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中国农民新思维

楚亡时，有人留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人不服啊！秦统一后，在楚地没少下功夫，可楚人就是不服。不光楚人不服，六国之人皆未服，燕赵人唱着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只可惜了荆轲那一击。

这应验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那句老话。打天下靠军事，以战争消灭敌对势力，得天下靠政治，要以政策来争取人民支持，其前提，便是政策要能得民心。

而秦却以打天下的方式对待民心——“攻民”。秦始皇帝虽然“打天下”取得了胜利，却从未想过“得天下”的问题，他想当然的把“打天下”和“得天下”当作直接的因果关系，以为“得天下”就是“打天下”的继续，只要把“打天下”进行到底，自然而然就“得天下”了，所以，大都顺着“打天下”的惯性治理国家，除了“君臣上下一日百战”，还有就是以“攻民”为导向的治民之术。

“民心”二字，似乎从未上过秦国政策的台面，对秦国而言，人民就是纳赋税、服徭役的户口，是国家的财力和兵力，可以用数字来统计，无所谓“民心”问题。而“攻民”，就是以压迫的方式，像榨油一样，不断榨取户口的利润，使国家利益最大化。

秦始皇帝明于法术，而陋于知“民心”，他对于治下的人民并不真懂，也不屑于去懂，他哪里知道他的人民，虽在草根安身，却多有凌云之志呢？当他以郡县制“灭国”、以征徭役“攻民”时，就有一位楚国的农民坐在田垄上，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同伴听了直摇头，他就慨然而叹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皇帝以郡县制“灭国”，会遭遇六国贵族的抵抗，以征徭役“攻民”，也会导致民变，这应该都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对于六国贵族的想法，他将心比心，大概都清楚，对于“民心”，他虽然不会从民本主义的立场去考虑，但也会有个大致的判断。他无法搞懂的是个体，从农民的群体中会产生怎样的个体？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农民质朴的心思里，会产生帝王思想。

他对六国贵族的举动，实施全面监督和镇压，以防复辟，连泄王气都用上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王朝的“千里之堤”会溃于民心之中一念起动的“蚁穴”，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犹如神矢击中了一代王朝和一个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之轰然倒塌。

从一个农民嘴里，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流血，就如同“汤武革命”和“君道同体”解放了君王，这一句“宁有种乎”解放了农民的思想，在历史的舞台上，农民不仅做为耕战之士的群体登场，还要作为个体的帝王将相登场。

如此说来，那位农民便堪称农民运动的先知，也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先王了，承蒙太史公不弃，将此人载入史册，还使之如孔子般，按照王侯规格，进入“世家”系列，留下他的姓名。

因此，我们不但知道了此人姓陈名胜字涉，而且知道他还有个搭档，姓吴名广，二人皆为楚人，被秦驱往渔阳戌边。

此时，皇帝刚死，二世才登基，在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地方——蕲县大泽乡今皖北宿州，发生了一件可以预料到的事情——戌卒遇雨戌边误期，在举国上下一浪接一浪的“攻民”浪潮中，这本来是会经常发生的事，可谁能想到不起眼的戌卒九百人中，偏偏就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而这人物身上，偏偏就产生了帝王思想。

不是所有农民都会产生帝王思想，只有中国农民产生了帝王思想，这跟中国经济以农业为基础、政治以农民为本位有关。

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农民，生活在封建领主制的庄园经济里，还被农奴制束缚着，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上升到耕战和耕读。在欧洲，国家政治的主体，除了贵族就是市民，基本上，没有农民的份，历史上，虽也有过几次农民起义，但都没能建立政权，这与动辄改朝换代的中国农民起义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两个制度安排，解决了农民问题，一是秦汉以来的军功制的安排，解决了农民耕战合一的问题；另一是隋唐以来的科举制的安排，解决了农民耕读合一的问题。有了这样两个制度安排，农民就有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像在舞台上呈现的那样，一边是“出将”，一边是“入相”。当君主无道、制度失效、国将不国的时候，农民还有一项权利，那就是革命。那权利无需制度安排，已在“民心”中存在，被陈胜用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吼出来，一句顶一万句，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最强音。

让我们回到两千年前那一刻，那是公元前209年也即秦二世元年7月的某日，陈胜、吴广等一行九百人，长途跋涉，来到了蕲县大泽乡，一路上大雨淋头，洪水当前，再也难以前行。可按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密议曰：进亦死，退亦死，反正是一死，不如为国家而死。

于是，陈胜纵论天下大势，发出千古名言：“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此等高论，当可媲美于诸葛亮之《隆中对策》。如果说《隆中对策》成功了一个三分天下的战略，那么陈胜则提出了一个推翻秦朝的战略。

“天下苦秦久矣”，是对天下大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光是这一句话的分量，便可称号召天下，抵得上一篇《过秦论》了。接着，陈胜便提出一条攻秦的政治路线：以扶苏号召秦民，用项燕发动楚人。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不仅吴广听了直点头，九百戌卒听了跟他走，连六国贵族都响应了。

勇如荆轲，不过图穷匕见。智若张良，亦只能伏击于博浪沙之途，都不如陈胜那掀天揭地的一吼，那席卷天下的一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把农民起义与儒者革命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道路，此岂徒逞一时之智勇的荆轲、张良辈所能为哉？

就连不可一世如项羽、刘邦者，恐亦不如矣。我们感谢司马迁留下了这一段宝贵的历史资料，但他的评价，却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至少，他还没有达到当年孔子仰慕荷蓧丈人的高度。

有人说，他也许就是农家学派中许由一派的传人，一个隐于耕战之野的革命者。因为，他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化素养，在历代农民起义中都是罕见的，一个能使“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者，一个能使孔子之孙为其博士而与之俱死者，是不能以“其事至微贱”、“才能不及中人”来打发的，更不能以“以秦灭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来解释儒者“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的行为，他们必定是在这位“陈王”身上，看到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农民也有圣人气象。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一书之“秦楚之际的儒者”中说道：陈涉在其仓促之间，还设置了博士，可见他并不是一位像楚霸王那样的有勇无谋的贵族暴徒，也不像刘邦那样动辄谩骂儒者的流氓无赖，司马迁把他写得太少了。

秦汉新儒家革命

我们在此，不妨先问一下：何以“君君臣臣”的儒者要革秦朝的命？

当秦统一之际，儒者本是秦朝统战对象。为改变“秦无儒”局面，秦设博士，欲兼并各国之儒。但儒者对秦统一所持立场不同，齐儒积极参政、议政，纷纷入秦，鲁儒抱经隐匿，持不合作态度，以至于秦始皇帝泰山封禅时，至鲁地，只字不提孔子，也未见有鲁儒相随，而燕赵之儒则紧跟本土任侠风气，走向刺秦一路。

至秦二世，胡亥以侏儒之材，登帝王之基，秦亡，已可指日。二世虽未取消秦朝博士制，但秦博士已然“焚坑”之余，犹如惊弓之鸟，无有宁日，博士制，遂亦因之而名存实亡。

天下苦秦久矣！然而秦统一其实仅有十余年，风声鹤唳，刀光剑影，几无一日平安，如此说来，乃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差别，秦政之下，人民惶惶不可终日，已可谓度日如年。

焚坑之际，秦博士儒的国朝梦，灰飞烟灭，开国之初的那一番议帝号、定国体、封禅受命的盛景，被李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取代，最后，被赵高以“指鹿为马”终结了。

儒家圣人革命的理想，受制于刀笔吏，不得不转向，把君道同体分开，从道不从君开始从朝廷转向民间，从仕途转向江湖，革命主体，亦从官本位的博士儒转向民本位的革命儒。

还有一问，那就是陈胜起义后，六国贵族群起响应，何以作为革命儒代表的孔子后裔八世孙孔甲，不带着礼器去投奔其来有自的贵族复辟，而要投奔揭竿而起没有先例的农民起义？

就因为他从农民起义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那就是民本主义，他顺应这一趋势，带来了寄托着儒家政治理想并作为国家认同标志的礼器，对这次农民起义给予了最高的礼遇。

须知，秦召天下博士“议国是”，他避世不出，帝东巡至鲁地，登泰山封禅，他也没有带着礼器出来迎接，而是躲起来等待着，听那革命的号角起，谁来飞鸣镝，吹响革命第一声？

一个胸怀大志的农民，在历史的转折点，在关键时刻，发出革命第一声。这一声，源远流长，源于文化中国理想，那理想，不光以诸子的思想运动来表达，还以平民的政治运动来实践，两者共生，形成了农民起义与儒者革命相结合新的历史发展道路。

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似乎为近代以来所提倡，其实在两千年前，就由孔甲开始了，由孔甲与陈胜的合作，形成了这样一条历史道路。因此，秦汉迭代，楚汉相争，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并非一个新王朝产生，而是一条新的历史道路出现。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并非争夺天下的项羽、刘邦，而是抱着革命理想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陈胜和孔甲。一代王朝，新兴的汉朝，前汉后汉加起来几百年也就过去了，可那一条历史道路，一代一代接着走，走了两千多年，似乎还没走到头。

所谓“成王”，例如汉高祖刘邦，他所成就的，不过是一代王朝，而“败寇”们所开创的，则是越来越宽广的历史道路和越来越宏伟的革命洪流，陈胜和孔甲，就是这样两位“败寇”。“焚坑”后，儒与秦，势不两立，新儒家走江湖，与受秦迫害的儒之余孽汇合，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儒者革命队伍，适逢农民起义爆发，两股革命洪流，在民本主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这是儒家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真刀真枪来印证其革命理论。

陈胜虽为“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虽无“仲尼、墨翟之贤”，但其鸿鹄之志，则如孟子所言“得圣人之一体”，其“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亦“诛一夫”之革命。

秦以兼并得天下，非正统所谓“受天命”者。

以前，天子“受命”——受上帝命或天命而抚有四方，必革去前代天子所受之命，因此，革命本身，也就是“受命”。但是，二者也有区别，若以汤、武革命言之，汤所受命，为帝命，也就是上帝之命，而武王则受命于天，称之为天命。

天命与帝命的分别在于，“帝”被人格化了，而“天”为自然化。帝命，自上而下，为神本位；天命，自下而上，为民本位。因此，汤革命，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均来源于上帝；而武革命，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则源于天基于民，而有“天听自我民听”。

秦虽兼并战争的赢家，若按汤、武革命理论，却无受命资格，也就是说，秦受命，即非受以神为本的帝命，也非受以民为本的天命，秦要受命，必须另辟一蹊径。于是，“五德终始”登场，以五行相生相克作为革命依据，故秦所受之命，既非帝命，亦非受天命，而是受以王朝为标志以历史为本位的自然循环的五行之命。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五行说”是对天命观的一种结构——功能性阐释，五行相生相克，表现了天命的程序化和形式化原则，用相生相克的拟人化的自然规律取代民本主义，其术数之原理，源于《周易》，乃荀子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化工具。

工具化的天命观，扬弃了固有价值本体——民。

秦始皇帝溺于此，埋头去玩革命的数学游戏，而不问民心、民意为何，如果说，他“泄王气”还有个下手处，对于民气，则不知其为何物，从何下手，惟以攻民、弱民行之，而不知民气如水，承受“载舟覆舟”之命，能发“改天换地”之力，当其“泄王气”自谓有成却不期而亡时，不料，民气则在一个农民身上爆发了。

秦始皇帝启动大一统工程，所恃者神，而非所谓民，其受命亦如此，按儒家革命理念，受命于天者，必受命于民，可秦始皇帝宁受命于神，也不愿受命于民。但他所谓“神”，并非如殷人的“帝祖合一”的上帝，而是从五行相克中解放出来的神仙。

从上帝那里，人还知道自己有限，需要神的庇佑，才得以安然，可是，从神仙那里，他却得知人能无生死，无古今，进入永恒，趋于无限，当然，这其中，关键中的关键，便是游仙。

他用儒家革命论，使诸侯兼并变成了王朝革命，用五德终始说，使王朝更替与自然循环同步。革命在他那里，并非原则，而是策略，正如他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一般，其目的，是以革命终结革命，故其封禅仪，非行圣人革命之大典，乃终结革命之表演。

当其抛弃儒者，如老子所言，乃以儒为“刍狗”。“刍狗”，是用草扎的狗，做祭祀用，用的时候，它很重要，可用完了，就把它扔掉，“革命”，对他来说，当然很重要，可他玩一把就算了，正如老子说的，他以“革命”为“刍狗”。对于五行说，他也如此，用“五行相克”的原理克掉了周朝，这也就够了，不能再克下去，否则，就要克到自己头上了，因此，要到此为止！

终结革命的理论前提，是君道同体，而其实践，则为游仙，欲以游仙，超越革命，解构五行，结果落入方士彀中。

其泄六国王气，欲防六国复辟，但他没想到，王气可泄，而民气不可泄，革命犹在，只是性质发生了变化，形式也已然改观。革命先驱，从王者变成儒者；革命主体，从贵族变成农民；一种新的革命——儒学运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开辟历史新范式。

秦统一，乃历史统一性之预演，而非其终结。

秦之亡，为历史统一性的选择，而非其易辙。

统一之路，其势已成，不因秦二世亡而不行，统一当以革命行，秦以兼并行统一，其并天下之日，即失天下之时。

秦汉之际，发生了从兼并到革命的历史转折。

这一转折，揭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凡以武力并天下、以阴谋篡王权者，其国早夭，秦与隋，皆二世而亡，西晋窃取，亦为一短命王朝；而以革命取天下者，皆有数百年之国运。

而革命的模式，多半就是儒学运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其模式的形成，应当就在秦汉之际，为革命的新儒家首创。

三代之革命者，汤克桀，武王克纣，皆为王者，战国时期，孟子行仁政，其着眼点，也放在各国诸侯身上，以百里之地而王，而非立足于儒自身。“焚坑”后，儒已无枝可依，体制内，连博士儒也混不下去了，更别说抱残守缺、持不同政见的隐士儒了。

这两支儒者，后来，也都加入革命儒的队伍。

革命的儒生孔甲

革命儒代表是孔甲。孔甲名鲋，孔子八世孙。

《史记》里，这样说他：“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他呀，是孔氏家族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啦！

他带着礼器去投奔陈涉，并非走投无路时的选择，而是受儒家自孔子创宗以来就已形成的民本主义的感召，向那历史深处，纵身一跃：“古池寂，蛙儿起飞啦”——那是向着死亡飞呀！

抱了孔门礼器，向着国家起源的入口处纵身一跃，去叩问国家的本质，去倾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革之时大矣哉！

鸣蛙，是有常之蛙，耳得之，为蛙之实然者。而飞蛙，乃无常之蛙，于一刹那间，起飞了！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那是人用理性，测量时间与空间，一瞬又一瞬，一点又一点……那就是存在呀，被形而上学定格。飞蛙呢，动了吗？动了！它必须降落实然之域，古池之上，扑通一声响！飞蛙跃入，猝然破寂，天地因之变色，世界为之惊栗。

那就是死！一响之余，复归于寂。历史啊，你低估了孔甲他那决然的一飞呀！如果说孟子是王道之鸣蛙，那么孔甲就是革命的飞蛙，若无他那绝然舍命的一飞呀，问孔子如何能圣化？从老古董里走出来，从故纸堆里走出来，从礼仪教条中走出来，将传道授业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他开启了儒学运动的新方向，开辟了历史发展的新路径。与农民兄弟共患难，同生死，这在儒家，还是第一次。

刘邦祭孔，也许是听了陆贾说《新语》，也许是因为叔孙通制定礼仪，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基于孔甲的革命精神以及孔甲之死对于革命的号召力。孔甲纵身一跃，开了革命的好头。

紧接着，高阳酒徒郦食其来了，冲着刘邦来了。刘邦过陈留时，他去谒见，人语其“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儒冠”，刘邦想以“未暇见儒人也”将他打发。他勃然大怒，瞋目案剑，大喝一声：“吾高阳酒徒也！”刘邦听了，吓了一跳，赶快将他请来叙话。他见了刘邦，劈头就说，你“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还摆什么架子！

其狂也如此，刘邦“敬闻命矣”！郦生以王道说之：“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其立论之高，直承孟子；而行事之明，又通荀学。洒脱的风采，没遮拦的气概，展示了狂与死的美学境界。

而儒者叔孙通则为另一类——“秦时以文学征，待召博士”。陈胜举事，二世询之，博士诸生三十余人皆曰：此乃造反，罪死无赦，请发兵击之。二世怒形于色，诸生仍喋喋，独叔孙通知几，谀曰：明主在上，安敢有反者？不过几个鸡鸣狗盗之徒而已，派人抓来就是了。二世尽问诸生，或言反或言盗，结果呢，言反者被下吏问罪；言盗者安然而归，唯叔孙通以一言得宠，被拜为博士。可他心里反而越发不安。此时，他心态已变，诸生还想在秦王朝里混饭吃，还要以秦二世为靠山，而他却早有二心，想乘机一走了之。

二世顾问，乃拷问诸生之心术也，言为心声。是以，认定诸生言反者必有反心，此法家“循名责实”之术，诸生哪里懂得这一套？结果中了秦二世的招，而叔孙通则乘机逃走。

他也来到刘邦麾下，知进退，能与时变化，一见刘邦讨厌儒服，立马改换楚衣。刘邦见他乖巧，是个可用之人，就拜他为博士。可出人意料的是，那刘邦啊，竟然称呼他为“稷嗣君”。谁说刘邦没文化？一个“稷嗣君”的称号，真要令当时文人“尽折腰”，它发出最动人的信号：稷下学宫回来了。此号一出，解放思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