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丁文婷 张铃 “我们超时了”，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丁罡下一句便脱口而出。

作为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中心主任，丁罡每天的时间以一小时为单位进行严格划分。早查房、看门诊、开管理会议、院内接待、外出学术交流、基础研究、带教学生。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他既是肿瘤中心首席专家主任，也是医院管理者，甚至是不断培养医生的“教练”。

这是一种比体制内更甚但又全然不同的忙碌。与多数医生不一样，即使再忙，丁罡也要挤出时间发朋友圈，多的时候一天能发5-6条，照片将九宫格填满，记录的场景通常都在医院，救治危重病人的过程、病人的病灶情况、团队的研讨、工作的总结。一张张CT，记录着一些肿瘤重症患者好转过程。“我不是为了炫耀什么。”丁罡解释。他的朋友圈对1万多个微信好友开放，高频地“发圈”，是为了记录所做工作，也是消除大家对民营医院误解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件充满铜臭味的事”。

朋友圈里有不少是危重难治的病例。“我们肿瘤科的定位就是攻克这些复杂疑难和危重病例。”丁罡把国际医学中心当作一个试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丁罡展开了对肿瘤治疗的技术、服务、环境、收费、体制机制等临床诊疗新路径和医疗管理新模式的探索。

丁罡认为，通过体制外的医院先行先试，能让市场看到学科发展的趋势和存在价值，从小的试验到大范围推广，最终得到更多主管部门、同行机构和老百姓的认可和接受。

近6年来，丁罡团队创新开展了20余项临床适宜新技术，并创建了肿瘤的MDT会诊平台、血液肿瘤疑难会诊平台、国际肿瘤远程会诊平台、肿瘤新药物临床试验平台等多个临床诊疗平台。救治了全国近5000位难治和重症患者，临床获益率约81%，临床缓解率（包括完全缓解CR及部分缓解PR）约42%。

多学科精准诊疗

走进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门诊，走廊第一面墙上画着两棵树，其中一棵是公益树，每当有热心人向医院公益基金捐款，树上就会出现一颗爱心，另一棵是生命树，树上5000多只蝴蝶代表着肿瘤科接诊过的病患们。每有一位病人出院，树上就会出现一只写有患者姓氏和编号的蝴蝶。

一只曾经两度飞来的“蝴蝶”让丁罡印象深刻。那是2022年12月，新冠疫情大面积暴发，一位三年前曾因肠癌肝转移入院的70多岁“老病友”，因感染新冠再一次紧急入院。老人有明显的肺部炎症，已经呼吸衰竭，立即被送入肿瘤重症科抢救，在通过高流量氧疗、俯卧位通气、抗病毒和细胞风暴等一系列紧张抢救后，老人的体温呼吸慢慢平稳下来。之后，营养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加入，帮助体质较差的老人加快康复。一个多月后，老人得以再次顺利出院。

在丁罡看来，两次成功的救治有赖于肿瘤多学科的团队。老人第一次入院时，也正是内镜科、超声科、病理科等学科医生为老人做诊断和相关的靶向和综合治疗，病灶控制后，再由外科医生进行手术，多学科配合下，老人实现了“无瘤生存”。

中国的肿瘤80%发现时都已经是中晚期，而针对中晚期和复发人群的处理十分棘手。丁罡多次强调，肿瘤治疗的难点在于，这是一个系统性疾病，治疗手段非常复杂，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目前很多医院的肿瘤治疗虽然也采用综合治疗，但各个科室相对独立，治疗“片段化”，就诊过程简单化，交流体验不够。

而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团队里有包括外科、内镜科、介入科、肿瘤内科、重症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血液科和肿瘤临床试验等学科的20名医生，都在一个大开间里共同工作，团队合作，绩效捆绑。大查房时，医生们会对病例进行共同讨论。每个人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开展前沿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把各自最擅长的临床整合在一个治疗的模块里。“差异化”的另一点体现在肿瘤个性化治疗、精准治疗技术。丁罡单个门诊的时间在半小时以上，一上午看诊数量控制在5人以下。公立医院采用的是标准化治疗，而丁罡坚要和每一个病人和家属沟通治疗肿瘤过程中的风险和获益，让他们在充分了解病情的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

培养初诊患者和家属的看病逻辑很重要，丁罡通常会在门诊时，在黑板一边讲解一边画。“像一堂肿瘤理论课，但实际是一个难治性肿瘤的综合解决方案。”在丁罡看来，门诊时间长，交流越充分，考虑问题越详尽，后续治疗过程就越顺利。丁罡将总纲画完后，再由团队下面各个专业的医生与病人进行交流，分工协作，共同诊疗。

晚期肿瘤治疗分一线、二线和三线，来找丁罡的患者多数已经是二、三线后的难治性肿瘤患者。丁罡将患者病情程度比喻为交通信号灯，“公立医院里接诊的晚期可能是绿灯刚转黄灯的时候，来我这的病患基本上都是黄灯甚至是红灯患者”。

丁罡团队致力于晚期复发难治性肿瘤的临床转化研究，利用所处张江科学城新药研发企业众多的优势，丁罡与张江生物医药企业开展多项新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并将最新临床试验和新疗法规范应用在患者身上。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也成为上海地区社会办医唯一一家开展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的单位，并成为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肿瘤医协体中心。2021年2月，由张江药企和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抗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双重活性的新型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索凡替尼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内开具全球“第一方”。索凡替尼成为丁罡团队在治疗难治性恶性肿瘤的又一“利器”。

人始终是第一位

改革从技术开始，但最大的难点在于人。

在丁罡肿瘤医生团队，分属8个科室，来自不同医院、专科背景和地域的医生们聚合在一起，以患者为中心寻找“最优解”，合作精神成为摆在第一位的事。丁罡十分清楚，病人愿意花钱来到私立医院，是希望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型工作能给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团队定期对引进人才进行考核，标准是“做人和做事”。丁罡解释，“做人”指的并不是溜须拍马，而是能否包容与合作，这一点由所有同事共同打分。“做事”则要求不仅有专业水准，还得对每一例病患进行钻研，不能“躺在指南上”看病。

但这也会让一些原本经验丰富的医生感到不适应，冲突也在所难免。丁罡曾经招过一个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光环和抬头都“鲜亮”，但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转变让这位主任十分不习惯。“宽进严出”的模式下，丁罡团队的流动率一度达到30%。“我也很痛苦”，但丁罡仍然坚持自己的用人原则：难治型的肿瘤晚期患者要求医生们一定要有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包容精神，还要有关爱精神。

更多的医生选择留了下来，在丁罡团队里，医生年龄从50后到00后，在这里，没有地域、背景、年龄等限制，不“论资排辈”，只要愿意在平台上面展现能力和责任的年轻人，丁罡都愿意提供支持。

这种“开放”与丁罡自身的经历分不开，32岁副院长，38岁主任医师，40岁博导，在丁罡看来，这样看似跨越式的提升一方面与自己的努力相关，但更离不开领导的信任。“领导愿意担责，让我去尝试。”丁罡希望把国际医学中心肿瘤科搭建为一个平台，希望吸引更多在体制内对职业规划有想法，但没机会的年轻医护人员加入，在平台上得到更好的发展。“至少我这里没有人再回流到体制内，他们已经不习惯了”。

不断“出发”

这不是丁罡第一次从零建立科室，但是他感到最艰难的一次重新出发。

离开体制，意味着头顶的光环消失。那段日子，丁罡曾一遍遍打电话给许多圈内老朋友们，有的人直接关机拒接。甚至很多人觉得，丁罡从一个高尚的职业变成了“要去赚钱了”。

2000年从复旦肿瘤医院毕业后，丁罡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分别工作了8年。32岁时，丁罡就当上了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副院长，38岁晋升主任医师，40岁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

初到仁济医院，丁罡便接到了着手创办肿瘤科的任务，年轻的丁罡面对的是各个科室之间竞争激烈，不配合与矛盾时常发生。之后被派遣到崇明分院时，丁罡有了“专家”的身份，但县级医院基础太低，可用资源缺乏。看到相对落后地区的患者诊疗的困难，丁罡在崇明一待就是13年，丁罡在这里探索基层医院管理模式的创新，崇明医院也成为卫生部设立的“肿瘤规范化诊疗试点医院”上海地区首批中唯一的一家，也是全国最早建立起以一家三级医院为核心，联合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联合体模式的地区肿瘤防治中心医院。

在崇明期间，丁罡还开发了世界上首款针对癌症患者的疼痛管理APP智能终端，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出首个针对肿瘤神经调控研究领域的创新性研究。

从医十几年间，丁罡一直在探索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2010年成为国家卫生部的肿瘤规范试点医院上海地区负责人。

关关难过，关关过。在体制内将近17年的肿瘤学科建设中，丁罡看到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必要性，但也意识到这样的模式在公立医院中现阶段很难推行。2017年，40出头的丁罡选择了离开体制，加盟刚刚成立三年多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出任副院长及肿瘤中心主任。“有误解也很正常。”丁罡说，大家对民营医院普遍不信任。过去可能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好医院的象征，但这正是我想要改变的。丁罡心里有着清晰的目标和规划，3年到5年的时间，他已在国际医学中心的平台上建立起了一套肿瘤高质量的创新解决方案，也拿到上海医改十大创新举措、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中国健康产业平台创新奖“奇璞奖”。下一步，是要在肿瘤这个热门赛道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医疗机构。

丁罡把这个规划中的肿瘤专科医院称为未来医院，而未来医院的创新中心已经在建中，面积有3600平方米，一楼是疾病管理，二楼是健康管理，三楼是科研中心。丁罡兴奋地描绘着这个已在设计图纸的医院，是一个围绕重大疾病，贴近社区的，研究型、智慧型、节约型和便捷型的数字医疗机构。这是丁罡眼中中国未来理想的高端研究型概念医院。“在国际医学中心时，我占据特殊的平台，做高端的诊疗是对投资人负责。”但丁罡目标不仅只为所谓有钱的病患看病。

丁罡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司机，曾经自己没有车，借了一台车，开辟出一条路。通过这20多年医疗服务创新探索和思考，现在，他到了自己要设计和制造新车的时候了。“我还是渴望给更多老百姓看病。通过我们的技术和服务理念创新，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医疗机构，能真正满足老百姓多元化、高层次的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