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田进 “从明年开始，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进入4%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已经不再支持6%乃至5%的增长。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往下走。”

4月18日，在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媒体见面会上，陆挺阐释了自己对于接下来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对于判断潜在GDP增速下滑的原因，陆挺说主要考虑了人口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因素。

在人口因素上，陆挺表示，二三十年以前，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就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尤其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使中国抚养负担大大降低，因为中国原本大量资源是用来抚养下一代，而政策实施后，这些资源可以节省下来投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资本积累。但各方面关于人口的计算都让我们看到，现在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

其次，陆挺表示，要客观地看到中国在科技、研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方面，面临着比2018年中美贸易冲突时更为严峻的情况。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环境应该说确实比较严峻。改革开放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产业升级的轨道上不停地攀升，但现在遇到了瓶颈。若产业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总量下行对经济的影响就有限，而未来十年又恰恰是中国不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代。

“如果科技、研发、技术升级、产业升级方面不断地突飞猛进，实际人口负增长对我们的制约相对比较小。基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人口对中国未来5-15年经济增长的约束可能会增加。”陆挺表示。

针对近期关于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缩的讨论，陆挺回答说，通缩是非常严肃地讲经济萧条的专用名词。现在中国经济的复苏很真实，中国经济没有通缩。虽然3月CPI仅同比上涨0.7%，PPI同比下滑2.5%，但有它具体的一些原因，经济复苏在有些方面可能确实不是很强劲，但这些现象跟通缩没有太多关系，不应该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复苏过于悲观。

以下为整理的陆挺在媒体见面会上的演讲和采访节选文字。

2023年中国经济如何走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对于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经历过过度悲观与过度乐观。因为2022年GDP增长的基数比较低，乐观的甚至认为GDP增速能达到7%、8%，甚至提出来今年GDP增速目标要定得更高，比如6%以上、7%左右。

年初，我对今年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是5.3%。现在看来，如果后面三个季度增长态势保持不变，应该可以同步往上调至5.5%左右。现在上行的风险比下行的风险大一些。按照我们的预测，因为基数效应，二季度GDP增速同比肯定往上走，环比几乎可以确定往下走。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设置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目标。在今年有些产业肯定会有报复性反弹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执行过度的刺激政策。

今年，我们明显能够看到政策的稳健性。这不仅仅是考虑到了今年经济复苏，也考虑到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面对的各种困难，所以今年并没有过度刺激房地产或采取大幅度拉动某些板块。在我看来，这可能会导致今年损失一些经济增长，也许增速达不到7%、8%，但它为后面几年中国经济较为稳定地增长奠定了基础。

现在看来只要后面比较顺利，要达成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难度不大。当然，今年GDP增速不是没有可能比5%高，但要考虑到今年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全球经济的下滑。

2023年，中国经济复苏跟以往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复苏节奏跟全球不同步。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除中国之外，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下滑，这些国家已经经历了刺激—通胀—收缩的周期，所以到中国经济开始复苏时，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收缩。

如何看待“4增长”时代

从明年开始，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进入“4增长”时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已经不再支持5%、6%的增长。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往下走。预测2024年中国GDP增速为4.4%。

具体分析未来几年。第一，中国经济体量已十分庞大，即使4%左右的GDP增速也是相对高速的增长，要实事求是，不能认为4%就是一个悲观的数字。

其次，未来几年要处理的问题很多。除了复苏节奏跟全球不同步，这次复苏可能会经历中国地域差距、地区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过程。以往国内经济起伏有两个同步——中国跟全球同步，国内各地大小城市同步。即使不同步，步调差距也很小。但是这次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地区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开。有可能过了初始的“甜蜜期”之后，很多中小城市所面临的困难不会减少，比如今年很多民营企业在很多地方的买地等方面的投资不会明显增加。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非常大的新挑战。

第三，从高增长到低增长，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要过度评判和认为这很负面。二十年以前，在中国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的时候，每一分钱投资带来的回报都是比较高的。而现在一些投资带来的回报大大降低。比如在中国西部再建设高铁、高速公路，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低的；再在很多县城建设大剧院、博物馆等各种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也很低。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各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都在明显降低。

总的来说，如果未来几年，能够紧紧围绕将大量投资、最紧缺资源投入到大城市或人口集聚的地方，我认为实际上的投资回报还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但如果今年再次搞货币化棚改，再次将大量的资源通过非市场方式投入到广大低线城市，这个过程必然会带来中国下一轮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地方财政等系列挑战

当中国经济进入“4增长”时代，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首先是财政方面。我相信很多一线和强二线的核心城市没有太大的财政问题，多项数据也显示这些城市最近一两个月卖地卖得不错。但很多三线及以下城市，当他们的卖地收入跟以前高点相比下降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没有太多希望重新回升的时候，肯定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对财政、当地的城投、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当地的金融机构（城商行、农商行、当地其他的各种金融机构）都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挑战。

正因如此，今年不能盲目出台刺激政策。上一轮在三四线城市大规模刺激房地产市场导致的后果，在过去一两年已经看到了。

第二个挑战是地缘政治方面，这将深刻改变中国的潜在影响力。中国关键产业现在要进一步快速发展面临的难度比较高，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以及一些人群，尤其是高净值人士在国内的投资。

第三，在新一轮以人工智能、OpenAI带动的科技革命过程中，中国怎样能跟上国际步伐也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