应；等医院质子中心建好了，还要给科室规划楼层，设立手术病区、化疗病区、移植病区……

王景福被打动了。很快，他写了一份详细的发展儿童肿瘤科远景规划建议书，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提出目标和方案，希望打造出一个国内知名的儿童肿瘤防治中心。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山肿的认可。

到济南赴任前夜，爱人送他到车站，他一挥手说：“我去闯世界了，哪怕碰得头破血流。”

初来乍到，王景福得罪了不少人。建科室要场地，要买设备，要后勤支持，不是所有部门都理解，他不愿多说，往往是撂下一句话：我临床需要的所有设备、技术，你们不需要找理由，“给我办了就行”。

在“知己”于金明眼中，王景福有些内向，是个纯粹的书生。有一天，王景福告诉他：“大家都说我情商跌到负值了，如果我不把科室发展起来，我就是个‘棒槌’。”

生活在21世纪的王景福，没去过KTV，不热衷吃喝玩乐，任何流行的娱乐和生活方式，都离他很遥远。骨子里，他认同古老的侠客精神、英雄主义，成为医生，能多救一些病人，能做成一件事，他很满足。

王景福看到，儿童肿瘤治理在不同地区的治疗水平极不平衡，沿海尤其是北上广治疗水平不错，内陆尤其是大西北就落后很多。在天肿时，许多病人收不进来，他的原则是沿海的病人可以不收，但大西北来的病人一个不拒，全收。现在，他有一个愿望：55岁之后退休去做公益、做科普，或到大西北去，给孩子们无偿做手术。

王景福很少参加学会，不愿“混圈”，不去接触线上问诊平台，不允许科室人员做任何宣传，不热衷参加医院的评奖评优活动。收到记者采访请求时，他会习惯性拒绝。

他自认有“精神洁癖”：不愿意别人说他好，因为做的都是分内事；也不愿被人揣测或贬低，因为“我不吃你的，不喝你的，每天拼命工作，你凭什么不满意？”

下午五点，把记者送出病区，王景福转身回到手术室。在那里，两个孩子正在等待着他，一起上手术台，把“小怪兽”打败。

（甜甜、李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