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文 吃饭是大事。《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窃以为这句话非常好，点明了吃饭是跨越阶级的。皇帝老儿坐拥天下，扬州盐商富甲一方，文人墨客坐而论道，但在食与性方面同穷酸乞丐、牢头犯人与平民百姓有着类似的需求。更重要的，世间其他一切往来酬酢皆可由宦官、宫女、仆人、秘书和学生代劳，唯有饮食男女之事必须亲力亲为，否则要么饿肚子，要么戴帽子。可见众生平等。而两者相较，饮食靠前，证明男女之事是缘分，饮食之道却是本分。一是锦上添花，一是雪中送炭，孰重孰轻，也就一目了然了。

但吃饭又是阶级差异的体现。慈禧太后的“满汉全席”和老百姓家的面条馄饨相比，就不在一个档次；沈万三给皇上准备的猪蹄，就是比普通民众家的香。北京城西展览馆附近的“莫斯科餐厅”，民间俗称“老莫”，是王朔笔下五六十年代高干子弟的聚会场所----《动物凶猛》就描写过一群顽主喝多了酒出门把炸猪排、奶油烤杂拌儿和黄油果酱面包慷慨吐过一地的场景，类似的描写也出现在《橡皮人》中。那时候的“老莫”，绝非一个单纯的餐厅，而是一种朝圣，一场礼拜，又或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那个寻常人家只能吃大白菜和玉米窝窝的年代，坐在老莫的穹顶之下吃冷盘鱼、品炸猪排、喝伏特加，真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现在生活好了。“满汉全席”的招牌随处可见；走进北海公园就能吃到宫廷菜；往周庄的水乡一走，但凡卖猪蹄的地方到处打着沈万三的招牌；“老莫”的客人也不限于高干子弟了。只是占了“满汉全席”的虚名，却未必能享受到慈禧君临天下的气派；就算吃尽了“老莫”的俄餐，也断然难觅当年那份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霸气。所以吃饭虽是人人可为人人必需，但还真是因天时地利人和而异。有时尽管物质上的差距会暂时消失，精神层面的不同还会出现。

有时吃饭要环境，有时吃饭需心境。所谓环境者，必正襟危坐，方巾高杯，碗筷齐备。席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席间可以谈谈最近的打虎形势、聊聊央行降息和经济运行、猜猜某电影是不是会推动某股票。更有甚者，还要求包间雅致、装修华丽，最好还能依山傍水，将这自然之事同大自然合为一体。而所谓心境者，则无所谓就餐硬件好坏，更不求泉水叮咚、清风摇曳。只需一声吆喝、喊上三五知己，就算是苍蝇馆子或嘈杂夜市，聊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话，也就心满意足了。前者可称饭局，后者可称聚会。饭局者，吃饭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是社交往来，搭建人脉；聚会者，吃饭也是一种手段，更重要是叙叙旧情，吐露真言。

但有一点是前提条件，就是桌子上的东西必须得好吃。否则只好要么换人，要么换地方。我去读高阳、唐鲁孙、梁实秋这一众吃货文章，看到为了吃一碗面可以有十年之约、为了等一道菜可以跋涉数十里，真是心有戚戚焉。看来这吃饭，不论环境还是心境，皆是相由心生，还是要看货真价实的料。不然就算是顶着个“满汉全席”的名头，若食材、刀工、火候、配料均属下品，也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

吃饭表面看来是个面子，其实本质是个里子。山珍海味与粗茶淡饭之间，也许就差一个厨子——其心态、脾气、情绪、经验，对一顿饭的影响尤为重要。难怪坊间有人传言汪伪的头牌厨子可以接着伺候老蒋，还有资格更进一步。正所谓哪管城头变幻大王旗，我只顾锅碗瓢盆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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