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有一种哲学叫灵宪

文艺复兴运动的标配，是要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产生巨人，不仅要产生思想解放的巨人，还要产生艺术与科学的巨人。

东汉历史上那一次文艺复兴，思想上的巨人，刘歆和王充可为代表：一是经学范式革命的开创者，一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而达芬奇式的艺术与科学的巨人，当时也有一位，叫张衡。

用史官文化为科学家写史，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史官本人，对于科学事物的认识，在知识构成和思维方式上就有局限性，还有历史本身，为政治量身打造，政治家在其中如鱼得水，而科学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好在张衡是个巨人，具有多面性。

《后汉书·张衡传》开篇，就写张衡“少善属文”，有一段游学经历，谓其“不好交接俗人”，亦无意仕途，“举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以至于“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却以个体身份，游学京畿，自由而行。

他在洛阳与长安两京之间往来，走读江山之余，“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虽说花了十年才写成，但从此就被列入汉赋四大家之一，以后生小子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同列。

不过，待到安帝以公车特召，他就不能不去了。对于皇帝征召，王充尚能以老病为由推辞，可他正当年，只能去。这一时期，他读了一本书，那便是扬雄的《太玄》。

扬雄虽为汉赋名家，但中年以后就认为，作赋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故仿《论语》而作《法言》；又仿《易经》而作《太玄》，形成所谓“另类易经”。

张衡“观太学”时，已观《玄经》，《后汉书·张衡传》中，录有他对同学崔瑗说的一段话，他说“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请注意，未言术数而称“道数”，盖因其“与五经相拟”，可见扬雄在此，非代圣人立言，乃仿圣人立言，其仿《周易》而立“汉玄”，欲以老子化易之心昭然，故其所著乃求“自成一家之言”。

其言也与《周易》迥异。易以阴阳言之，分为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玄以天地人论，分为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另有玄首、玄测、玄冲等十一篇说明。一阴一阳之谓道，那是周人的思维，一贯三为王，三即天、地、人，是汉人的思想，而《太玄》，则是汉人思想的哲学表达，被张衡称之为“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他还预言，再过两百年，“汉四百岁，《玄》其兴矣”，这岂不是预告了魏晋玄学的到来？

历史已然证明，张衡的预言，竟然被应验了。

虽然都从“玄”出发，但汉玄与魏晋玄学路数不同，汉玄通往“道数”，生成一部道家化的“另类易经”——《太玄》。到了魏晋时期，再加上老、庄，就形成了以“三玄”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可魏晋玄学并未接着“道数”一路走，而是转向了“道理”。

这两条路的差别在于，沿着“道数”一路往前走，就走向科学领地，这一路，须步人文云岭，攀登工艺天梯，以天工开物的步伐，贯通天地人，所以，数百年间，只有张衡一人能走下去，张衡之后，便已绝迹。转向“道理”一路，则行于艺术，以对独立人格的审美，觉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开出道家文艺复兴的大道。

从儒家文艺复兴，转向道家文艺复兴，扬雄本人就是个转折点，如果说仿《论语》作《法言》的扬雄还是儒家文艺复兴中的“汉代孔子”，那么仿《周易》而作《太玄》的扬雄，用道家思想作“另类易经”，开始了汉代文艺复兴从儒家向道家转型。儒家文艺复兴的旗手，当然是发起古文经学的刘歆，可道家文艺复兴的旗手则不能说是扬雄，因为，扬雄身上虽然冒出了突破经学的苗头，但毕竟还带有汉人的习气，未能超越经学樊篱，其思想的亮点，如孤星晨启，初照寂宇，并非思想界的日出，而是预告日出——魏晋玄学到来的先知，其意义承前二百年，启后二百年，惟有张衡知。

张衡以为《太玄》“类似五经”，故奉之为《玄经》，其学术范式，便由《玄经》“道数”开显而来。其言“道”者，著有《灵宪》一篇，言“数”则有《算罔论》。或曰，《灵宪》为历法，此言差矣，我们可以说《灵宪》是指导制定历法的纲领性文件，而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历法，若就其名言之，可谓以“灵”立“宪”。

古希腊哲人说“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而“理性”则表现为概念思维和形式逻辑，对照这说法，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灵宪》是“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呢？“灵性”思维，是建立在人为万物之灵和万物一体基础上的，灵性世界观与理性世界观不同。

用理性之眼看自然，自然是与人对立的外在，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而用灵性之眼来看，自然就是人在其中活动的“参天地，化万物”的所在，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而是内在于人与人感应的主观世界，自然规律非以概念和逻辑来表达——“为自然立法”，而以“参”即用灵性的生命来体认——“以自然为法”。

从《灵宪》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衡的思想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主张，亚氏将对外在于人的认识，分科表述，形成所谓“科学”，而张衡则从“究天人之际”出发，以神话思维、历史思维和科学思维交错的方式，对宇宙作总体性表述，因此，很难形成“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却宜于造就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巨人。

《灵宪》开篇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寻绪本元。”战国时，屈原曾作《天问》，充满了神话思维与历史思维的冲突，张衡已从这冲突中走出来，走向科学思维的“道数”。

他让自己像先王那样，从容迈开“步天路”。有意味的是，那个“步”，欲“步天路”，当以“道数”，须用“灵轨”。

何谓“灵轨”？即运思的方式与路径，为“道数”之开显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谓，亦即是“灵轨”之起步。由此“灵轨”，“寻绪本元”，开启“万物之母”的“众妙之门”，抵达“天地之始”至于“玄之又玄”的“本元”。

由此“本元”，为天立极，而有浑天仪，此即《灵宪》所谓“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立度”。“浑体”，即为天体，所谓“正仪立度”，也就是制作浑天仪了。此乃“灵轨”的实体形式，张衡因之以“步天路”，由之而立“皇极”，而运天枢，而立“灵宪”。

若将“皇极”人格化以拟上帝，便可见张衡《灵宪》有如柏拉图的灵魂起居的宇宙图式，其“道数”，亦如柏拉图的理念与数学相结合，故“灵轨”之于柏子，乃其灵魂开启的几何样式。柏子曰上帝用几何学创造世界，而张衡则以“道数”自然开显之。

有一个巨人叫张衡

浑天仪之作，非自张衡始，始作者乃西汉落下闳，张衡不过作了技术改进，并赋能“道数”而已。浑天仪分浑仪和浑象两部分，浑仪是测量天体球面坐标的仪器，浑象是用来演示天象的仪表，它们都是“浑天说”的物式，是模拟天体运行的机械装置。

汉人论天，有三说，曰盖天、宣夜和浑天等说。盖天说认为，天如盖，盖心为北极，天盖左旋，日月星辰右转；宣夜说认为，天无定形，日月星辰，皆浮于虚空，无附于天体之上；而浑天说则认为，天体如蛋壳，地形如蛋黄，天地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后来，宣夜说失传了，盖天、浑天两说并行。

西汉时，落下闳、耿寿昌作浑天仪，东汉，贾逵、张衡又作，使浑天说占了上风。张衡任太史令期间，用铜铸浑天仪演示天体运行。浑体分层，每层都能转动，中有铁轴贯穿球心，轴转方向，与地球自转同，与球体有两交点，为浑天南、北极，球体一半，隐于地平圈下，另一半，露于地平圈上，球体各层表面，分别刻有内、外规，南、北极，黄道与赤道，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列宿等。

古人计时，常以滴漏法，将滴漏壶之水滴，滴入有时间刻度的漏壶里，观水深浅，便知时刻，故张衡亦以此法，使壶与浑体配合，利用滴漏水推动齿轮，再以齿轮运转浑体，设定齿轮个数，使浑体周转，能尽昼夜变化。铜仪两侧，有玉龙各一，吐水入壶，左为夜，右为昼。壶上，别立一仙人、胥徒，“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铜仪制成后，置于密室，以流水驱动，命一人于室内，向观象台传话，报告浑仪运行中模拟星辰起落的情况，结果，同从观象台上实测得到的情形相符，可见浑仪运行与天体同步。

顺帝时，张衡又制浑象，因受“冥荚”启发，故作一机械日历——“瑞轮冥荚”。“冥荚”乃传说之树，日生一荚，生至第十五个，又日掉一荚，掉完之后再生，故于立轴上装15个凸轮式拨板，使之分别作用于15个冥荚，随月盈虚，依历开落，从月初起，每日转出木叶1片，15日，转出15片后，每日转入1片，亦15日，故此仪器，不但可示日期，还能显示月之朔、望、弦、晦。

从浑天说到浑天仪，以机械运动模拟天体运行，以天体运行阐明浑天说，这也算是行天道吧，亦即“步天路”之“灵轨”，乃“参天地，化万物”的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之“灵宪”也。

“灵宪”之本元，是为道根，道根自在，自无生有，非以物存，当以“数”运，而为“象帝之先”，亦“道数”之谓也。太素始萌，乃“有物浑成，先天地生”，“道数”化为气运，气虽未形，而道干已成，开物成体，斯谓太元，天地始分，乃道之实也。

从无到有，张衡一分为三，分成道根、道干、道实。道根是无，根源于“数”，有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所谓“万物起源于数”，“数”以气运，而成道干，或曰为“气数”，气以“数”运，由“数”而形，道实乃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天地间成人。

那么，“天地”究竟是个怎样的格局呢？

张衡说“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虽然“有象可效，有形可度”，但都是自然相生，没有标记，故圣人作，“实始纪纲而经纬之”，即以“道数”来度量天地万物，定以“八极之维”，其周长，“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形似椭圆，“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从地到天，为八极之半，地之深亦一半，他说“用重差钩股”，按比例，“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

这一套算法到底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张衡很自信，他说，八极之内，他都能算，“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那“未之或知”的，当然就是“宇宙”，因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那就非他用浑天仪所能度量，亦非“重差钩股”所能运算。

由此看来，张衡在浑天说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宇宙，那是个从有回到“无”的宇宙——宇无极、宙无穷的无限性宇宙，而浑天说的宇宙，则是个有限性的天地之间，是用浑天仪可以度量的时间和空间，是在八极之内圣人可参可化的知与行的具体存在。

而《灵宪》述之，仍在天人感应中。如以“紫宫为皇极之居”，天帝宅之，乃“太一之居也”，故拟紫宫以筑王宫，法天帝而立皇帝；又以“太微为五帝之廷”，对应于政府，星座亦以王官名，五帝座为中枢，众星环列，皆臣文武，不啻一汉家天官书。

凡此种种，表现了历史与神话的交错，更有甚者，《灵宪》言及日月还出现了乌、兔，以及“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若以科学论之，此类神话因素本应排除，可张衡却未免于巫，其以众星列布，言人祸福，拟以北斗居中央而司王命，以日月运行，历示吉凶，用告祸福。

不过，这些神话因素，又与科学观察结合，他在琢磨日月吉凶的同时，发现“日譬犹火”、“火则外光”，日生光，而月无之，月如水，映日而光，即“生于日之所照”。在对吉凶、祸福的追问中，月食应属于祸凶，但他却对月食发生的原因，作了科学的解释，称地影为“暗虚”，称“月入地影”为“月过则食”，亦即月食。

对于行星运动，他虽然强调“天道贵顺”，却对行星运行的顺逆、速迟，也一并作了细致的观察，发现了“近天则迟，远天则速”、“顺行则速，逆行则迟”的变化。在《灵宪》中，他统计，星之“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这些星，都是他在陆地上观测得到的，而“海人之占未存焉”，至于“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他相信，天上那些星星，对人间和自然界的万物，都会产生影响，此正所谓“庶物蠢蠢，咸得系命”，若无天命，“何以总而理诸”！明乎此，“然后吉凶宣周，其祥可尽”。

读完《灵宪》，我们发现它并非一篇科学文献，但却包含了许多科学思想，或曰，何以其未能发展出科学的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科学，需要在一个分化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而张衡处于一个统一性的文化背景中，他的科学思想与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错综交织，在统一性的运思格局和思维方式中，尽可能地与之同化，而呈现灵性化的趋势，故《灵宪》，可以说是以人的灵性为天立宪，运思由灵轨而上达天命。

从统一性的文化背景中，虽然难以发展出独立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却能产生文化上的巨人，张衡就是这样一位，他不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经史”，而且精于文学和艺术。

他“上知天文”，不仅作有浑天仪，还为浑天仪著《灵宪》，配《浑天仪图注》和《灵宪图》，更有历算之作《算罔论》。此论，至唐已失传，以至于章怀太子李贤疑其为《灵宪》“网络天地而算之”，故称之为《灵宪算罔论》。不过，《九章算术·少广章》第二十四题刘徽注，提出“张衡算”，可知张衡以“质”为立方体、“浑”为球体，算过球的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以及球的体积，他还算过圆周率，若以钱宝琮对《灵宪》“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广二百三十二分之一”的勘算，则π值为730/232=3.1466。

他“下知地理”的杰作，便是作了地动仪。据说，地动仪发明后，接着就发生了地震，龙珠朝着地震方向应声而落，宣告了他的天才，同时，也宣告了天谴和灾异的到来，每次应验，都少不了要有官员背锅，次数多了，就令人怀疑：此为国之利器，抑或国之尤物？若以利器论之，何以不报祥瑞，专告灾异？那分明就是国家的不祥之器，不吉利，没有任何一个朝廷会真正喜欢这么一具专门表达天谴的批判的武器，因此它失传了。

其于“中通经史”，也很有抱负，惜未竟。

在经学方面，他曾作《周官训诂》，可见其古文经学来路，崔瑗为之叹服，且欲继孔子《易传》补《彖》、《象》之缺，则未如愿。在史学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史观，欲成其一家之言，曾多次上书，或指出马、班著史，有与汉记不合者十余事，或曰，更始帝居位，民无异议，光武帝之初，乃其将领，后来才即位，故应将更始年号放在光武之前。这些建议，也都未被朝廷采纳。

他在史学领域，未能成为班固那样的史家，在文学领域，却跟上了班固的步伐，大赋仿班固《两都》作《二京赋》，骚赋亦仿班固《幽通》作《思玄赋》，卓然亦成一代诗赋名家，尤以《归田赋》，超越汉赋铺采摛文，转以抒写自性，开了陶渊明的先声。

据说，他还是位画家，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他“善画”，所作《地形图》，至唐犹存，但仅凭《地形图》，只能说是制图家，还不足以称“善画”，只可惜他的画作，我们看不到了。

他还是一位巨匠型机械工艺家，葛洪《抱朴子》称他为“木圣”，《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还有一种三个轮子可以自转的机械装置，后来人称“记里鼓车”，或曰“指南车”，说来也都跟他有关，但他也有先驱，木鸟的先驱是墨子，指南车的先驱是周公。

关于张衡的成就，一言难尽，还是他老友崔瑗那句“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能概括他。我们认为，他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将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一起，也正是这统一性造就了他本人，而最能表达他统一性思想的，就是从《太玄》“道数”，通往《灵宪》的“灵轨”宇宙观，以及基于《算罔论》原理的“灵宪”天命论。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