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翻开《辞海》、《辞源》或任何一本工具书，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还有词可用，有话可说，而且可以指望说得漂亮些，丰富些，滑头些，是因为古代有一批热情的语言创造者，确切地说是词汇创造者。中国若没有苏东坡，我们不仅在引经据典方面会有所缺失，民族语言宝库也会失落大量极富意味的词。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一部《论语》，撇开别的巨大历史功绩不谈，单单从丰富民族词汇这方面考察，已当得起功德无量。说到“巧言令色”、“和为贵”、“温故知新”、“尽善尽美”、“惠而不费”诸词，即使冒昧从经济角度考察，我们也可说其中每个词都价值连城，给多少钱我们也不愿把它出售掉──如果它们可以被出售掉的话。

可见，仓颉造字，文人造词，乃是最天经地义之事。

今天的情况则令人沮丧，虽然语言始终在更新创造过程之中，不舍昼夜，但真正由当代文学家自铸的新词伟词，则少而又少。似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一致公认：创造语言的使命已经终结，剩下的只是如何运用已有的语言了。这问题在初始层面上当然是正确的，因为目前的困境是：大量国人连运用已有词汇都显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以至仅仅能熟练使用若干成语的主持人，都能在观众面前装出一脸博学样，当此之际，谈论创造新词，怎么看也有点不合时宜。再说，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积累丰厚，词汇量可以汗牛可以充栋，实在也已够用了。放着现成的词汇不用，却去捉摸新词，难道不是犯傻吗？

但是，别急，我还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对词汇的态度，正是在初始层面上，体现了一位作家的基本素养和文学抱负。我坚信，一次也写不出新词丽句、从来也不曾为祖国语言的丰富有过“野芹之献”的作家，绝对难称一流。我不仅拒绝展望他的文学未来，一般还懒得读他的大作。他既然认为只要将已有的词汇排列组合一番就足够表达所有情感，我当然有理由怀疑他的所思所感，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值得写下。

这牵涉语言的功能，即语言天然具有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德性。一幅画或一首曲子可能百听不厌，但有着“又日新、日日新”功能的词汇，则根本不存在。举个例子，人们对明末张岱的“舟中人二三粒”啧啧叫好，但如果张宗子见好不收，以为觅到了某个独得之秘，遂在文章中大写什么“院中人一粒”、“楼上人两颗”、“山顶人数枚”、“林间人几朵”，得陇复望蜀，攀龙再附凤，人们难免胃口大坏。事实上随着现如今不识好歹的体育播音员老是糟蹋性地使用它（如将“进一个球”说成“一粒进球”），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贵逾千金的奇字，正面临急剧贬值的悲惨境地。这是词汇的宿命，越是新鲜奇崛、越有可能让人眼睛一亮的词汇，越不能滥用，它们往往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点上才是新鲜有力百金莫换的。语言不是时装，见别人穿上去漂亮得体，就误以为自己只要依样画葫芦也能收到“漂亮得体”之效，实在是外行之见。这道理体育播音员和那些老是喜欢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的小报记者不懂倒还罢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作家则没理由不懂。本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们拈出的“陌生化原则”，虽不足以解释文学杰作的产生机制，但至少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够格。沈从文先生1934年1月在致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提到一张有趣的贴子，我也一字不改地抄录如左：“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食言。谨白。”沈先生随即感慨道：“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沈先生凭什么下此断语呢？不必说，就因为这家伙用词大胆，出语奇崛。单单那个“枚”字，就够让绝大多数当代成名作家汗颜无地了。我是说如果他还知所羞愧的话。

其实，自铸伟词与祖国语言是否丰富并无必然关系，即使所欲表达的喜怒哀乐，现有词汇已足够对付（怎么会对付不过来呢？），作家仍有义务求新求变，如果他不满足于仅仅表达一下的话。何况，想到古人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或生动或可爱或有力的词汇，作为今人就更没有理由不思进取，更不该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同样创造出大量美妙新词，造福后代，我们才更能无愧于曾经铸词遗赠吾辈的先人。

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为数寥寥的那几位称得上大师的文学家，大抵都有此抱负。钱钟书无疑是此中的大行家，少年鲁迅即有“酸风戛窗”的奇句，林语堂单单译出一个“幽默”来，已足可使吾辈至今齿颊生香。当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我激赏的台湾余光中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所获极丰，且非常感人。余光中某天曾在日记里如此放言：“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做她的孩子。”显然，余光中这么夸口不仅是因为他曾写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句子：“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惘绿和深不可测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更主要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须有他自己专用的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

语言天生是活泼好动的，即使作家们普遍视创造新词为畏途，普遍患有“杜撰恐惧”，仍不妨碍语言的好动天性。作家的自愿放弃，自有别人把接力棒接过来。只是，接棒的人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胜任它（毕竟，这工作需要对“文字特别敏感”才行，不是徒有激情就能完事的），所以，我们才会接触到大量肉麻至极的滥词，如“关爱”、“呵护”、“靓丽”，或一些并不令人激动的新词，如“网虫”、“大虾”、“东东”、“大哥大”，甚至还有“咸湿”……

1999年12月14日

（《说文解气》，作者：周泽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定价：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