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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经典】

李义平/文

乔治·吉尔德主张通过市场机制、企业的创新形成新的需求，自然地淘汰落后产能，以新的产业兴奋点引领经济发展。他认为减税有利于企业家的创新，解决滞胀只能从供给端入手，靠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生产出新的产品，而不是靠加杠杆，破坏货币价值和经济秩序，继续增加旧的产能。

为了原原本本地介绍吉尔德的观点，以下引证较多。

有效的市场可以创造有效的需求

供给学派认为，解决滞胀问题不应当从需求入手，不应当继续加杠杆，而应当从供给着手。

供给是市场的供给，是市场机制调节的供给。吉尔德写道：“资本主义礼品的来源是经济的供给方。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点是所有成功经济政策的核心。”这里所讲的供给是市场的供给，是企业家的供给。吉尔德认为“事实证明信念和想象力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本品。财富大半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金钱的产物。”

财富是思想的产物，多么振聋发聩的诊断。

吉尔德说，“在经济当中，需求在优先位置上取代了供给的结果是经济疲软而没有创造力，通货价格以及生产力的下降，这种混乱同时围绕着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他强调，“需求并不以任何十分确切和可以识别的方式存在，它是不断变化的欲望和情感，而欲望和情感呈现特定的形态对一定供给的反应，因为不存在对新的未知品的需求，不存在创新和天才不可预见发明的需求，局限于需求会导致停滞不前。经济的平均主义倾向于助长馈赠的贪婪，更削弱各种各样具体的来源，支持需求的无效和喧嚣。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理由假设两个概念同等重要。需求只有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才取得了与供给同等的地位。它在我们骗人的政治中获取了具有欺骗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需求放在首位，会不惜后果地上项目、发票子，阻碍创新。

史蒂夫·福布斯在为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写的序中指出：自由市场是把稀缺转换为丰裕，把今天的奢侈品变为明天的普通商品和必需品的持续过程。一个世纪以前，汽车是富人的玩物，一辆汽车的花费相当于现在的10万美元，享利·福特的流水线使得这个富人的玩物变成了每个工作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物品，使它成了提高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工具。30年前，电池寿命短、像鞋盒那样大的手机要花费3995美元，现在全世界有50亿部手机，它们从电话通信发展到了掌上电脑。在美国，即使最穷的人都有手机。

史蒂夫·福布斯说，吉尔德了解资本主义的无形性，财富来源于正不断扩大的信息池。他还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消费者购买之前发现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创新与计划是相互冲突的。吉尔德指出，“财富创造的过程与平等主义和计划都是相冲突的，因为这个过程会以各种无法预料的方式产生堆积如山的新财富。但是，对自由企业来说，最基本的混沌状态是不可预测的，它否认所有的经济模型和计划。这对建立系统性获得证书以取悦当局而获得地位的大多数教授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按照定义，革新是不可被计划的”。主要的企业家都没有在现存的层级制度上爬升，他们创造了新的层级；他们没有升到任何事物的顶峰，他们用自己的成功把自己推向了顶峰；他们没有占领制高点，他们成为了制高点。

在市场经济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创新的体制背景，这样的体制背景是十分重要的，但真正创新的是企业家。吉尔德认为，美国所以经济发达，原因在于美国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他说，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了企业家精神的大爆发。吉尔德推崇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他说，熊彼特是这样令人难忘的叙述的：“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财产，它本质上是经济变化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之继续运转的基本推动力是新的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的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工业组织新形式。”

吉尔德说，“在创造性破坏的斗争中，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不能说具有决定性的优势。总的说来，大企业在逐步提高生产率（虽然累积起来很庞大）方面是很可取的，并且在政治和全部的影响大于技术创新的影响的世界经济中具有扩展市场方面的优势。小企业从整体来讲效率较差，但是它们都最有可能产生出完全新的产品。大企业有时能成功地收购或设立附属企业，这显示出其在仿效和改进别的企业的创新方面力量雄厚。大企业所缺乏的是众多的企业家数和不受约束的灵活性。虽然就任何单一的小公司来说，其创造力不如大公司，然而数百万家小公司合起来却是创造性破坏力量的基本源泉，也是生产有益变革的主要推动者。

吉尔德说，“创造力是无法预期的，而且也是无法控制的。如果政治家寻求中央计划和中央控制，就不可能获得推动力和生命力。一个被管理的经济几乎必定是贫乏的经济，它的进步只能靠从国外借来或偷来”。

吉尔德讲道：“创新总是难以预期并有可能出现危险后果。在开始阶段，它常常是不确定的，缺乏效率的，如果是根据科学的新发现，甚至是不可捉摸的。任何防止环境破坏，防止工作场所不安全，以防止任何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危险的保护安全的规章制度，将永远不可能让一架飞机飞行，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了。规章制度的执行者常常依赖于现有知识，而这种知识又是受制于既有的科学信条和它的主要倡导人。”

吉尔德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并不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的，而是由那些清晰可见的，富有抱负的管理者和企业家之手引导的。”他说，“创新性思维的主要信条可以被总结成信仰、爱、开放性、冲突和可否定性。”吉尔德或者说萨伊定律认为，有补贴的供给损害了需求。

减税，为生产和消费创造良好的条件

供给学派认为应当减税，为生产和消费创造条件。

对于减税给予形象、有力说明的是拉弗曲线。阿瑟·拉弗先生的杰作“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以简洁明快的方式迅速传播。拉弗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先生一次早餐时在餐巾上画出的。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以后，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会减少（具体曲线如下图）。说白了，就是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税收反而减少了；税率低到某一点，人们认为值得干，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以后，税收反倒更多。据此，供给学派试图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甚至更敢于消费。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

如上图所示，拉弗认为，当税率为0时，不会有任何财政收入。当税率为100%时，也不会出现财政收入。当税率为0-100%之间，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如果把税率降到100%以下，财政收入肯定要增加。但是，如果税率降到某一点以下，趋于0时，财政收入肯定会减少。当税率在B点与100%之间时，税率越低，财政收入越高。

可以说，供给学派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着重于政策方面的经济学 ，从一开始就是里根竞选纲领的核心理论。因此，1981年里根当选为总统时就着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大体内容如下：（1）大幅度减税。个人所税每年削减10%，共减了3年。此外，大幅度降低企业投资所得税。（2）大力压缩计划中的非国防开支。（3）减缓和稳住货币增长速度，促进通货膨胀下降。（4）大大减少政府管制。（5）大力扩充国防开支。（6）在几年内，使联邦预算达到平衡。

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实行起来是相当复杂的，比如减税以后继续增加国防开支的经费问题。于是在后来的预算中，就包括了在减税的基础上小幅度增税，略微收缩一些联邦开支，把联邦收入稍高估一点和把联邦开支稍稍低估一点的变通做法。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供给学派则旨在从微观层面调动企业的积极性，给企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现在看来，靠供给学派理论支持的供给管理，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在竞选时所承诺的美好结果，但在提高竞争力，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却有明显成效。从长远来看，则如同国内外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政策效应支持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保持的经济长期繁荣。

拉弗曲线

后记

最近想了几个问题，例如，到底什么是供给学派？它何以能够成为里根经济学的基石？怎样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实际上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它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形成特有的经济理论和学派。据此，我们很难用旨在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需要自己的经济学。

然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多是就事论事，很少有大道至简的抽象。马克思说，研究经济学必须用抽象法。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凯恩斯在讲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写作时指出，“为我使经济学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其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们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经济学，而不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