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李义平/文

熊彼特不会想到，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一百多年后在当代中国十分走俏。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急需创新，急需产业升级。

《经济发展理论》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郭武军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0年4月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于1883年出生于奥地利，与凯恩斯同年，他出身贵族，但家世并不显赫，4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7年后母亲又嫁给一个著名的将军。由此，年轻的熊彼特被送进一所专为贵族开设的学校学习，这就使他的一生具有贵族气质。

1901到 1906年，熊彼特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科很著名，熊彼特是那里的明星学生，他曾游学伦敦，就教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的里昂·瓦尔拉（Léon Walras），他说他有三个愿望：一是做大骑士，二是做大情人，三是做大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执教于奥匈帝国、日本和德国的大学，也曾经从事仕途和经商。

1932年熊彼特迁居美国，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曾经任计量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熊彼特很勤奋，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经济分析史》，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深远的国际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绛枫(顾准) /译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我们这里介绍的是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这本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他所讲的循环流转，是指没有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的均衡状态。接着，熊彼特用动态的观点研究了发展，认为促进发展的是企业家的创新。故此，我们可以将其观点一言以蔽之概括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一、创新是革命性的

对于经济发展，熊彼特把创新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才有发展。那么，什么是熊彼特所讲的创新呢？他所讲的创新起码包括如下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他说，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您想加的地步，但你再加也加不出一条铁路来。其次，他具体将创新分为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即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制造部门尚未通过经验鉴定的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5）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韩宏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1月

熊彼特的创新是破坏性创新，是革命性创新。经济思想史学家E·雷·坎特伯里(E. Ray Canterbery)在他的《经济学简史》里指出，熊彼特的创新是革命性的，伴随着企业的出现、成长、衰落，直到消亡。这一过程以结构性变化为特征，不仅体现在产出构成，也贯穿于整个经济生活。这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一次工业进化，甚至是一次工业革命。他认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可以通过分配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来加以扩展。最初，来自于熊彼特所讲的企业家创新的产品，只出售给少数时髦的消费者，通常是那些最富有的消费者，因而一开始价格非常昂贵。如果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这些产品（就像苹果电脑）会向越来越多的家庭扩散，并最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特别以强调熊彼特的论述的方式高度评价了创新。他写道：“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它本质上是经济变化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之继续运转的推动力是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以及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工业组织形式。如果所有商品过剩，那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创新”。

《经济学简史: 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第二版）》

[美]E·雷·坎特伯里 /著

陈叶盛 /译

刘凤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吉尔德说：“萨伊定律的基本观点依然是正确的：供给创造需求。总体的供过于求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劣质商品的供过于求倒是可能的。在必需品匮乏的世界里，经济科学找到了自己的含义；所有商品明显地过剩意味着创造性生产、新供给和新需求的匮乏。”如果创新形成了新产品和市场，竞争机制会自然淘汰落后，不会发生普遍的过剩。

创新是革命性的，革命性的创新是在新企业形成的。熊彼特指出，第一，新企业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品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虽然，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相反，新组合通常体现在新的商号中，它们不是在旧商号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产生的。熊彼特用铁路代替驿站马车的例子，说明新兴的企业家是去建铁路，而不是让马车的所有者去建铁路。他的结论是：在竞争性的经济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加以消灭。这就是说，按照知识结构、思维惯性，新组合通常在旧的行业、旧的企业很难产生，通常情况下是由新人去实现的。

第二，熊彼特告诉人们，我们不应当认为新组合的实现是通过使用闲置的生产手段进行的。在实际生活中，情况通常是这样：社会上总存在着失业的工人、没有售出的原材料、没有利用的生产能力等等。这对新组合的出现肯定是一个有所帮助的环境、一个有利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刺激，但这种现象的存在绝不会对新组合出现的解释发挥根本作用。新组合可以从旧组合中获得一些生产手段，但必须借助积蓄和信用获得新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熊彼特认为，所谓发展，重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在于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他说，“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在过去50年中已经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

这就是说，在生产要素给定的条件下，不同的配置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

二、破坏性的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在熊彼特看来，周而复始的，仅仅有数量变化而没有创新的“循环流转”不叫发展，那只是经济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也不叫发展，因为没有产生质上的新现象。熊彼特所讲的发展，是自发的，是对已有均衡的干扰，它在改变和替代以前的均衡状态。他强调，发展不是从外部强加的，发展是内生的，是内部自然所发生的变化。

熊彼特说，我们将要研究的，是从体系内部产生的一种变化，那就是它这样来代替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诚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你不管把多少驿站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从中获得一条铁路。说得更明白一点，发展就是体系内在的创新，是生产力的质变，或者生产力本身的结构提升，是经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运行，是蒸汽磨代替手工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生产工具、生产力的提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

熊彼特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加以区别是正确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经济增长既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正如人类身体一样，强调增长着重于身高和体重；强调发展则着眼于体能和素质的改变。我们应当思考一下，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到底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发展是通过一个一个引领经济发展的周期完成的。据熊彼特考察，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大创新，引发了经济发展过程的长周期，即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于1926年首先提出，被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周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周期，对人类经济生活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改变。例如，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而且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周期是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从1897年到上世纪20年代末，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对于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其《长期运动》一书中，对于新技术的出现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的，做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在制造部门，这个时期就是机器加工首先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时期。在采掘业，这个时期或者是发现了一种商品的来源和用途（如石油）的时期，或者是找到了迄今为止尚未利用的商品的新的和广泛的应用。

作为这种时期的具体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如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19世纪80年代的制钢工业，19世纪30年代的无烟煤生产和19世纪40年代的烟煤生产，19世纪20年代的炼铁（比利时），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观察到一个革命性发明和发现被用于工业的过程，于是，这个过程就成为主要的生产方法。

熊彼特还认为，在创新过程中创新者处于主导地位。他说，一般是生产者（创新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其他消费者的启发，消费者好像被教导着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供给创造需求，创造一种新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者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需求，并因此淘汰落后产能，走出危机。

供给创造出新的需求，可以使经济发展走出周期性的危机。马克思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的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走出危机的途径是通过创新创造出新的需求，淘汰过时的，落后的产能。这就是竞争，就是市场机制。我们经常说竞争，必须强调的是，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源大部分都因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结束以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重要是灾祸，危机”。危机就是市场机制，危机就是强制的淘汰。

熊彼特认为，利润、利息同样来源于创新。在“循环流转”的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剩余的，没有剩余也就没有利润。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的情况下，才有企业家，才会产生利润。在此情况下，企业总收入超过总支出，这种余额就是企业家利润。有了利润，就有了利息，而利息是对利润的一种课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