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口，多了一块“医德医风公示栏”，以电子屏滚动播放的形式，面向看病患者公布红榜或黑榜的上榜医生名单。该院院长赵海平表示，“红黑榜”信息收集渠道包括投诉热线、信件、网站、政务热线等。大部分“黑榜”都涉及医疗服务态度问题。

医生“红黑榜”引发了舆论撕裂。一些医生担忧该榜单将“医德医风”同患者满意度挂钩，主观性太强，少数患者可能以“恶意投诉”方式威胁医生。一些患者则认为对医生的过度医疗的行为终于有制约手段了。

其实，“红黑榜”在民间早已有之。早在2014年，一些家长就在网络社群分享《郑州各大医院儿科医生红黑榜》。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将发布主体从个人转为医院官方。

从信息公开的视角看，阳光透明有助于促进患者“用脚投票”，实现医患权利均衡，这在发达国家早有先例。2015年，以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UPMC）为首的7家美国医院就率先试水，除涉及个人隐私外，每位患者对每位医生的评价，都在医院网站上面向社会公开，包括医生是否认真聆听、是否投入足够时间、是否尊重患者、解释是否明白易懂等。

然而，我国的医疗机构信息公开范围太窄，强制力不足。2022年，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基本目录》，跟患者权益密切相关的指标包括：医疗服务与药品耗材的价格信息，医疗投诉途径与纠纷处理信息。其实，大部分患者希望公布的远不止这些，他们还希望能在不同医院/科室/医生之间“货比三家”，知道就医如何避免“踩坑”。

从这个意义上讲，“红黑榜”是一种尝试，但医生的担忧不无道理，比如，一些医生指定患者到院外药店购药，不一定是跟药店有利益输送，还可能是院内缺药情况下为患者另行购药提供指引。如果医生的善意帮助却收到恶意“差评”，医患之间就不再有真诚沟通、全力扶助。

对医生“黑榜”信息进行社会公示，虽然并没有给医生带来直接的财产损失、诊疗权损失，但如果被患者通过各种途径面向社会传播，仍然会打击涉事医生的行业声誉，且长期留痕，其震慑力不亚于行政处罚。

因此，笔者认为，对“红黑榜”决不能儿戏。纵观发达国家已得到医生、患者双方公认的医师信息公开机制，往往非常注重科学设计：一是样本量较大，避免个体患者的主观偏向；二是交由第三方操作，完成采集分析数据、发布评定结果等工作，以确保公平性；三是证据导向，就事论事，不会夸大为“红”或贬低为“黑”，防止评价极端化，更不会将评价结果作为处罚的依据。

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各类投诉举报信息严格核实证据真实性、逻辑缜密性，既防止少数患者威胁勒索医生，又防止少数医生在职称职级晋升方面恶性竞争；鉴于“黑榜”很容易被拍照并发布到网上，对医生的社会声誉带来巨大、不可测、不可逆的影响，一定要在社会公示前留足时间，进行小范围内部通报，并保障被处罚人的申辩、投诉权利。

另外，还要明确责任归属，严格区分医生个人问题和制度性、机构性问题，绝不能让个体医生为医疗体制机制缺陷、医疗机构管理问题背锅，比如：在急诊科，医患沟通少、医师情绪急绝不是自身问题，而是医院没有配备足够的医疗辅助人员造成的，更进一步讲，是医疗服务价格、医院薪酬绩效等政策举措不到位导致急诊科医生流失造成的。

最后，笔者提醒，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行政处罚都是方法，促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自我完善才是目的。既然方法服从于目的，医疗机构就要在信息公开之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公示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并非万能，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根据全球医疗界一般规律，绝大部分医患纠纷，更适合在医疗共同体内部解决，更适合采取医院调查、同行评议、医师协会督导等机制，而非直接由行政部门介入，或者“一罚了之”“一示众了之”。滥用“黑榜”将导致本就非常紧张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短缺，白白损失了辛苦培养的骨干医生；另一方面，国内外监管实践显示，为了避免被过度处罚，医生共同体内部通常采取相互包庇、湮灭证据等极端手段，甚至对本该救治的患者采取“防御性医疗”措施而不积极救治，这都会带来突出的监管成本，进而造成公共福利损失。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