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5月15日晚上，我正在埋头写着本周的专栏。忽然，一位朋友发来微信：“你听说了吗？罗伯特·卢卡斯刚刚去世了。”虽然我本人与卢卡斯并无私人交往（仅有的交集或许是朋友从国外帮我带回的一部他的签名书），但在得知他去世之后，还是颇感惆怅。

一来，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卢卡斯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之一！正是他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结构。而他的逝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二来，在读博士期间，我最初的想法是做宏观研究，后来阴差阳错才做了偏产业经济的研究。所以，在那时，宏观经济学界执牛耳者、新古典宏观理论的缔造者卢卡斯当然就是我的榜样。他的论文和著作我读过很多，他的八卦我也十分关注。因此虽然与他素未谋面，但在潜意识里，他一直就是一位熟悉的老师。

“老师”去世，我这个靠读他论文学习他理论的“函授学生”总感觉应该要写一些什么。于是，就和编辑商量，临时将本期的专栏换了题目，专门写一篇纪念卢卡斯的文章。

卢卡斯的生平

1937年9月15日，小罗伯特·爱默生·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Jr）出生于华盛顿州的亚基马县（注：Yakama是华盛顿州的第二大县，其名字来自于美洲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老罗伯特·爱默生·卢卡斯和母亲简·邓普顿·卢卡斯早年从西雅图迁居至此，并一起在那儿经营着一家名为“卢卡斯冰激凌”（The Lucas Ice Creamery）的小餐馆，卢卡斯是他们的长子。就在卢卡斯出生的次年，他父母经营的小餐馆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关闭。为了谋生，他们又举家搬回了西雅图。在那里，老卢卡斯和简又陆续诞下了一女两子。

卢卡斯的父母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重返西雅图之后，老卢卡斯一开始只是一家造船厂的普通工人，文化不高，却乐于自学，在经过了不懈奋斗之后，终于成为一名工程师，并成功当上了公司的总裁；而简则凭借自己的才华成为了一名不错的时装设计师。

在政治上，卢卡斯的父母都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而他们的好友和邻里则多是保守主义者。这种对比多少有点儿让他们显得特立独行，但他们对此并不在乎，而是将其视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象征。从卢卡斯后来的经历容易看出，其父母的奋斗史和政治倾向都对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曾公开表示，自己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父母的熏陶。

卢卡斯自幼就对数学和科学十分感兴趣。在读高中时，他就尝试利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帮助父亲解决工作中的问题。1955年，卢卡斯从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他本想报考华盛顿大学的工程专业，但华盛顿大学并没有给他提供奖学金，而芝加哥大学给了。这让他放弃原本的计划，前往芝加哥求学。芝加哥大学无疑是一所很棒的学校，但它却没有工程系，这使得卢卡斯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工程师梦想。与此同时，颇有自知之明的卢卡斯又感觉自己并不适合学习纯理论性的数学和物理，再三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历史专业就读。

在芝加哥的岁月里，卢卡斯学习了很多古代史的知识，并阅读了不少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 （Henri Pirenne）的作品。作为历史学家，皮雷纳关心的更多是普通人的生活，而非帝王将相的功业，这一点让卢卡斯大受启发。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当时的芝加哥已经是经济学的重镇，包括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内的一众明星经济学家都在卢卡斯的大学期间执教于此，但从卢卡斯本人的回忆看，这些经济巨匠都没有在这段时期内对他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者是有影响，但他本人不愿意提及）。

卢卡斯的研究兴趣从历史转向经济是在其就读研究生期间。1959年，他完成了在芝加哥的学业，并拿到了伍德罗·威尔逊博士奖学金，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由于卢卡斯并不懂希腊语和拉丁文，所以他并不能选择以考据为主的传统史学，而是选择了偏向经济史的路线。为了更好地学习经济史，他旁听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很快，卢卡斯发现，相比于历史，他对经济学更感兴趣，于是他提出了转专业的申请。由于加州大学并不支持这种转专业的行为，所以他回到芝加哥，重新开始读经济学的研究生。

在正式开始他在芝加哥的研究生生活之前，他旁听了一些经济学的专业课程，更重要的是，他阅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名著《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的这部著作充满了数学，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难读，但对于自幼喜好数学的卢卡斯来说，这部书却非常对他胃口。他不仅仔细对书中的公式进行了推导，还将萨缪尔森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的做法作为了自己的榜样。或许，这段阅读萨缪尔森的经历正是导致卢卡斯这位毕业于芝加哥，并长期执教于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法上却很不“芝加哥”的主要原因（注：以弗里德曼、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代表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推崇以局部均衡为基础的分析，通常只会用到非常简单的图表和公式。而卢卡斯后来的研究则大多以一般均衡为基础，并会采用大量的高深数学方法，因而从研究风格上看，卢卡斯并不能被归入芝加哥学派。有意思的是，影响了卢卡斯研究风格的萨缪尔森早年也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卢卡斯和萨缪尔森都可以算是芝加哥的异类）。

在正式开始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后，卢卡斯首先修习了弗里德曼主讲的《价格理论》课程。大致上说，这门课讲授的内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但根据芝加哥的传统，它主要强调从马歇尔那里所传承下来的局部均衡分析思路，对于当时大行其道的一般均衡方法则比较排斥。这一传统，在弗里德曼这个坚定的芝加哥主义者那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卢卡斯承认，弗里德曼的授课非常精彩，其讲授的内容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启发。但很显然，对于已经熟悉了萨缪尔森分析思路的卢卡斯，弗里德曼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让他感到很不适应。他很快认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弗里德曼那样思考迅速，当弗里德曼用直觉和简单的图表就已经把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的时候，他还在想应该如何把这个问题转化成数学模型来进行思考。此外，这门课的得分也打破了卢卡斯一直保持的优秀记录，这多少让卢卡斯有些不太开心。幸运的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主见很快让他认识到，这只说明了弗里德曼的方法不太适合于他。他坚信，只要坚持自己认可的方法，最终可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相比之下，纯技术的课程带给卢卡斯的感觉要好很多。在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刘易斯（Gregg Lewis）等知名学者的指引之下，卢卡斯学习了不少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课程，并根据需要修习了一些数学课程，阅读了一些数学专著。在读过的数学专著中，卢卡斯对费勒（William Feller）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推崇备至。甚至在很多年后，他还一直把费勒的书和萨缪尔森的《基础》一起作为自己的案头书。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性的课程外，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在公共财政方面的工作也对卢卡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卢卡斯就是在哈伯格和刘易斯的指导之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1963年，卢卡斯从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进入卡内基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业管理研究生院任教。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知名学者，例如：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里昂纳德·拉平（Leonard Rapping）、约翰·穆斯 （John Muth）、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托马斯·萨金特 (Thomas Sargent)，以及同时得过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全能学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这些学者都对卢卡斯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穆斯启发了卢卡斯关于理性预期的研究，乔根森建议卢卡斯学习动态优化方法，拉平和卢卡斯完成了早期的很多论文，萨金特则成为了卢卡斯进行“理性预期革命”时最重要的盟友。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卢卡斯入职卡内基梅隆时，他正好进入该校的博士项目，因此从理论上讲他应该算是卢卡斯的学生。但其实在私下，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平等的合作者，卢卡斯的很多观点启发了普雷斯科特，反过来，普雷斯科特也为卢卡斯提供了很多灵感。后来，普雷斯科特将卢卡斯的理论应用到经济周期分析，发展出了著名的真实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RBC）理论，他本人也被奉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在卡内基梅隆执教期间，卢卡斯完成了很多重要的论文，其中就包括了《预期和货币中性》（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自然利率假设的计量检验》（Econometric Testing of the Natural Rate Hypothesis）以及《关于产出-通胀替代的一些国际证据》（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Inflation Tradeoffs）等名篇。在卢卡斯发表这些论文之前，他在学界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在宣讲这些论文时，他还小心翼翼地打着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旗号。在这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之后，他所信奉的理性预期理论的价值终于被人们认识，而他自己也一跃成为了“理性预期革命”的引领者，变成了宏观经济学界响当当的大人物。

1974年，卢卡斯从卡内基梅隆回到了芝加哥任教。回到母校之后，他继续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重量级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76年的《计量政策评估：一个批判》（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A Critique）。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成为了一个专用名词被收入了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此后，卢卡斯又将理性预期理论应用到了资产定价、国际贸易、公共财政等众多领域。可以说，在当时宏观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卢卡斯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名字。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卢卡斯将研究的兴趣从周期问题转向了经济增长，并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他的这些工作被认为是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重要文献，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位代表，后来斩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卢卡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并且有很多证据表明，罗默在创建其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卢卡斯的影响。

卢卡斯本人的私人生活是幸福的。1959年，也就是他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那一年，他和自己的本科同学丽塔·科恩（Rita Cohen）结婚，并在婚内育有两子，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1982年，卢卡斯和科恩分居，并在几年后离婚。卢卡斯后来的妻子是南希·斯托基（Nancy Stokey），她是当时卢卡斯在芝加哥的同事，并被认为是最为优秀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卢卡斯和她一起完成了不少论文，并撰写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就是被很多研究生视为学习生涯梦魇的《经济动力学中的递归方法》（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

1995年，卢卡斯因其在理性预期方面的工作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这当然是实至名归的。但很多人还是为卢卡斯鸣不平，认为他的贡献至少还可以多获得一个诺奖，至少在内生增长理论上，他的贡献应该是诺奖级别的。另外，关于卢卡斯的诺奖还有一个小八卦。据说在卢卡斯和科恩离婚之前，两人约定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之前获得诺奖，就要将奖金的一半分给科恩。结果，就在两人的赌约快要期满时，卢卡斯成功获奖。于是按照约定，他不得不把奖金的一半分给了自己的前妻。后来有人问起卢卡斯怎么评论此事，他笑笑说：“显然，她是懂理性预期的。”

用理性预期引领宏观理论变革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是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的。在经过了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en）、萨缪尔森等学者对通论中所述内容的阐述、丰富和细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成为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理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开始，这个理论就占据着欧美各大高校的讲坛，影响着各国的政策制定。尤其是在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思想写成了著名的入门级教科书《经济学》后，这一学派的思想更是扩展到了全社会。

凯恩斯主义者们相信，借助于政府的积极干预，人们不仅可以免于经济周期的困扰，还可以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大批经济学家们开始构建大规模的经济计量模型，并以它们为工具来制定各种经济政策。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理论被纳入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工具箱。根据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这意味着如果政府愿意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作为代价，就可以压低失业率，让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应该说，凯恩斯主义在开始时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当时，政府通过反周期政策，成功地实现了高就业和高增长，这反过来也让凯恩斯主义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巩固。不过，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的魔法却似乎突然消失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带来持续增长，反而让经济陷入了“滞涨”的困局。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会失效？宏观经济学家们对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卢卡斯之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来自弗里德曼。在他看来，之所以菲利普斯曲线看起来不再有效，是因为人们在应用这一工具时忽略了预期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对菲利普斯曲线中高通胀可以降低就业的解释是：高通胀同时也会造成工资的提升，当人们看到更高的工资后，就会选择更多的劳动力供给。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上的总供给就会增加，均衡的增长率就会上升，就业率就会提高。但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对于打工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义工资，而是实际工资。如果一项工作看起来是涨了工资，但是实际上工资的增长仅仅是反映了物价的提升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升，那么它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劳动力的供给也不会得到提升。如果将预期因素考虑进去，那么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菲利普斯曲线，就不会是一条曲线，而会是一簇曲线。在这簇曲线中，每一条曲线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预期通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通胀和失业率之间也就不再存在着简单的替代关系了。

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又是怎样生成对于通胀的预期的呢？弗里德曼认为，预期的变动服从一种适应性的机制。具体来说，人们对于未来时间点的通胀预期会取决于当前的通胀值，以及过去一段时间内通胀变化的速度。在每一个时间点，人们都会进行这样一个计算，并据此来决定自己劳动力的供给。

基于以上分析，弗里德曼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推论：在短期内，货币的扩张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的，因为人们的预期还赶不上通胀的变动。但是在长期，人们的预期通胀和真实通胀一致后，货币扩张带来的就业增加效应就会消失，此时再增加货币扩张并不能减少失业，只会提高通胀水平，造成“滞涨”。基于这一点，弗里德曼主张，与其像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样，不断通过相机调整的政策去刺激经济，倒不如让央行保持一个稳定、温和的货币增加水平。这样，从长期看，经济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持续的增长，又可以让通胀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卢卡斯关于干预政策失效问题的分析也是从预期入手的。从表面上看，他的观点和弗里德曼非常类似——他也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失效，是由于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并且错误假设了人们的劳动力供给意愿取决于名义工资。凯恩斯主义忽略了预期的作用，仅仅借助于计量模型来制定政策。由于计量模型是基于人们过去的行为模式得出的，它并不能反应不同预期下人们行为模式的变化，因此用它们来制定经济政策会失败。

但卢卡斯并不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的时候会采用弗里德曼所讲的那种适应性调整的方式。他更愿意接受他的同事穆斯所提出的观点，即人们会通过一种理性预期的方式来调整预期。换言之，人们会根据他所能搜集到的各种信息来及时对预期进行调整。这样一来，整个预期的转换很可能是一个瞬间完成的事，而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72年的开创性论文《预期和货币中性》中，卢卡斯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述。在这篇论文中，他假设经济中的决策者都是一个个的“孤岛”。每一个孤岛上的人都只能看到自己提供的商品的价格变化——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商品售价的变化，而对于工人来说，这是工资的变化。这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决策者们需要根据各种经验去考察，这些商品价格变化中，有哪些是由于价格总体水平上升带来的，而哪些是真实的价格水平的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被预期到的政策所产生的名义效应就不会促进供给的增加，只有那些“意外”的政策才会产生真正效果。举例来说，对于一名劳动者，如果根据他的预期，货币的扩张会带来30%的工资上涨，并且他看到的工资确实上涨了30%，那么他并不会增加更多的劳动力供给。但如果由于政策的意外性，带动了40%的工资涨幅，那么预期工资涨30%的他就会认为其余的10%是工资的真实上涨，这时他就会选择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表面上看，卢卡斯的理论和弗里德曼的理论十分类似，但事实上两者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由于人们的预期调整是缓慢的，所以菲利普斯曲线至少在短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可以在短期通过通胀来减少失业；而在卢卡斯的理论中，由于人们的预期调整是迅速的，所以这种替代关系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在卢卡斯看来，重要的仅仅是人们会相信什么，又有哪些是例外。从后来的实践，尤其是两次石油危机中的经验看，卢卡斯的理论似乎要比弗里德曼的更胜一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一些文章在解释卢卡斯的上述观点时，认为他主张的是一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权谋观点，认为这是启发政府为达到目的，就需要不时出台令人意外的政策。但这显然是误解了卢卡斯的本意。事实上，卢卡斯认为，人们在对可见的信息进行提取，并形成预期的过程中，就会考虑到政府的权变这个因素。如果政府的政策一直变化多端，没有确定性，那么即使是一些十分有力的政策，人们也会认为它只是权宜之计。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正常情况下还应该注意维持其政策的延续性，如果变化太多、太快，那就可能造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样的严重后果，在关键时刻，它的政策也难以奏效。

在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卢卡斯继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深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76年的论文《计量政策评估：一个批评》中，卢卡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理性预期下，任何政策变动都会导致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基于计量模型的经济政策是无效的。相比于之前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这个论断更是从一般意义上否定了基于计量模型的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在文献中，这个批评被称为是“卢卡斯批判”，它被认为是对凯恩斯主义最有力的理论回击。

用人力资本视角打开经济“黑箱”

自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开始，关于增长问题的探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增长会如此迅速，有的国家则停滞不前？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背后决定了这一切？正如卢卡斯在《经济增长讲座》（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中指出的那样，“当人们开始思考这些有趣的问题时，就很难再去想别的问题了”。

当然，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所以在经济不好时，经济学家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对周期的应对上。尤其是在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情况更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整个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期问题都是经济学界最关心的问题。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开始逐步复苏，人们对于周期问题的兴趣就逐渐减弱，增长问题重新成为了经济学关注的中心议题。

在这之前，人们其实已经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很多探索。其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索洛模型的提出。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中，索洛用十分简洁的模型展示了人们可以怎样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由于这个模型言简意赅，仅用一个核心公式就概括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机制，所以甚至有人称索洛模型为“上帝的增长公式”。

不过，即使是索洛模型，也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缺陷。根据这个模型，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但是，在模型当中，技术本身却是一个无法被解释的“黑箱”。也就是说，索洛模型虽然展示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但它却没有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从何而来。因此，它并没有从本质上破解增长的奥秘。八十年代后期，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打开这个“黑箱”，从根本上解释技术增长的内在动因。因此，这一批经济增长模型经常被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虽然众多模型都被归于“内生增长理论”，但其实它们对于技术发展的机制解释是截然不同的。比如，罗默的模型倾向于用研发、规模经济等因素来解释内生增长；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倾向于用企业家精神来解释内生增长；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则着重强调贸易在内生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那么卢卡斯是用怎样的思路来思考内生增长问题呢？他这个非典型的芝加哥人却采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芝加哥理论。在芝加哥大学，除了对价格理论的推崇等“教义”之外，其教员还对一些论题有着共同的兴趣，其中之一就是人力资本。包括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Schults）、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内的众多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都曾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研究，而卢卡斯在构建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时，显然借鉴了这些同事的思想。

所谓人力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而言的。它指的是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在现实中，人力资本是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性的。例如，同样的机器，如果由一个受过高教育、有更高技能的人操作，其产出通常会更高。

在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增长的机制》当中，卢卡斯基于上述思想构建了自己的增长模型。在模型中，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物质资本的生产部门，它用资本、劳动力和积累的人力资本来进行生产；另一个则是人力资本的生产部门，在现实中，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学校和培训机构。由于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具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如果一个经济要想实现更快的增长，就不能只关注产品生产，而应该在产品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生产之间进行权衡，在两个部门之间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这样的配置，经济中的技术或生产率就可以得到提升，经济的增长速度才可以得到持久的跃升。

通过以上的分析，卢卡斯就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打开了增长的“黑箱”，从而对国富国穷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卢卡斯的启示

在读博士期间，我曾认为读卢卡斯的论文是十分痛苦的，因为其中的数学太多了，太难了，需要下很多功夫才能看明白。现在回忆起来，如果抛开繁复的数学推导，卢卡斯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其实是非常朴素的。

例如，所谓的理性预期强调的相机政策无效，保持持久稳定的预期才重要，不正是《道德经》里面强调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吗？而他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正好暗合了古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观点。看来，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关于真理的结论却经常是殊途同归的。

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不同的时间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取得了这些真理，但“知易行难”。在一些国家，政府政策的随意性还很强，对于教育等能提升长久经济增长能力的事业却十分漠视。或许，对于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们而言，好好读读卢卡斯是可以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