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文学不是科学，把文学道理讲得过于头头是道，常常有几分可疑。反过来，把科学弄得神神道道，就不仅仅是可疑了。正因有此一得之愚，我从来不敢写“论”打头的东西。我们看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道理一点不讲，魅力却铺天盖地，什么“如有佳语，大河前横”，“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分明胡搅蛮缠，却又蓦见月出东山。

我读文章，自以为有个绝活，就是粗读几页，常能嗅出此人是否可靠，是否值得再读。

比如，凡在文章里拿腔作调的，我必调头他顾。拿腔作调，大要有二，一是把自己演得过于神圣，一是把自己贬得过于嬉皮。我的经验是，人类情感固然林林总总，五味杂陈，但其中不该有我绝对无法体验的。我偶尔也会有些豪迈念头，但这念头一次也没有达到所谓“炉火纯青”之境，正如我也常会有些混帐想法，它们的炉火同样明暗不定。作为肉体凡胎之物，我相信上帝（如果没有，就用“猿猴”代替）打造人类时，本来就没有特别为我们装上一个“神圣”器官。神圣这玩意，只能追求，不可拥有。只有在其成为一种追求物时，才是神光熠熠的，一旦收归囊中，立刻现出皮囊臭相。事实也是如此，没有一位文学大师是靠写所谓道德文章成其伟业的。我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钱钟书和王小波允称翘楚，我也毫不怀疑两位的道德品行。但是，说到如何把文章写得“义正辞严”兼“大义凛然”，没有比他们两人更糟糕的了。一派神圣和一派痞态一样，在此便都显得不可信起来，由于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把肚脐眼给修炼掉，或把自己拾掇得只剩下一枚肚脐眼，所以神圣和痞气，便被我统归矫情之列。所谓“说文解气”，首要一条便是看对方的情感是否诚实，是否与人心相通。

另一条经验是，衡文不看架势，专瞧小节，从他文字大格局中相对防区最弱的部分下手。不举例子不行，举例子又怕惹麻烦，那就说一位有肚量的主吧。香港的董桥（我认为他是有肚量的）目前被追捧为典雅的化身，我们甚至被告知“你一定要读董桥”。不过，由于一次稍纵即逝的过失，我突然痛苦地意识到他还有待提高：他竟然在一篇文章里自称获得了“灵感”。在我的私人符号簿里，自称获得“灵感”，如果不是为了营造诗意或制造幽默的话，绝对是蹩脚文人的可靠标志。贬董桥为蹩脚显然与事实相违，据此说他未入一流，我还有点把握。钱钟书妙喻罕譬无数，何尝有过一次以“灵感”自雄？

这便稍带到另一个识气法，或可称为识误法。文人总难免有些失误，其中大多可以原谅，个别不妨付之一笑，有些则属断断不可的。断断不可的例子今天搁置不论，我只说前两者。钱钟书的私人信件，落款多以“弟”自称，这是旧式文人基因在他天才大脑里驻存发酵的结果，不必见怪。相反，如果哪位仁兄回函时径称对方为“默存贤弟”，我纵无张翼德的神勇，也要向他扑将过去。关于散文是否允许虚构，前一阵颇有争论。我发现王小波也不能过关。在《思想和害臊》和《沉默的大多数》两文里，王小波叙述了同一件事，即某知青如何因少付钱而挨村民的骂。奇怪的是，前文刚说是自己挨骂，后文突又向读者保证，这个挨骂者“决不是我”。在《另一种文化》里，王小波说自己在电影院里看到“有些女孩眼睛都湿润了”，也与电影院的照明特点不符。下文中说“老婆”在电影院里“像个直肠子驴一样吼了出来：大刀片子不够性感”，也让我很难还原。

不过我还是认为王小波属于可以原谅（甚至可以欣赏）之列，因为他曾白纸黑字地把游戏规则告诉了我们：“我自己就是小说家，你让我发誓说写出来的都是真事，我绝不敢。”何况，紧接着他又加了一句，“但我不以为自己可以信口雌黄到处骗人。”这加上的一句，正好解释了那些不可原谅的文字失误：凡不能给人美感或乐趣的欺骗，均属文章恶气。我的态度是，发现一回，即与斯人永诀。

2001年3月15日

（《说文解气》，作者：周泽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定价：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