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周/文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Beard）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知名的“聪明女人”之一。随便点开一部BBC以罗马为主题的热门纪录片，你总能遇见她的脸。她专业严谨的罗马史著作《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拥有23个语言的版本，销量超过很多畅销小说，并且还成功地让读者在阅读中逐渐接受了历史的“复杂性”。

作为活跃在网络中的女性主义者，“闭嘴吧”是喷子们最常对比尔德进行的威胁。作为女性言说者的比尔德，所能做到的，是示范性地展现出倾听的勇敢和言行一致的高贵。

打捞“荣耀以外”的声音

作为西方文化的所谓正典源头，和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罗马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深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在古典学（Classics）脱离贵族教育体系日益变冷的同时，大众对于罗马的兴趣却在逆向水涨船高。仅拿游戏和影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举例：2005年由英美意三国联合制作的HBO电视剧《罗马》，曾经以单季一亿美元的制作费成为最昂贵的电视剧，深得艾美奖青睐；游戏《罗马：全面战争》（Rome:TotalWar）在发行的2004年几乎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BBC在同年创办了节目《时间指挥官》（TimeCommanders），内容就是直播四位军官在《罗马：全面战争》中就罗马历史上的经典战役进行重新对垒，并且请历史学家在旁分析和历史的出入。

古典学者和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Beard）也正是在本世纪前十年的“罗马热”中，逐渐从学术界走入到了公众视野之中。2010年由她主持并备受追捧的BBC纪录片《庞贝古城的存亡》（Pompeii:LifeandDeathinaRomanTown），或许标志着她被大众聚焦的起点。

而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的“罗马热”，可以说是由比尔德领衔。她于2015年出版的席卷全球的超级畅销书《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AHistoryofAncientRome）即是证明，并令人钦佩地重新引导了热潮的风向：让大众关心罗马历史的“复杂性”高过关心嬉笑臧否；让大众在意那些“荣耀之外”的声音，而非仅仅在意元老们的高声演讲和皇帝们的风流语录。换言之，她展示了一种在学术和大众之间搭设桥梁的范式。

身为剑桥大学古典学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玛丽·比尔德作为学者的成就坚实斐然，在2010年被评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oftheBritishAcademy），这是英国学者所能获得的学术最高认可。

在《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她举重若轻地展现了50多年来学术生涯的滋养，从拉丁语词源上还原那些之前被误读的关键细节，展示和补充最新的（包括她亲身参与的）考古发现中的罗马现实生活的痕迹，严谨却不失幽默地抽丝剥茧还原了罗马那历经王制、共和、帝制，极其复杂、蜿蜒、漫长的历史。

玛丽·比尔德没有抛弃大众最津津乐道的卡利古拉、尼禄的荒唐轶事，她所做的是在书写中不断指出和质疑这些流传下来的文字和实际历史现实之间的距离。对于以贤良出名的哈德良和奥勒留，她也无心颂扬，“个体皇帝的品质和性格对帝国大部分居民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过多影响罗马史及其重要发展的基本结构。”这是她反复强调的贯穿式的观点，她也鼓励读者们质疑罗马不可动摇的伟大。

与此相对应的，玛丽·比尔德兴致勃勃地邀请我们同她一起“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正如她在本书末尾所写到的，对于她而言（她认为除她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也应如此），罗马人不该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主题，还是“想象和幻想、恐惧”，特别是“乐趣”的对象。她致力于通过此书分享这种乐趣。

要帮助现代读者抵达这种乐趣，则需通过书写，精细平衡地走过历史和现在之间的距离：一侧是“一切似乎都令人安心地熟悉”的关乎财富、平等、婚姻、家庭问题的共同焦虑，另一侧则是陌生到足够让人恐慌的奴隶制、竞技场屠杀、阉人祭祀。比尔德对此胸有成竹，并且表现精湛。

她依靠那些对于罗马厕所、墓碑等的考古挖掘和庞贝小酒馆的遗迹，为我们描摹出了罗马穷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挤在多层宏伟公寓楼(insulae）中。和当代生活相反，住得越高的住户的经济条件往往越差，因为越高就离洗漱、做饭设施越远，失火时也难以逃命。他们和我们一样从事着各种行业，即使是被精英最嗤之以鼻、以尿液为原料的洗衣工人也对自己的工作倍感自豪。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渴望出人头地、获得财富，害怕疾病和家庭受损，将问题和焦虑抛向神灵和算命的揭示，也就是命运本身，解决不了的困境则靠在小酒馆中消磨来打发。她为我们所复原的这种相当现实的罗马生活，没有消解罗马的魅力。城市中不经意引经据典的涂鸦和小酒馆中拿“七贤”开屎尿屁笑话的壁画，这些相当跨越阶层的“文化重合”揭示的是一种生机勃勃、几乎是“乐趣”本身的罗马文化。

比尔德这种对于过去历史学家们视而不见的“下属群体”声音的打捞，让我们能以一种更平视的姿态和千年前的罗马人面对面，好奇地打量他们，也打量我们自己。她并不遮掩这种身为历史学家指向当下的野望，《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对罗马边境和公民权的探讨，相当明显地指向了当时最棘手的欧洲移民问题。

就在前几天的《卫报》（Guardian）的采访中，比尔德还袒露了自己作为古典学家，认为人们真正有必要了解千年之前事物的原因。如果你站在庞贝废墟中触摸一个死去婴儿的摇篮，很难无动于衷。她希望人们在了解过去历史中那些遥不可及的“困惑和惊奇”后，能够真正体察到在当下世界简单粗暴的社会对立和分裂中，理应尽量克服种种近似的“遥不可及”，去理解和共情他人的困难处境。“‘我们不需要做出道德判断’难道是合理的吗？”这是她真正想抛向当下我们的尖锐问题。

女性的“失声”和“发声”

比尔德对于当下，特别是网络社会的介入，远远超过人们对于一位古典学家（即使作为公众人物）所期待的隐性发声阈值。她的古典学家的身份对应学术领域；对公众特别是网络领域的介入和发声，则更多对应的是她的女性主义者身份。

必须强调的是，比尔德在“古典学者”和“女性主义者”两重身份之间，不是保持上文所提到的“走钢丝”的平衡，而始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女性主义者”，她没有在自己的罗马史著作中进行所谓的“夹带私货”。她确实有尽力去打捞罗马女性的声音，就像打捞包括穷人、奴隶在内的其他“下属群体”的声音一样，但因罗马女性在历史上的确实失声，能被她落笔于书中的呈现甚至少于对阉人祭祀的。

比尔德能做的，是恰如其分地如实写下了这种失声背后的罗马女性曾在关键节点强烈地撼动过罗马历史：罗马建城起于萨宾妇女的被掠夺和强暴，卢克莱提娅的被强暴是罗马的王治结束和共和开始的导火索，对维吉尼娅的未遂强暴终结了十人委员会的统治……而不像以往的历史学家对此语焉不详，并且严谨详实地厘清了罗马和后世的文人们到底是如何对这些施加于女性的暴力“文过饰非”，将其扫笼于荣耀的罗马不被人注意的阴影之下的。

比尔德也鼓励我们像质疑罗马的伟大传统一样，质疑那些强调罗马女性有自由可以发声的声音。作为西塞罗的政敌之妻，卡图卢斯 (Catullus)的情人，罗马精英妇女克洛迪娅的形象被有目的性地刻画得集浪荡、风情、危险于一炉，但比尔德指出，这近乎只能归到公元前1世纪开始流行“解放的女人”的文学角色中，就连克洛迪娅本人或许都难以从这些描写中辨认出自己。

对于如何呈现作为事实的女性“失声”本身，比尔德在《元老院与人民》之外另有安排。在她两年之后出版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Women&Pow－er:AManifesto)中，她收录了自己两篇名为《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和《女性与权力》的公众演讲，简明扼要但又切中肯綮地阐述了从荷马史诗时代女性就开始“失声”并延续至今的“传统”，并相当有抱负地展望了在当下和未来公共领域的“发声”如何更多元化的前景。

比尔德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辨认为“史上首个被记录下来的、被男性强迫闭嘴、禁止她在公共场合发声的女人”。这位忠贞的妻子对于聚集在她居所之下的大厅中，幸灾乐祸地听着吟游诗人歌唱希腊英雄们归家之旅注定坎坷的追求者们，感到了相当的厌烦和不满，开口请这位吟游诗人换一首更欢快的歌谣。然而，她和奥德修斯的儿子特拉马库斯粗鲁地阻止了她，让母亲“回到楼上的房间里去”，因为只有“纺纱织布”才是她“分内之事”，“讲话”则完完全全是“男人的事情”。佩涅罗珀顺从了她的儿子，闭上了嘴，回到了楼上。

比尔德认为，这“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早在西方文化最初的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的声音就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她也更进一步地指出，在作为作者的荷马的叙事中，一个男人的成长标志，在于能够进行权威性的、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发言，并且，学会用“闭嘴”将女性阻止在外，来维护这种权威性。

正如她发现，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朱庇特将情人伊娥变成了只会牟牟叫的母牛，让宁芙厄科变成了“回声”本身，再也无法交谈；年轻公主的菲洛米拉被强暴并割去了舌头，以防对犯罪者提出指控，莎士比亚也在名作《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借用了这个情节。

总而言之，比尔德举了古典传统中的诸多事例证明，公共言说被视为男性身份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偶尔能忍受几位女性站出来仅仅为女性群体的利益说几句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开发言的女人，按照定义，就已经不是个女人了。”比尔德对此的评价相当犀利。

她更犀利地指出，当下网络社会中，大多数时候，女性收到的威胁和侮辱都符合这一“古老模式”。无论你有怎样的见解、立场，只要身为女性并“胆敢进入传统中那些由男性把持的领域”表达自己，就很容易遭到质疑乃至辱骂威胁。招来这些攻击的多半也不是表达的具体内容，而是“说话”这件事本身。这些质疑乃至辱骂威胁，大多数指向让你放弃发声。从最大多数的“闭嘴吧”到最极端的“我会砍下你的头”，都在于剥夺声音本身。

不过，比尔德无意为如何提高女性“发声”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仍旧提醒人们最需要的是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必须警惕有时公共领域内性别发声代表数量上的公平,掩盖了实际性别发声的“不平等”。她认为卢旺达的议会中虽有大量的女性，反倒可能“意味着议会是没有权力的地方”。

其次，改善女性“发声”现状，或许也不要单单追求在女性议题的领域内疾呼。“我并不是要说，女性就女性议题发表言论，在过去或是在现在的任何时候不重要（总有人要为女人说话），但问题是千百年来女性的公共发言都被“锁定”在这个范畴里。”

比尔德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女性“发声”变革，也在于更多有才智的聪明女性能够进入专业性领域内，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言说者的勇敢在于倾听

高贵在于言行一致

玛丽·比尔德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的女性发声者之一，不仅在于她一生内无视质疑，在专业领域用学术成就进行了最强有力的发声，也在于她几乎怀抱着只身炸粪坑的勇气和网络喷子们“对线”，还在于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关乎性同意问题的私人经验，更在于她展现了言说者所能具有的最勇敢的特质——有耐心和自信倾听那些反对、仇恨乃至巧言令色的声音，从中更进一步地获得力量和武器，并且始终展现一种高贵的言行一致。

在《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的后记处，比尔德重叙了她最早于2000年在《伦敦》(LondonReviewofBooks)的一篇中谈论过的，1978年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那件关乎性同意问题的经历。当时她还是博士生，深夜独自一人带着行李在意大利米兰的车站等待换乘，为了顺带练习新学的意大利语，来到了车站酒吧消磨时间、打发困倦。一个自称是建筑师的男人友善地和她聊了一会，更友善的是，他主动帮这位看起来精疲力竭的女博士生换到了一个卧铺的席位。他帮她将行李送到车厢上，在这个只有两人床位的高级车厢中，随即脱下了她的衣服，与她发生了性行为。而当列车到达罗马时，这个男人又爬上了她的卧铺，对沉睡中的她再次重复了之前的行为。她没有对这一切进行激烈的反抗，因为困倦、封闭、无可靠的人可求助，既恐惧生命安全被伤害，又担心自己最宝贵的学术论文草稿和笔记可能被抢夺或遗失。待她到罗马之后，她考虑过报警，“敏锐地感觉到”这或许没什么用，因为她身上没有激烈打斗过的痕迹。

在之后的人生中，比尔德侥幸逃过了女性常有的对此类事件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只是如何定义这个“事件”，在她人生中的不同阶段始终困扰着她。在这份后记中，她试图以一种更学术的态度，就像她在《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中分析萨宾妇女们被强奸如何从事件变为有争议的、且不断变化版本的故事，从细微差别探究文化中关于“最深不可测的性关系和性身份冲突”的辩论那样，抽离出更客观的距离，来分析自己这么多年来无数次对此“事件”向别人的叙述和自叙间的“差异”。她已经足够坚强到略带些调笑地称，这最终成为了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最感兴趣的”部分。

1978年的那个年轻女博士生，选择将这个事件“委婉化”为“劝诱”和“勾引”，一到达罗马后就向朋友们倾诉了这个“事件”，抱怨自己被男人“泡到”（pickup）了；在日益高涨的女性自由性爱的时代思潮下，她甚至有时也会将记忆中的自己美化为一个“远比实际上更自主更清醒的角色”，将这个事件解读为一场自己无意识中占据主导的“胜利冒险”。不过，即使经历了近乎半个世纪的时代和社会风气的变迁，在“事件”的无数种版本中，“被强暴”几乎是唯一一个她始终无法舍去的版本，虽然这种被动语态的无力和更年轻的她所期望中的赋权感是那样格格不入。

写作这篇后记时的她已过耳顺之年，越发用一种考证历史遗迹的平静姿态去接近她曾经隐隐抵触的事实核心：她读了越多关于强暴的犯罪模式的文献，就越意识到那个男人很可能就是个“惯犯”，那么熟练地调换她的车票、和乘务员之间那种“可疑的、同谋式的熟稔”，都“确定地显示出他做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让她过往所试图说服自己相信的男人是对她“一见钟情”后的情难自禁越发难以站住脚。最重要的是：在“同意”这个词的所有可能意义中，她从未表示过“同意”（要知道第二次她都还在睡眠中）男人的行为，在当时感到的是满心愤怒，到“现在也仍然如此”。这唯一无法舍弃的版本，几乎落定成为了她最终选择的版本——一场未经性同意的强暴。

但她冒着被误读和羞辱的风险来分享这段私人经验，并非只想向大众阐述经历过类似“事件”的女性自我叙事的重构和确认是何其艰难，她旨在同我们分享从她的经验之中提炼出的那初听似乎荒诞、却关乎彻底击倒侵害者逻辑的工具：得到那些受到控诉的男人们口中的叙事，然后无限将其逼近真正的事实。

她不得不思索那个男人对他自己和朋友关于这件“事件”的叙事是否也存在更多的版本，会选择将“肮脏而不得体”美化成了“扬扬得意的艳史”吗？心满意足后也存在着不安吗？选择刻意遗忘，还是在读到比尔德的故事后，惊讶地辨认出那个作为强奸犯出现的自己？继而，她不得不猜测，有相当多在类似“事件”中强势到让“同意”形同虚设的那一方，“无法做到回过头来直面和思考自己行为的残忍和污秽,因而只能在脑海中重新加工这个事件,把它讲成一个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新的故事”，从“我情不自禁,无法控制我自己”到“她心里其实求之不得呢”。

比尔德主张，我们需要得到那些受到控诉的男人们口中的叙事（绝非是让他们辩解、或是用声音压过受害者，也“完全不希望他们逃脱惩罚”）。因为除非我们听到了他们口中可能被他们自己真心实意地相信却破绽百出的故事，就没有机会去逼近事实来挑战和击败这一种巧言令色，得到揭露背后剥削和腐蚀的普遍模式的利刃。“对未来来讲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比尔德写道，“不只让有罪者得到惩罚，而且要使他们这类自我服务的叙事策略完全失去其说服力，甚至让他们自己也无法这样被自己说服。”

对于那些其他方面传来的反对、仇恨的声音，她抱持了同样勇敢的倾听，并且展现了作为言说者的最高贵的特质——“言行一致”（这或许也是对抗巧言令色的最佳武器）。她在“言”的层面，始终呼吁人们要认识到任何问题都具有“复杂性”，呼吁人们警惕任何过于简化和用固执己见、大喊大叫解决问题的倾向，这些呼吁确实落到了她“行”的层面。

对待那些在公共议题上有不同看法或是误解的反对者同行的批评，她下意识的反应是保持沉默，然后重新考量自己的表达，尽全力去沟通。她在911时的尖锐表达招致了一些原本支持她的文化业内人的批评，她给这些人单独写了信答复，修正自己的表述，并且从中学习探索到了如何在不伤害公众情感的前提下，表达不同意见的可能方法。作为《伦敦》的特约编辑，她也会和那些被她的文章激怒的人士建立起并保持私人友谊。

对待那些仇恨者，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在网络上羞辱谩骂她的喷子们，她就事论事的针锋相对，却也不可思议地愿意倾听和宽容。某个个人网站出于羞辱她的目的，将女性生殖器PS到了她的脸上，她号召自己的粉丝们用罗马诗歌将帖子淹没以此作为一种风趣的回击，最后成为了一件国际文化事件，以至于站主灰溜溜地删除了照片。然而，她却相当大度地回复了站主解释自己因生活受挫的道歉邮件，并且通过搜索引擎为他提供了具体建议。结局如戏剧般不可思议，直到今天他仍会在她遭遇麻烦时发来邮件，关切地问候她。一个20岁的男生在网络上实名用不堪入目的语言辱骂她，她冷静地转发了。“社死”的是这个男生，他的名字永远被互联网记住了，以至于他很难通过任何面试——最后，还是她帮他写了一封就职推荐信，并接受了他到剑桥的拜访和道歉，甚至还一起吃了一顿饭。

对于让她闭嘴的人，她让他们说话，并倾听了他们的声音，仇恨依旧在继续，在接下来的日子她甚至遭遇炸弹威胁。或许仇恨的总量还是减少了那么一点。有谁在乎？起码玛丽·比尔德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