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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畅 陈祎宁/文

牵动国际社会的“土耳其大选”

2023年5月28日，土耳其共和国举行本年度第二次总统选举。在之前5月14日的第一轮选举中，被社会媒体普遍看好的反对党阵营总统候选人、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克勒赤达罗卢不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得票率须超过50%），在选票上也落后于已率领正义与发展党连续执政20年之久的埃尔多安。而在第二轮选举结束后，埃尔多安继续保持了之前的相对优势，并以51.91%（反对党阵营获得48.09%）的微弱优势战胜对手，蝉联总统职务。

正发党取得这次胜利并不容易，因为土耳其经济形势的恶化一度构成其执政危机。自2018年以来，土国内经济通胀率不断上升，在去年10月甚至达到了85.51%,创近24年来新高。近几个月来通胀率虽有所降低，但负面影响并未过去。今年2月初发生在土、叙边境的大地震，又给土耳其经济的缓慢恢复蒙上了一层阴影。反对党阵营指出政府未能奉行正统的经济政策、埃尔多安当局多次干预土耳其央行的利率制定，和过去就已存在于政府招标活动中的“裙带资本主义”等，一度引起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共鸣。

面对反对党阵营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正发党主导下的执政联盟也不甘示弱，在28日大选结果揭晓以前，埃尔多安就通过加大与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核能合作等方式向外界展示政府提振经济的信心，并质疑亲西方的反对党一旦上台施政，是否会延续与俄罗斯方面的经济合作。

正发党当局与国内反对势力在对俄外交上的争执，反映出此次土耳其大选已经不再仅关乎土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还与国际社会息息相关。自从今年4月沙特、伊朗两国在北京斡旋下复交以来，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而关注土耳其大选走向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对于维护中国在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利益，具有极大地参考价值。作为一个与全球市场联系紧密的东亚经济体，探寻中土之间经济交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显得尤为必要。

中土经贸合作中的“不对称性”

展望未来需要了解过去。应该承认，中国与土耳其的经贸往来中，土耳其对中国贸易长期存在高额逆差。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为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土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385.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土出口340.3亿美元，自土进口为45.2亿美元。后者仅有前者的八分之一左右。且这还是近些年来逆差已有所降低的结果。但是，中土之间贸易差额的缩小，并非由于土耳其对中国市场出口额扩大（相反，土对中国出口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是双方经贸往来受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大环境影响使然。也正是如此，土耳其是对中国海外企业提起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

造成中土之间贸易“不对称”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理解土耳其如今的出口贸易格局，需要引入历史的视角。土耳其在上世纪80年代放弃了旨在扶持民族工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开展生产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而采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于涉及出口的企业给予简化审批程序和减税等政策支持，而土耳其民间企业也利用廉价劳动力和本国“既接近欧洲市场，又身处中东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国土区域位于亚洲，90%以上国民为穆斯林）”的地理区位优势，一边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承接欧美国家的产业转移，一边利用与西亚北非国家的相似宗教文化背景，推动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努力开拓海外市场。

这轮经济转轨不断帮助土耳其国民经济渡过难关，还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他们大多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又保持宗教虔诚和浓厚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乡土认同，是今天埃尔多安领导下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支持群体。正发党当局在上台后的私有化招标和建筑业等领域也向他们刻意倾斜，以回报后者对自己竞选程序中从选票到资金的支持，而这也是反对派口中“裙带资本主义”的来源。

如今，正发党已经连续执政二十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东地区经历了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许多中东国家政治动荡，街头暴力不断，社会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倒退。在复杂多变的时局中，土耳其却维持了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为欧盟成员国分担接收了大量来自阿拉伯地区难民。按理说，土耳其经济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进而接近“列席全球十大经济体”的“百年愿景”。

可是，来自官方的“特别关照”和周边地区的乱局反衬，似乎未能成为推动土耳其产业结构从“量”到“质”转变的关键因素。在出口领域，土耳其仍然以纺织服装和机电产品为主，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对于西方仍存在较大依赖。这从土耳其去年对中国的出口主要商品构成中便能看出一二。据中国海关统计，土耳其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大理石以及铬、铜、硼等矿产品、化工原料、植物产品及食品等。这些基本属于原料，附加值极低，缺乏竞争力。

除此之外，中国虽然出现了一些加工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但在纺织制成品等出口领域仍具有竞争力，而这类产品在土耳其的出口商品构成中，也占有极大比重。不少学者分析指出，中、土出口商品“同质性”严重，经济互补性弱，这也是双方贸易摩擦高发的重要原因。最后，中土两国文化上的迥异与土耳其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土耳其民众依赖来自欧美国家的片面“二手报道”，也是双方在经济合作上不可忽视的障碍。

“不对称性”并非不可克服

当然，中土在贸易领域的“不对称”，也绝非不可克服的问题。如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邹志强就指出——“中国海外企业扩大在土耳其当地投资与生产经营，无疑是改善贸易不平衡的重要途径。”这样做不但缩短了与欧洲和西亚北非国家市场的距离，缩小了交通运输成本，还可减少欧盟国家针对中国出口设置的关税壁垒，并充分调动土国内的劳动力过剩等优势。这对当下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中国社会更显必要，且有利于倒逼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

中土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远不止民间社会的自发行动。自从2015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土耳其官方对此采取了积极响应。继双方在2010年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土耳其又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国家。

土耳其政府此举出于多方面考虑，从经济本身来讲，首先是希望通过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来逐步扭转双方的贸易逆差；其次，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吸引华商对土投资，带动国内就业，最后，旅游业为土耳其财政创造了大量外汇，早在20世纪90年代，旅游业所创外汇数额已超过土耳其海外工人的汇款。

中国是目前全球第一大旅游业客源输出国，存在广阔市场。而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作为多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通过借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将土耳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显然也有助于改变中土间贸易“不对称”的现象，并增加两国民间社会对彼此的理解。根据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数据，中土共建“一带一路”五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土耳其投资存量增长了120%，近1000家中国企业在土耳其开设机构，为土耳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9年到土耳其的中国游客人数约5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约60%。

中土之间经贸合作的扩大，还与正发党2002年执政以来“东西兼顾”的外交取向有密切关联。自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府指责美国包庇操纵政变的“葛兰运动”成员，双方关系急转直下。西欧国家对土投资受到影响，土耳其货币里拉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也不断下滑，给土耳其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安卡拉当局虽然身为北约成员国，且为乌克兰提供了无人机等技术援助，但同时顶住华盛顿方面施加的压力，始终未加入对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究其根源，与俄关系的决裂并不符合土耳其的总体国家利益，因为这样做不但会无端损失掉来自俄罗斯的旅游客源，还会危及到土耳其的能源安全。土耳其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较为依赖外部供给，而俄罗斯正是主要供应国之一。当东欧的军事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僵持态势后，土耳其又利用自己的“中立国”地位，为国际援助输入和西方与俄国之间的谈判提供渠道，并从中取利。折冲于东西之间的“地缘战略支轴国家”角色，被土耳其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这种地区大国的角色定位中，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无疑也迎合了土耳其不甘成为华盛顿追随者之一的内在诉求。近些年来，两国在高速铁路建设和新能源等领域合作不断扩大，不但有利于改变土耳其过度依赖欧洲市场和技术的现状，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和能源危机，也能提高土自身在西方国家阵营的“身价”，进而完成从地缘政治中“棋子”到“棋手”的角色转变。至少在埃尔多安的下一个总统任期内，中土之间的经贸合作仍将呈现出利益重叠面不断扩大的景象。而中国企业也应充分关注土耳其的这种国情特点，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同时，为中国海外经济寻找新的有力增长点。

（本文为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土耳其民族宗教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XLYC2004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