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田进 北京报道 4月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为20.4%，相比3月上升0.8个百分点，为2018年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

自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并且曲线每年均呈倒“V”型增长，7、8月达到年内高点。而从2023年前四月的青年失业率走势来看，也符合这样的增长曲线——1-4月份，青年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

按季节走势判断，目前青年失业率可能仍处在爬升阶段。

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预计202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4.9%，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为16.4%，亚太地区为14.9%，北美地区最低为8.3%。最新数据上，2月欧盟年轻人失业率为14.5%，欧元区为14.4%。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国内青年失业率已经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我们该如何理解青年失业率的走高，以及青年失业率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近期，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作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拥有丰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调研经历，曾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等组织委托的研究课题。同时，他还兼任着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等职位。

曾湘泉表示，今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突破了过去季节性的特征。但国内的青年失业率不能简单直接和国际数据进行简单对比，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一直以来，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就业数量，而是就业的质量问题，即就业率高而工资收入低，普遍存在工作中“穷人”的问题。

他进一步介绍，国际劳工组织定义就业，以调查周那一周为参考期，工作一小时以上就算就业。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的现象。比如，菲律宾的失业率2019年为2.2％，2020年为3.4％；泰国的失业率2019年是0.7％，2020年也只有1％的水平，而这并不代表上述国家的就业市场没有问题，它实际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工作中“穷人”的问题，或者说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

：青年失业率接下来会否会逐步走高？

曾湘泉：叠加季节性因素，预测二季度青年失业率可能还会继续走高，并且短期内可能很难降下来。

青年失业率是一项非常灵敏的指标，整体上和经济景气程度负相关。如果有效需求能在二季度开始调整，下半年青年失业率应该还是可以往下走。

以对蓝领的需求为例，我们做的相关调研显示，今年以来对蓝领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在今年我调研的多家企业中，就有一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出口型制造企业。2021年年中，因为出口订单的骤增，即使该企业员工数上千人，依旧与11家中介公司合作招工，且中介费为800元/人。但今年年初，因为订单萎缩等因素，公司只与1家中介公司合作招人，且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裁员。我们利用招聘平台编制的蓝领指数走势与这样的典型案例都是吻合的。

总体来看，中国就业市场主要面临就业数量、就业质量、就业结构三个问题。因为目前经济还处在持续恢复的过程，失业率（即就业数量）成为关注的焦点，但从中长期来看，就业质量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才是国内就业市场的主要问题。

对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要高度重视，但在心理上也不应过于担忧。国际上，欧洲一些国家青年失业率较高，但社会福利待遇相对较好；国内，这一代青年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整体较好，因此相当比例的青年人选择“慢就业”或不就业。

：如何理解就业质量低和就业结构性矛盾？

曾湘泉：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挑战仍然是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2年开始下降，从2010年至2020年，减少4000多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3.26%上升至18.70%。

当下，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但如果青年失业率高，更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人力资源浪费。

CEIC的数据显示，2010-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参与率从70.9%逐年下滑至64.9%。其中，2020年下滑幅度最大，相比2019年下滑2.4个百分点，2021年则回升至67.1%，仍低于2019年水平。

（备注：5月16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今年随着经济运行全面恢复常态化，劳动参与率稳步提升。以前受疫情影响，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近期很多劳动力返回就业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还呈现一个下降态势，说明就业趋势在改善向好。尤其是，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前已经低于2019年疫情前水平。）

：相比于青年失业率整体逐年上扬，为何近几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保持在5%-6%，起伏不大？

曾湘泉：研究就业，需要研究就业者、失业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三部分人群的数量变化。其中，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国际标准，短期内没有收入不一定会被认定为失业。

疫情期间，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幅度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大量农民工回家，而统计数据将此定义为退出劳动力市场人群，因此即使农民工一定时间段内没有工作，他们的“失业”情况也不会反映在调查失业率上。如果要看农民工的“失业”情况，需要看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据。

以2020年3月的情况来计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3月，调查失业率为5.9%、而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则下降6%以上，约18.3%的就业人口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

2019年末中国城镇就业人数为4.4亿，据此数据计算，疫情发生对就业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具体可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失业人口，对应着调查失业率。如果调查失业率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就约有440万人失业；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对应着3月份就业人员规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初步计算约2640万人。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疫情导致这部分人回流返乡，并未将其算作失业；三是受到影响的就业人口，对应着3月份有18.3%的就业人口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大概7568万人。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调查失业率上升的基础上，如果劳动参与率还在下降，才是最坏的情况。

：目前，对于失业情况，国内主要采取怎样的测量或统计方法？

曾湘泉：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了调查失业率指标，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开始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

调查失业率的一个重要测量标准是工作搜寻期长度，目前国内的统计标准是调查前3个月（12周）内做过专门努力寻找工作，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测量标准是4周。我们曾对此做过测算，这会导致国内公布的调查失业率水平明显高于按国际标准计算的失业率，即国内的青年失业率存在被高估的情况。

北大CFPS数据库的失业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如果将该标准计算的2020年失业率结果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到中国失业率的各项指标其实并不算高。

：从今后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测量和统计而言，你有何具体的建议？

曾湘泉：一是国家统计局在未来开展劳动力住户调查时，希望能增加工作搜寻期的国际测量标准（4周内）条目，在保证国内标准（3个月）发布前后一致性的基础上，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可比较性。

二是要高度关注长期失业者，增加对长期失业水平变化的一些监测指标。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诸如摩擦性失业这种短期情况，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属性，其高低变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并不严重，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而长期失业则完全不同。

三是要关注就业质量，增加工时、工资等就业质量指标的监测。目前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不仅反映在失业率水平的变化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工资等就业质量指标上。

劳动市场观察是一项很复杂的问题，但目前国内主要只有调查失业率这一项固定公布的数据。如果能有更多观测劳动力市场的细化指标，我们对就业形势的判断就可能更精准，就业政策的制定也就会更科学，也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