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刘军/文

2023年三四月以来，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司法改革方案。内塔尼亚胡迫于抗议压力，提出推迟改革，以达成妥协，但未获得抗议民众认同，游行示威目前仍在持续。以色列新近的政治动荡，连同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武装冲突升级，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我们结合关于以色列研究的国际成果，对以色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做一个概览。

一

以色列作为二战后新生的“出乎意料的”（unexpected）小国，看似弹丸之地，但却是多年引发国际关注的热点国家。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独立战争）以来，多次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攫取了大片领土，其领土面积从最初的的约1.5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1948年的不足百万，增长到目前将近一千万人；而其经济，更在中东地区“鹤立鸡群”，是该地区唯一进入OECD俱乐部的发达国家，GNP排名居世界第28位（国际汇率）或第49位（PPP），人均DGP达到5.5万美元（国际汇率，世界第14名）或5.2万美元（PPP,世界第29位）。

众多以色列经济史著作，探讨了以色列当代经济发展历程。

以色列经济学者、希伯来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泽拉（Joseph Zeira）在《以色列经济》一著中，探讨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经济史，展示了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武装和阿拉伯邻国的激烈战斗中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泽拉指出，以色列建国后惊人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原因在于以色列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和大规模的外国转移支付。泽拉在书中分析了阿以冲突的代价，指出经济产出在“全面和平”的情况下得以大大增加。他还深入讨论了近几十年来以色列进行的密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认为这些政策未能提高经济绩效，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The Israeli Economy

[以] Joseph Zeira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年1月

以色列经济学者、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员保罗·里夫林（Paul Rivlin）在《以色列经济：从建国到21世纪》一著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以色列建国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里夫林指出，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伊休夫），从1885年的约25000人增加到1948年初的600000人。伊休夫的人口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匹配:在1922年至1948年期间，人均国民收入实际增长了近三倍。这一成就是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以及移民的高水平人力资本：1948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教育水平。“伊休夫经济”得以发展，也是由于当时英国托管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是有益的，至少没有阻碍伊休夫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在中东的军事需求增加，使“伊休夫地区”工业显著增长。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政府一度艰难度日，除了独立战争造成的破坏，占人口1%的战争伤亡和响应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回归”以色列的大量移民，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色列当时缺乏应对这些挑战的资源，最关键的是住房短缺和就业短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此外，还有大量的国际收支逆差。

《以色列经济：从建国到21世纪》

[以]保罗·里夫林 /著

王然 冯庆丽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由于这些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有些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冲突，与西德政府达成了赔偿协议，西德的赔款为以色列提供了急需的外汇。这一和解政策遭到了反对党的强烈反对，但是，赔偿协议缓解了以色列国际收支逆差，使经济得以增长。

另一个务实的政策是决定从国外寻找企业家，鼓励他们到以色列投资；在进口替代框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政府提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并保护市场免受外国竞争。通过限制行业投资数量，政府也限制了国内市场的竞争。政府鼓励对服装和纺织品等基础行业的重要投资，其目的是增加就业和产出。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进口替代经济增长的势头开始减弱。要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来雇佣包括移民在内的就业者，以色列需要新的市场。这时，政府的实用主义再次占了上风，以色列政府与欧共体谈判达成了贸易协定，向欧共体出口工业产品，代价是以色列市场向欧共体进口产品开放。70年代，这一协议得到了显著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又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以色列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快速增长，以色列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日渐成为显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军事打击行动）之后。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经济增长几乎停滞，花了数年时间才复苏。里夫林强调，这不仅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结果，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政府采取的灾难性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这导致工党在1977年输掉了选举，失去了执政党地位。

1985年，以色列实现了经济稳定，但直到1989年，经济才开始快速增长，这是苏联解体后大量犹太移民“回归”以色列的结果。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吸收移民的国家干预要少得多，移民还能获得国家的创业贷款担保。这使得资本供应与劳动力供应的增加相匹配。里夫林特别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吸收100万移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给以色列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以色列政府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

以色列吸引、安置回归移民的政策，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肯定和赞誉。牛津大学历史学者马丁·吉尔伯特在其言简意赅的《以色列简史》一书中，多次称誉以色列吸引回归移民、服务回归移民的政策。

吉尔伯特强调，以色列政府经过最初的犹豫和踌躇之后，很快立法赋予回归的犹太移民完全的公民权利，为移民提供住房、土地，在教育和兵役等方面与原以色列公民平等对待，使这些新移民很快在以色列安居乐业，发展壮大，为以色列的经济成长做出了贡献。

《以色列简史》

[英]马丁·吉尔伯特 /著

扈喜林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

二

以色列以弹丸之地，面对三面围堵的阿拉伯国家，不仅多年征战中斩获颇丰，而且科技发达，创新经济蓬勃发展，被誉为“创业国家”（Start-upnation）。

截至2018年，以色列是全球人均初创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每2000人中就有一家初创企业。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创新排名中，以色列在138个国家中排名第三，拥有一长串的创新：从圣女果到沙漠农业滴灌技术；从第一个胶囊内窥镜解决方案到第一个在线聊天软件；从U盘到Waze(基于GPS的智能手机地理导航应用程序)。

就研发支出（R&D）占GDP比例而言，以色列全球最高；在科研人员占雇员比例方面，以色列在OECD组织中名列前茅。自1966年以来，共有12名以色列人在化学、经济、文学和和平等领域获得诺贝尔奖。以色列吸引的人均风险资本，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截至2018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中国。300多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开设了研发办公室。这些成就，使以色列成为美国以外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创业之国”。

美国学者丹·塞诺和以色列学者索尔·辛格在其2009年的著作《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著中，总结了以色列科技立国、创新发展的经验。两位作者强调，以色列人将外部不利的环境加以转化，结合以色列文化特有的“无惧权威、扁平式领导”的民族风格及政府政策，塑造出拥有高度创意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

[美]丹·塞诺 [以]索尔·辛格 /著

王跃红 韩君宜 /译

中信出版社

2010年

该著深入分析了地缘政治环境、义务兵役制、移民、文化和风险投资等几个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是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创业国家”的主要原因。

第一，地缘政治环境。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长期紧张，多次爆发战争，还受到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抵制。但恶劣的周边环境，却对以色列的创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因为武器开发的迫切需要，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主要集中于高精尖的科技领域；封闭的交通运输，则使其倾向于生产轻巧、高精尖、附加值高的产品，这些都促进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以色列创业公司产品大多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市场需求大，创业企业的成长性高。

第二，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要求年满18周岁的青年，一般都要服役2至3年；服役期满后，一律转为预备役；在预备役期间，每年要进行2至4周的军事训练，直到45岁。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对以色列创业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是为创业储备了精英人才，国防精英部门有权对优秀青年进行选拔，适龄青年经过层层考核，才能进入国防精英部门，学习顶尖的军事技术。二是服兵役期间的经历，对士兵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助于培养其创业特质。士兵在军队中会遇到许多突发情况，这培养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容忍，以及随机应变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移民的多元性。以色列移民数量大、来源多。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语言、历史、文化和教育背景。移民来源的多样性，为多元化思想的碰撞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产生创造性的观点；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更容易发现新的创业机会，并进行创业。

第四，以色列具有无惧权威、注重平等、敢于挑战主流思想的文化氛围。对以色列人来说，挑战上级比尊重等级重要。自由的表达，无惧权威的独立精神，激发不同观点的碰撞，能促进新思想的产生，有利于创业机会的发现和构建，进而促进了机会型创业。

第五，以色列政府设立了比较健全的风险投资制度，支持创业。该著介绍了以色列政府设立的Yozma（创始）项目。Yozma项目是由以色列政府出资1亿美元，创建10个风险资本基金，投资于以色列科技公司。一个科技企业如果筹集到1200万美元的国外风险资本，政府将提供800万美元的配对资金。Yozma项目设计非常巧妙，风险小，收益高，吸引了大量的国外风险资本。

该著强调，这些因素是互相支撑、相辅相成的，比如既然有强调等级的“义务兵役制”，要对创业起到促进作用，就必须有反等级的“文化氛围”和“风险投资”的支持。如果没有反权威的民主、平等的“文化氛围”和健全的风险投资制度，“义务兵役制”只能沦为强制性的兵役义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就非常有限。

三

时隔十年之后，以色列的一线初创企业家、科技公司高管英巴尔·阿里埃利（Inbal Arieli）在其2019年的著作《无畏：为什么以色列能成为创新强国》一著中，使用一个希伯来语词“虎刺怕”（CHUTZPAH，希伯来语“大胆、自信、无惧权威”的意思），对于以色列“创业国家”的特质，进行了简洁、明快的总结。

《无畏：为什么以色列能成为创新强国》

[以]英巴尔·阿里埃利 /著

李雨桐 /译

磨铁图书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阿里埃利开宗明义地指出，以色列成为一个创业国家的秘诀，始于以色列人养育孩子的方式。她在书中细致入微地探讨了以色列孩童的成长环境，从紧张的地缘政治冲突（孩子们上学、玩耍时，需要不时躲进避难室，以逃避阿拉伯武装组织的火箭弹或炮弹袭击），到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的自然探索、国际游学之旅。

阿里埃利指出，以色列人鼓励孩子自幼就自由地探索世界，没有恐惧和束缚。父母、学校、社会的角色，不仅是要保护孩子的安全或教给他们已知的知识，还要培养他们真正的独立性。这种独立的自由，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扩展；它根植于以色列的制度和文化中。以色列不是一个“厌恶风险”的社会——以色列人愿意犯错误，更允许孩子犯错误，这种制度和文化，培养了以色列人的韧性和创造力，并最终创造出了惊人的发明。

据阿里埃利书中说，马云在访问以色列时，提到他在以色列学到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创新，以及勇于挑战的“虎刺怕”精神。

阿里埃利总结说，以色列儿童的成长经历，与现代企业的生命周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包括：目标市场的发掘与探索，企业的主体价值，确证企业存在的理由，为了提高效率、实现规模化跨国经营以及可持续发展而不断试错的过程，以及企业的传承与重塑，等等。以色列人充满活力，在有序的混乱中长大；以色列人鼓励后代大胆，富有想象力，“虎刺怕”地追随他们的梦想——尽管会有代价。

（作者系社会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