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3月的一天，刘文利来到山东肿瘤医院（下称“山肿”）复查。

九年前，他确诊肺癌晚期伴有脑转移及淋巴结转移，被当地医院判了“死刑”，辗转昆明、北京多家医院治疗也未见好转。濒临放弃时，他偶然听说山肿有中国最顶尖的放疗医生，便直奔济南。

如今，刘文利已经痊愈，精神也不错，他推开诊疗室的门，房间里坐着是他当年给他新方案的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山肿院长于金明。“你创造奇迹了啊！”于金明一眼认出了他。“是您创造了奇迹！”刘文利含泪说。

刘文利记得，那一天，于金明从美国开完学术会议回来，拎着包就冲进病房对他喊：“有更好疗效的药了，就是针对你的病！”用了新方案几个月，他的肿瘤消失了。

镜头移出诊室，电梯间、咨询台的工作人员正井然有序地忙碌。病人按铃了，护士们小跑着进病房。这是山肿崭新的质子中心大楼里一个寻常的上午。

结束上午的坐诊，于金明来到医院的三间质子治疗室，它们能提供当今世界上最先进、可靠的放疗技术。于金明是这个领域国际领先的专家，放疗领域唯一的院士，他边校正治疗台上的病人体位，边和身旁的医生们讨论。

二十分钟后，病人从治疗台上下来了，一旁的医生蹲下帮病人摘掉脚上的鞋套。

走出病室，很可能和从外地医院来的某位访客擦肩而过。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取经”人。就在3月下旬，医院接待了天津肿瘤医院院长、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上海儿童医院院长、江西省肿瘤医院院长……这几年来参观的医院领导达到千人之众。

他们来取什么经？

往病房综合楼走，门口竖着的标语牌或许就是答案，上面写着：患者至上，职工至上，将“办实事”落到实处。

“假如自己是病人”

“这是一个肺鳞癌患者，肿瘤大于5cm，建议行手术切除。”“我感觉这个肿瘤和大血管关系很密切，目前还不适合手术，应该先行术前新辅助治疗。”“不行，那样就可能发生转移了。”“还是要稳妥些，另外，肿瘤与左侧主支气管太近，有可能伤及气管……”

在山肿8号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群专家在热烈地讨论着，这正是山肿自2020年3月起，在全院范围实施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专家的免费多学科会诊（MultipleDisciplinaryTeam，简称MDT）。每个首次住院病人，都要由接诊医生拿出初步方案，全部上MDT讨论。

现代医学分类越来越细，但带来的弊端也很明显，如不同专科的医生各自为战，不利于患者得到综合诊疗。这种矛盾在肿瘤领域尤为突出。

医改专家、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徐毓才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多学科会诊意味着诊疗过程将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作进行规范化地诊疗，不再单纯由某个医生说了算，可以给出最优治疗方案。

山肿乳腺病中心主任、乳腺癌MDT首席专家王永胜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们的数据已经体现，对于复发转移的乳腺癌病人，经过MDT并严格按其方案治疗的病人，效果远远优于没有接受过MDT的，病人无进展生存期得到了显著延长。”

不过，所有病例都上MDT讨论，工作量极大，加上各科主任都很忙，难以抽出时间，国内医院大多只对重点病例进行MDT，并且有不同程度的收费。“全院范围的免费MDT，这样做的全球独我们一家。”于金明说，三年下来，已有近10万患者因此获益。不论多忙，只要不出差，他都会参加每周一、三下午乳腺癌和肺癌的MDT讨论。

在3月初的一次多学科会诊讨论时，于金明发现一个医生因收了药企的回扣，给病人改了治疗方案，当场指着医生的鼻子开骂：“你还不如土匪，土匪图财不害命，你是谋财又害命！”

还有一次，一个医生让病人住院几天，先办理出院，然后再入院，避开MDT讨论和检查，开出了“大处方”，用处不大，金额却不小。后来，他在全院大会上被通报批评，并在院党委研究决定下被严肃处理。于金明说：“收入固然重要，但是要规范的收入，不能要病人流血、家属流泪的收入……”

2021年，在一次全国范围的肿瘤多学科诊疗大赛中，山肿MDT团队获得冠军。他们的MDT模式成了外院领导和专家来参观学习的重点，仅2022年下半年就有600余人次参观。

更多被吸引来的是来自各地的患者，仅2022年第一季度，山肿门诊量同比增长约40%。

看病40年，于金明的口头禅是，假如自己是病人，希望被怎么对待？

多年来，山东没有专门收治儿童肿瘤病人的科室，全国范围内也很少。孩子们来了山肿，只能被介绍到其他综合医院去，但综合医院儿科又不长于肿瘤治疗。于金明决心要建个新科室。

2019年2月，山肿成立儿童肿瘤科，四年时间，从零病人、零病床，发展到有了约两百张床、四五百病人，比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儿童肿瘤科还要多。

2019年底的疫情爆发后，山肿一天也没有停诊，2020年上半年，收治患者甚至较去年增长28%，手术量同比增长22%。于金明说，肿瘤专科医院面对的是死亡率高达50%以上的肿瘤患者，如果因为疫情使肿瘤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就是失职。

有人提醒他，这样做太悬了，一旦有事，首先找你院长，你就不怕吗？

于金明回答，不能不管病人，大不了撤我的职。我不当院长，还可以当医生照样看病。

在于金明的专家门诊，慕名而来的病人很多。为了高效，他的学生、胸部放疗三病区科主任王琳琳会先清晰、快速地介绍每位病人的大致情况。

在质子治疗室，于金明注意到了王琳琳为病人摘鞋套的细节，他颇为自豪：“我们医院的主任们都发自内心对病人好。”

现在王琳琳已经是医院的骨干，带领病区成为了医院的明星科室。

“把绿皮火车改成高铁”

在山肿，像王琳琳这样快速成长起来的知名医生不在少数。

2020年开始，山肿破除干部终身制，中层干部全员竞聘上岗，原来的科室主任全都卸任，重新申报竞聘。竞聘过程中，需要由科室、病区主任护士长、全院13个科室的主任护士长投票，投票比例超过75%才能参与答辩。

一夜之间，外科十二个科室主任“下来了”。

那一轮竞聘，全过程实现了零举报、无投诉，医院干部形成了70后掌舵、80后领军、90后骨干的局面。

“不要拍我马屁、送礼，我说了不算。”于金明说。3月下旬，医院刚刚进行了一次竞聘，他的学生、某病区主任没有通过。

山肿还全面实行科主任领导下的主诊医师负责制：打破传统的科室管理模式，将本科室医师分为若干主诊医师组，作为医疗活动开展和考核管理的主体。

同样地，主诊医师不靠资历，符合条件者都可竞聘，两年一届、能上能下，一大批有干劲的主诊医师被选了出来。

徐毓才认为，在全院范围开展多学科会诊、破除干部终身制、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这些做法具有创新意义、开拓意义。

“很多医院论资排辈情况严重，年轻人成长不起来。”徐毓才认为，干部竞聘上岗能极大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年轻人进管理层也让医院更有活力。

干劲还来自于实实在在的激励。

山肿改变了传统分配的“大锅饭”机制，推进绩效分配制度改革。每个月由院领导和中层干部、护士长及主诊组长相互打分，与绩效挂钩，原则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包括院领导在内，实行“一人一绩效、一月一绩效”。

长期以来，儿科都是“苦科室”，收入低，风险高，难度大，很多人不愿意干。山肿就在绩效上倾斜，给到儿童肿瘤科医护1.4倍的绩效。

于金明希望“把绿皮火车改成高铁”，他明白，改革创新可能会失败，但不改革、不创新，因循守旧一定会‘死’，而且会‘死’得更快、更惨。

于金明把领导干部分为两种，一种是“给我冲”，一种是“跟我冲”。他每周出三次门诊，参加两场MDT、数次大查房，门诊量至今是全院最高的。

医护们说：院长从来不偷懒，别人当然只能拼命干。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疫情的第一个年头2020年，2508家参评三级公立医院中，43.5%的医疗盈余为负。那一年，山肿的各项业务指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2022年，山肿年门诊量达到40万人次。过去三年，山肿的主要业务指标同比增幅均在20%以上，实现了高基数上的高速增长。

徐毓才分析，近年来医院的收入受到多重影响。一是疫情；二是国家在打击骗保，很多医院因为治疗不够规范遭到处罚；三是正在推行的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客观来讲，肿瘤医院这样的专科医院受影响相对较小。

医院发展的红利也被共享给了全院干部职工，员工福利待遇大幅度提升。

没有设定的目标

一流医院必须有一流团队，在用人上，于金明的理念是，要让猴子去爬树，让兔子跑步，让鸭子游泳，最大限度发挥不同人的潜能。科研精英才是人才，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医生、受病人欢迎的护士也是人才。

比如影像科主任黄勇，是看胸部肿瘤CT的“大神”，但却没有多少论文、没拿到“国自然”基金，甚至没有博士学位。他不仅破格被任命为科室主任，还被评为医院评选唯二的“首席专家”。

除了内部培养，近年来，山肿还在国内国际广揽人才，成功吸引了多位“国家队”学科带头人。

病理检验特检中心主任汝昆就是其中的代表。2022年夏天，第一次和于金明见面，聊了不到三小时，他就决定加入山肿。

汝昆原是天津血液病医院病理中心和检验中心的主任，曾在美国生活工作过多年。他在体制内外都有执业经历，对人和事有着高度理性的判断，但山肿的未来和于金明的人格魅力，在短时间内吸引他做了决定。

后来，医院给了他一个特别的合同——没有设定目标。

“没有目标大概就是最难的目标了”，汝昆的宿舍和科室在同一幢大楼，加入山肿以后，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多就成了常态。

相比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放疗，病理属于山肿的短板，但又对肿瘤的诊断至关重要。汝昆计划引进一批人才，同时把优秀医生送出国学习，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带出一支合格的队伍。

作为中国血液病理的开拓者，54岁的汝昆把山肿当成专业生涯的收官之作：“未必辉煌灿烂，但要功德圆满。”

对儿童肿瘤科主任王景福的引进，更是成了山肿人流传甚广的故事。

一天，于金明在天津出差，有关部门请他聚餐，他拒绝了主宾位置，说要把座位留给一位大专家。不一会儿，一对身着朴素的中年夫妇走了进来，于金明起身相迎。

一位领导悄悄拉他的衣角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天津的大专家我都认识。”

“在我眼里，他可是真正的大专家，我就需要他来建儿童肿瘤科。”于金明说。

这位“大专家”就是王景福。2019年2月，在于金明“三顾茅庐”后，王景福离开“国家队”天津肿瘤医院，加入“省队”山肿，在这里从零开始建儿童肿瘤科，科室的病人几乎都是奔着他来的。

建一个新科室，无异于平地起高楼。没医护、没场地、没设备，一切要从头来，需要多部门支持，但并不是所有部门都理解。王景福的做法“简单粗暴”，常常是直接撂下一句话：临床需要的所有设备、技术，你们不需要找理由，“给我办了就行”。

科室护士长程方方是建科三个月后过来的，她回忆，儿科又苦又累又不赚钱，起初没人愿意干，只好从各个科室抽签调人，“来这的每一个护士，都哭过。”

免疫治疗、移植干细胞，监护病房、临终关怀病房、儿童乐园……科室一点点建了起来。王景福的工作模式是早7晚11，每月做五六十台大手术，他48岁，头发白了一大半。

建科一年多时，王景福曾被一位患儿家属投诉“没有医德”。那是个约四五岁、得了肾母细胞瘤的孩子，疾病一直在进展，治疗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并发症。家属认为是治疗引起的，投诉后到其他医院做了手术。

过了半年多，他们又回到了山肿——多方求医时，医生们纷纷建议，“去找王景福”。

王景福拒绝再接收。除了曾不被信任，还有现实层面的难题：儿童的瘤体不固定，他不清楚其他医生把手术做到了什么程度，这不利于自己的诊疗。

孩子站在旁边，突然说“我不治了”。听到这句话，王景福放下了全部顾虑，收治了孩子。最终，在他的治疗下，孩子痊愈了。

让医患“阅卷”

于金明希望把医院“做精、做细、做强”，在学科建设上，既要有“峰”，还得有“山”，形成“高原”。近几年，医院新成立的儿童肿瘤科、淋巴血液科和少见肿瘤科，填补了山东省内的学科空白。

这并非偶然。于金明总记得，小时候村里的老奶奶讲的故事——别光看狼吃着兔子，要知道，狼在雪窝里趴了两天了。

第一次到山肿参观的人，会有这样的体验：从济南市区驱车往西，高楼渐少，到了医院门口时，会发现这所现代化的肿瘤医院所在道路两旁，俨然一个普通的村镇，路上多是旧民房，摩托车、三轮车散停在房前路边，不同省市牌照的车汇聚于此，出租车司机们蹲守路旁，村民们开起旅馆、饭馆、超市，招揽外地来的癌症患者。

这场景，多少留下了一些山肿成长过程中的印记。

曾经，山肿是一家典型的“三无”医院，没历史、没文化、没人才，地处偏僻，被称做是济南的“西伯利亚”，到这的医护会被戏称为“流放”。

1993年起，于金明带着团队研究和尝试最新放疗技术，陆续提出“靶区精确勾画”“射线精确施照”“适形放疗”“调强放疗”等新理念，将中国肿瘤放疗引领到了以精准计划、精准定位和精准施照为特征的“精准放疗”时代。他们的研究成果，修改了中国、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国家的肿瘤诊疗指南。

2017年，于金明向国家提出建设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的构想，之后又向山东省提出建设质子中心，引入全球最先进、可靠的肿瘤放射治疗新技术“质子治疗”。几年后，一个投资达30亿的质子中心拔地而起，并于近期完成了质子治疗临床实验，即将正式投入临床应用。

如今，山肿有50万元以上医用设备270余台套，其中包括质子放射治疗系统、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TO－MO）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Cy－berknife）等先进设备，还有15台高端直线加速器。

一位长期关注医改的专家对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肿瘤医院的发展严重依赖放疗设备，近几年山肿上了较多大型放疗设备，这对加快医院的发展有较大作用。”

现在，在国内的放疗领域，山肿是公认的“老大”。在全国肿瘤专科声誉排行第6位，居全国省级肿瘤医院之首——这一成绩连续保持了12年。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曾在2014年到山肿视察调研时评价：医院规模虽不大，但学科齐全，重点学科突出、专科分科很细，发展思路非常清晰，是一所进步最快、发展健康、潜力巨大、前景光明的医院。

2023年1月，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受邀到山肿做报告时盛赞：“于院士不仅是学术大家，还是管理大师，在医院管理上有独特见解和成功经验。”

于金明没学过管理，但他的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记载着所思所想，常常写着写着就超过了一千字的储存上限，许多内容跟医院的管理、发展有关，最后变成了一个个落地的项目和做法，变成了患者、职工的体验和实惠。

他把这当成自己的“作业”，全院患者和职工是“阅卷人”。

（刘文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