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癌日 | 关于癌痛,我们能做些什么

张铃2023-04-15 20:16

记者 张铃 “‘哪有生癌不痛的’‘生癌就是要痛死的’,这些都是认知误区。”

4月15日是全国抗癌日,就癌痛相关问题专访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军。

王杰军是原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在国内推广有效、规范的癌痛诊疗模式。他告诉记者,癌症病人同时在对抗癌和痛,其实痛是可以较容易地控制的,要努力让更多癌症病人不痛。

癌痛及其伴随的恶心、呕吐、消瘦、情绪障碍,会让患者经历极端痛楚,逐步削弱患者与肿瘤作战的意志,也会导致抗肿瘤治疗依从性降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时间。国际著名期刊《CA》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出疼痛治疗是肿瘤治疗的关键组成,是肿瘤治疗不可缺少的部分,帮助患者解决疼痛问题至关重要。

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人近500万,五年现患病人数近1000万。通常大多数人认知中的癌痛仅发生于肿瘤晚期,但《难治性癌痛诊断与治疗》一书给出的数据显示,早期肿瘤患者有25%会发生癌痛,治疗后及稳定期的数字为33%,晚期则能达到60%-80%。

原卫生部在2007年7月发布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明确提到,要在二级及以上医院设立疼痛科。但根据中日友好医院樊碧发2020年发表的《中国疼痛发展纲要》,截至目前,全国6000家医疗机构中,只有38%的医院有疼痛科。

王杰军参与推动了全国超1000家癌痛规范化诊疗示范病房建设和近100家难治性癌痛规范化管理示范基地项目,参与完成国内《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癌性爆发痛专家共识》、国家卫健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中国癌痛治疗合理用药指南》、国家卫健委《癌痛诊疗规范》等标准规范的制定。

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抗肿瘤治疗跟最先进的国家区别非常小,但在肿瘤治疗理念上还有较大差别,重肿瘤,轻生活质量,对癌痛的关注不够。王杰军经常跟年轻医生们讲,肿瘤科医生治疗目标不是肿瘤,是治疗一个带肿瘤的人,让患者活得长、活得好才是目标。他认为,控制癌症患者疼痛,是医生最力所能及的部分。

:普通人对疼痛有什么认知误区?

王杰军:痛对人非常重要。急性痛是“好痛”, 可保护人体不受伤害,慢性痛是“坏痛”, 是疾病,给人带来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的不良影响。国际上早已把慢性痛定义成一种疾病,把消除疼痛定义为患者的基本人权,把疼痛作为体温、脉搏、呼吸、血压外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但在中国,人们没把慢性痛当成疾病去对待,中国文化里,忍痛就是英雄好汉,怕痛就是娇气。现在认知在慢慢改变,年轻人对生活质量要求高了,有痛就要消除掉,老一辈还是“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种误区,在肿瘤科的医生和病人群体里是怎样表现的?

王杰军:当医生控制不好癌痛时,就跟病人讲,哪有生癌不痛的?病人通常也认为,生癌就是要痛死的,这就造成了误区。

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抗肿瘤治疗跟最先进的国家区别非常小,但在肿瘤治疗理念上还有较大差别,重肿瘤,轻生活质量,对癌痛的关注不够。

癌症病人同时在对抗癌和痛,其实痛是可以较容易地控制的。治疗疼痛的药物、技术都很多,只是怎么去用它。讲到癌症病人痛,可能大家都想到病人快不行了,到晚期了,要去做临终关怀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的人整个患癌过程都会痛,有的可能活二十年,就痛二十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肿瘤病人生存期越来越长,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全世界治疗癌痛的金标准药是什么?是吗啡。听到吗啡,人们可能会想到成瘾、副作用、耐药,实际上吗啡是非常老、非常安全的药,是唯一没有器官毒性的药。但在中国,因为历史、文化的原因,对吗啡的管理很严格,不光病人害怕,医生和医政管理部门也担心。

2011年,我们跟原卫生部做了一个中国的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做了1000家病房,通过这件事打消中国医生用吗啡的顾虑。但尽管这样做了这么长时间,很多医生还是不敢用。2016年,我们做了一项回顾调研,数据令人吃惊:肿瘤患者平均发生疼痛比例是60%,医院使用镇痛药者只有11%-13%,疼痛治疗用药费用仅占整个肿瘤治疗费的20%。

:你关注癌痛的契机是什么?

王杰军:二十年前的春节前,门诊有个病人被家属扶着进来,进门就说:“王医生,你让我死吧,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他好几天没睡觉了,我就把他收进病房,给他用药。第二天我进一病房,家属就跪到面前,谢谢我让病人睡了一晚上,全家人可以开心过个年了。

这件事给我很大触动。接着,我们就启动了“无痛过年”的项目,为患者义诊,效果非常好。后来这个项目我们在全国10个城市同时做,做了20年。

:对癌痛的治疗和管理,中国做了哪些努力?

王杰军:中国从2007年起要求医院里必须设疼痛科,但这么多年下来,疼痛科发展不尽如人意,包括上海的很多大医院都没有病房,往往只有一些麻醉科医生来临时出门诊。

2017年,我们成立了难治性癌痛专家组,探讨如何用多学科合作的方式解决癌痛这一难题。我们把吗啡治疗效果不佳,或对吗啡反应很大的癌痛定义为难治性癌痛,把疼痛科、麻醉科、心理医生、营养医生请到肿瘤科来治疗患者。我们第一次定义了什么是难治性癌痛、发表了第一部专家共识、在全国开展了示范基地的建设,使更多医护人员懂得了疼痛不仅仅需要药物,多学科合作也很重要,这才是解决癌痛最正确的方式。

:有什么新的进展?

王杰军:我们马上会发一篇文章,文章由中国抗癌医学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家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国家卫健委疼痛医学质控中心、中华医学会麻醉学会共同参与,叫《疼痛危象》。“疼痛危象”的概念国外一直在提,认为“疼痛危象”必须住院,中国还没有人定义过,这次我们4个学会共同定义了它。

跟“疼痛危象”一起,我们还要做疼痛ICU病房,这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概念。我们请来麻醉科医生,和肿瘤科医生一起,给病人快速镇痛,同时把监护系统做起来。我估计今年内,这个病房就会在全国多家医院正式落地。

有了完整的方案后,怎么落实到医院?我们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支持下做了一个癌痛规范管理能力提升医联体,同时得到了国家癌症中心支持,在全国去推广癌痛规范化管理,我们已经建立一套完整的培训管理和评估考核系统。我们现在做了几个线上系统,也有教材,让基层医院必须怎么做,把技术推广下去,让更多医院知道怎么及时发现、评估和治疗疼痛病人。

: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让更多癌症病人不痛?

王杰军:我一直跟年轻医生们讲,肿瘤科医生治疗目标不是肿瘤,是治疗一个带肿瘤的人,让患者活得长、活得好才是我们的目标。其中,我们最力所能及的是控制患者疼痛。

我们未来一定会有这个机会,让更多癌症病人不痛。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把癌痛管理放到肿瘤治疗的质控里了,希望未来能上升到国家层面。接下来,我们希望通过医联体,通过更易普及和下沉、价格更低的数字疗法,让院内院外管理变成闭环,把病人更好地管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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