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记者 邹卫国 宋馥李 近期，作家余华有个与“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话题相关的视频广为流传。视频中余华提到，一家出版社的文学杂志打算招6名编辑，但投简历的有6千人，挤在前面的多是硕士博士。这是典型的内卷化情景。

对于内卷现象，就业岗位的相对短缺，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邢予青说，在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里，典型的中产岗位如护士、药剂师等，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实际非常有限。

“他们能够提供很多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而你不让他们获得很高的收入。”邢予青说，当你忽视知识，你会发现“人”获得的收入是最少的；那么显然，“拥有资本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拥有土地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邢予青是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他以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而著称。同时，他也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有很多独到见解。一定意义上，前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洞察，也可看作其在价值分配视角的延伸。

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核心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及物价稳定。在邢予青的视野里，问题是广泛存在的内卷化现象，他的关注点落到了庞大的中等收入岗位上，“中国牙医为什么这么少？中国的护士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中国药剂师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起来？”

他发现，这其中很重要的是政策方面的因素。追问这些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宏观经济及相关政策。

3月30日，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邢予青说解决内卷的问题，实质是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达到共同富裕，“我认为中国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培育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得我们能够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这是将来中国解决内卷问题的方向。”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曾提到，我们中产的需求、大市场有很多空白领域没有填补，有一大批可以培育中产阶级群体的就业岗位，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再展开讲一下。

邢予青：中国的韧性来源于它的体积非常大。中国经济非常多元化，有上千万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说，一个企业出现问题，还有千百万个企业不停诞生并且不断的前进。我们不必纠结，这几十个或者几百个企业，在技术上受到美国禁运产生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是1.27万美元，美国是7万美元。7万美元和1.27万美元的国家比较，在技术前沿、最尖端的地方有一定差距，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这么大，美国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五倍，我们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一个国家从宏观层面来讲，有三个目标，即：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物价稳定。

创造就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中国这个每年毕业上千万大学生的国家来说，我们要创造更多能够吸收这上千万——包括文科、理科、工程各科大学生、硕士生的就业。

中国有许多可以发展的产业和行业，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目前，国内出现内卷现象，其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受过很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找工作遇到了困难。他们的困难实际上来源于什么？就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模式，没有创造足够、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

如果看发达国家何以成为高收入国家，他们的中产阶级何以形成，我们就会发现：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工作，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而不是以低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就业，比如送外卖、拍抖音视频等。这些东西，绝对不是。

我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首先是护士。在日本、美国，护士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不仅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且工作非常稳定。但在中国，护士成为一个相对低收入的阶层，成为很多人不愿意从事的行业。行业本身没有发展好，结果又衍生出护工——一个更加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护士收入很低，但病人找护工是他自愿掏钱包，是市场化的机制。实际上，病人是愿意雇护工的，他有支付意愿。但由于国家政策，使得医院不能够按照护士提供的、以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服务，获得合理报酬，这就导致护士成为一个无法支撑中产阶级就业机会的行业。

另外一个例子是药剂师。在日本，成为药剂师和成为医生一样，都需要攻读六年，学费也一样贵。在任何一个国家，药剂师不是一个中等收入的职业，它属于upper-middle-income（中上收入）的职业。但在中国，谁想去做药剂师？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药剂师是干什么的。我们很多药店根本就没有药剂师，也在卖处方药。

但卖处方药需要药剂师，这是一个共识。为什么？因为处方药涉及病人生命安全。拿错药、配错药都会导致生命危险。药剂师实际上是把关人，可以提供关于医生开的药是不是合适剂量、是不是符合要求的把关。

还有一个例子是牙科医生。日本每1600人有一名牙科医生，中国是2.8万人才有一名牙科医生。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到2800人有一名牙科医生，这对牙科医生的需求是巨大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咨询行业。在美国、欧洲、日本，如果为一个咨询公司做咨询工作，你的收入绝对是超平均收入的，属于中上收入的职业。我们都知道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兰德等。中国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公司呢？如果没有，我们又少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

现在记者经常问我，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战。其实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学者，我的研究也是非常基础的理论性研究。对于每一个企业，受到贸易战影响，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它涉及到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具体的产品、具体的行业。这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需要咨询公司来做的。

中国现在有很多智库，基本都是大学老师兼任智库工作人员，支持智库研究。大学老师主要研究和教授基本理论，运用非常广泛的理论，从事的是比较泛泛的知识传播。或者说，大学老师本身掌握的知识，并不涉及政府需要考虑的具体政策，也不涉及企业的具体运作、企业的产品和市场发展。

因此，涉及这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产业化的咨询公司。例如一个企业如何应对美国在半导体上卡脖子的问题，如何规避美国对中国产品增加的关税等等。

这些例子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完全能够支撑中产阶级的形成。我觉得，我们对知识不够重视。

我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我们有自己的跨国公司后就会发现，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设分公司时，他们需要有外派高管，这些外派高管都是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会说外语，懂得如何管理当地员工，如何和当地企业进行合作沟通，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等等。这都是属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

中国需要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这方面的潜力是巨大的，而不是光刻机。

经济观察报：刚才列举了很多高收入的岗位，那么，是什么决定这些岗位的收入水平，内在因素是什么？比如同样做清洁工作，在北京、县城或纽约做的收入差异非常大。如果我们没有顶尖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规模的高收入岗位？

邢予青：为什么在美国做清洁工的收入比在中国做清洁工的收入高？这种现象与生产率无关，这和生活成本有关。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reservation wage（保留工资）。就是说，一个人要是工作的话，需要最少可以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显然，在纽约生活的成本要高于北京或西安。尽管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生产率一样，纽约的清洁工就是比北京或西安的清洁工收入多。

我刚才列举的那些产业，其实都是以技术为支撑的就业。这些行业的工资基本是由个人生产率决定的。一个投资者开一家药房，肯定要赚钱。如果他雇一名药剂师，是不是要给药剂师支付薪水？药剂师的资格很难拿，这个投资者是不是要给药剂师支付很高的收入呢？但因为药房没有药剂师，药房的收入是在药店老板和柜台服务员间进行分配，这完全是在资本和低技术售货员之间的分配。

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跟收入差距有关系。当一个经济体创造了收入，收入是谁在分享？资本、土地和人。如果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和土地总是拿大头，而人拿小头，那是不是说拿小头的人就不应该是有知识的人，不应该是有文化的人。

在一个经济体中，有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们能够提供很多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而不让他们获得很高的收入。那实际上，在第一次收入分配的时候就出现了非常畸形的分配结果：土地和资本占了很多。

自然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着人为扭曲的问题。当你忽视知识，那么在第一次分配时，你就会发现“人”获得的收入是最少的。由于土地价格和房价上涨，那就代表着土地占了很大一部分收入分配，谁拥有土地，谁就获得了很大的分配。然后是资本，显然拥有资本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拥有土地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就是说，拥有知识、拥有技能的“人”，他们的获得很少，这显然不利于共同富裕和培育中产阶级。

经济观察报：目前，这些岗位收入相对较低，是政策原因还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

邢予青：中国牙医为什么这么少？中国护士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中国药剂师行业为什么不能发展起来？很大原因是政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regulation（监管）、约束或者不鼓励。

护士涉及到是：医院是否可以通过高收费来支付护士提供的服务。显然，从市场来讲，病人愿意支付这个费用，护工费用都是自费，不走医保。市场愿意支付，所以不是支付能力的问题。病人愿意支付，但国家不允许。

牙医涉及医保问题，即能不能用医保看牙，或者说医生自己设立牙医诊所是否可以用医保，设立个人牙医诊所的手续是不是很繁琐？

药剂师的问题涉及国家政策。国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政策：只要开处方药，药剂师必须坐堂，不是只挂一个牌子。不是药剂师，是不能处理和调配处方药的，这是违法的。在中国是否有类似严格的要求？如果有，是否执行？这就涉及政策及政策执行的问题。

至于咨询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问题。中国大部分企业家更重视可以看见的产品，对无形知识的重视不够，不愿意对咨询服务支付很高的服务费用。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在海外有很多建筑工程。但这些工程公司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海外做工程时，中国的民工、工人带出去。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好管理，都住在集体宿舍，工资可以给得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去运作，企业不需要有能力的管理者，不需要能讲流利外语、有很高管理水平、可以和当地工会、政府进行沟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工作模式阻碍了外派高管职位的产生。也就是说，这种运作方式让中国经济失去了高收入国际化的工作岗位。

我个人认为，政策是约束，甚至不鼓励许多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发展。此外，中国企业家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他们要更重视知识的价值。比如，当这么多企业受到制裁，如果在国外，企业肯定会找咨询公司，帮助他们回答如何应对、产业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

有一家上市企业，是苹果公司的供应商，零部件做得非常好，成本控制也很好，但公司估值很低。一个投行分析员问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我的回答是：由于这家企业没有多元化战略。这家企业只依靠苹果这个客户，一旦被苹果切割，肯定收入大减，股票会大跌。面临这种状况，企业应该雇佣很多战略家、分析家，思考如何多元化并且实现多元化，而不是仅仅依靠苹果作为唯一客户。

这个投行分析员也同意我的看法，她认为这家公司没有看得见的具体战略，没有能够为公司设计出多元化战略的人，也没有能够在战略设计后进行实施落实的人。

经济观察报：一般而言，高收入群体很多来源于高附加值产业，高附加值产业跟高技术产业有很大关系，比如人工智能。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可能年薪百万甚至更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是需要在最顶级的科技中间进行大投入？

邢予青：经济学家经常这样说，在日本GDP中，服务业占70%，美国占70%。就是说，实际跟制造相关的只有30%。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高端服务。

而刚才谈的这些东西还是跟制造相关，即我们还是认为，经济发展只能靠造东西。我们讲生活品质提高，很多品质的提高，实际上来源于服务，来源于人提供的服务。

比如说中国的美容行业。美容院需要不需要有资格的外科医生？这是不是没有详细的规定？中国市场对美容服务的需求巨大，美容院也很赚钱。但很多美容院根本没有医生，造成了很多事故，实际上对这些客户是不公平的。

国家不能严格规范开美容院，现在的美容院不是简单抹抹化妆品，而是使用许多具有药物性质的美容品，用各种皮下注射，注射很多东西、拿针头等，这在国外完全是医生在做的。我们这里普通人就可以做这个东西，这难道不是一个问题吗？

这就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呀，可以产生很多高收入岗位。在日本，做美容的外科医生的收入是最高的呀。因为他们需要做美容啊，要动刀子、动针头，然后就是后期的护理。

比如说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对于社会稳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

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由于工作、由于生活，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产生了心理的疾病，那么是需要心理医生对他进行咨询，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中国的心理医生有多少呢，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在乎这个什么特别尖端的高科技。那种尖端的高科技，他们能创造的就业是非常少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思考，就是如何培育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得我们能够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我认为，这就是将来中国解决内卷问题的方向。

再讲一个行业，就是这个仿制药。智慧产权保护期作废以后的仿制药，印度是做的最好的，印度也是全世界出口最多的。

中国在这方面和印度比差距非常大。中国只能做什么，做按吨卖的药原料。那么，为什么不去做仿制药，那些生产药原料的企业为什么不去做仿制药？

如果他们做仿制药，他们就需要做什么？他们就需要雇很多的科研人员。我们很多大学学生物、学生化的或者是学药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就都会有工作机会的。

中国大概有五千多个药厂，我不知道这些五千多药厂他们雇了多少博士和硕士学生，来帮助他们做仿制药或者是原研药。

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产业结构，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并不重视科研。如果他们重视科研的话，他们会创造非常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岗位，雇佣非常多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新产品的研发和现有产品的质量都需要获得高等教育的科研人员。

真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的潜力，前景非常广阔，我们不应该仅仅盯着全世界最前沿的硬科学的东西。

这实际上回到了我谈的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政府制定者或者经济学家，当你看这个宏观经济的时候，基本就三个：稳定的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稳定的物价。

那么当你谈到就业增长，它不是说是几千个、几万个，它是上百万，因为我们的人口规模。最尖端的那个地方，根本容量容不下几百万个岗位。

如果你再看一下发达国家，它们那些中产阶级、高收入的阶层，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你看我们这些生产鞋和衣服的企业，它们雇了多少设计师呢？它们习惯于抄袭知名品牌的设计，其他品牌推出新设计，它们马上就抄。因为没有品牌，也不想打造品牌，也就不需要做marketing（市场营销），对吧。因为你有了品牌，你才想我怎么通过市场战略（marketing strategy），使得我这个品牌家喻户晓。这样的底层次运作，自然就不会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收入的岗位。

作为一个人均国民收入1.27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高收入就业上，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发展空间实际上并不是那些最硬核技术最前沿的地方，不是的。

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创造更多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思维。

尽管我在日本，我实际很关注中国这个关于内卷的讨论。我的结论就是，不是因为大学生不愿意“脱下大褂儿”，而是因为，我们这个经济无法创造更多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就业机会。这是内卷的根本原因。

只要我们对这些具体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对现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个内卷。真的，你想一想，如果要求所有的药店必须有药剂师坐堂，你看对药剂师的需求是不是巨大的？

解决不了面临的内卷问题，就会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中真的陷下去的。

经济观察报：全球价值链的重组，目前一些国家提出了加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战略，其中有一个就是美国明确提出的对抗中国，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这个价值链的角色，这种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邢予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它实际上不是侧重于所有的产业，它仅仅侧重核心产业。美国拜登政府在2021年发布了一个报告，关于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就提出了四大产业。

就是半导体、药原料、核心和稀有材料和大容量电池。

那么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为了抗衡中国，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高估了中国的实力，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冠军忧郁症”。

比如说半导体产业，根据我的分析，其实美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甚至是垄断的。

比如说在药原料制造方面，这个产业并不存在高技术，只是美国不愿意做，因为生产药原料是比较污染的，但是由于疫情问题，许多国家认为药原料，依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无法应对这个突然来的疾病的，所以它们需要让这些产业回流。

这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全世界40%的药物原料来自于中国。

比如中国的锂电池产业，锂电池产量应该是世界第一，前十大锂电池制造商大概六个都是中国的。

但是，展望未来，美国、欧洲和日本，它们不会接受它们将来的EV（电动汽车）都用中国的电池。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来讲，汽车产业一直都是一个支柱产业，尽管它没有涉及到国家安全，但它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是一个支柱产业，那么EV的核心技术目前就是电池，那么这些国家的汽车产业的电池不可能都依靠依赖中国。

尽管现在中国在EV电池的占有率很高，并且做得也很好，但未来中国要为这个做准备，就是面临着欧洲、美国和日本电池产业的竞争，这些国家的电池产业会在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崛起的。

美国已经提出一个法案，支持电池制造商的发展。近日美日签订了一个协议，允许使用日本原材料制造的电池的EV享受美国政府给电动车的补贴。这个协议很显然就是符合刚才讲的鼓励日美EV电池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那么这种转型显然对中国电池业目前的垄断地位或者核心地位产生影响，中国药原料的制造业也会受到影响，这些加强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策略，实际上有一定的去中国化的意思。

在半导体产业，中国需朝更高一级的制造技术发展，但是，在技术上出现了一些瓶颈。因为美国对于14纳米以下的技术，对中国实行禁运，并且希望日本和荷兰一起加入。那么日本和荷兰可能也会跟随美国的这个步伐走，也对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对中国实施禁运。另外，美国也掌握着半导体设计的这个EDA软件，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我认为朝特别高端的发展，中国是会遇到困难，但我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把不是特别前沿的、低端的这个半导体做好或者芯片做好，我觉得中国能够通过自己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发展出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中国发展的很快，过去两年半导体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于过去几年对于电脑和手机的需求，导致电动车的半导体出现了短缺。现在手机和电脑的需求已经下降了，缓解了对电动车的集成电路和芯片的供给。

那么未来电动车是一个方向，如果在中国电动车能卖到一千万辆，1500万辆甚至两千万辆的话，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而电动车所需要的芯片，根本就不需要14纳米，在28纳米以上都能解决。所以我个人认为，电动车的发展会使得中国能够更加侧重于自己的独立自主，这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利用自己的庞大市场来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