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短短几周，发端于美国硅谷银行的风险，再一次地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反应迅速，存款保险公司（FDIC）快速关闭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为两家银行存款客户提供全额支付保证，美联储创设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为中小银行提供直接的流动性支持，从技术上阻断了两家银行破产风险对更多中小机构的外溢。但即便如此，市场恐慌情绪并未缓解，与硅谷银行规模接近的第一共和银行迅速成为市场关注的又一个对象，虽有11家美国大型银行以300亿美元进行流动性支持，但股价仍持续暴跌。而在欧洲，瑞士第二大金融机构瑞信也身陷囹圄，当地时间3月19日消息称，瑞银将以30亿瑞士法郎的价格收购瑞信。

这场风暴由何而起？除了银行自身战略以及资产负债配置操作上的失误，欧美金融管理当局（包括中央银行）应做怎样的反思？

硅谷银行风险，个案还是整个银行业的挑战？

有关硅谷银行风险成因的分析已很多，从触发因素看，可以从资产、负债两个角度来分析。

负债端。硅谷银行在较短的时间内业务扩张过快（存款从2020年中的760亿美元到2022年末超过1900美元，一年半的时间增长接近两倍），主要存款客户（大多为科技企业）的利率敏感性较高，且由于存款额度较大（有97%的客户存款高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的25万美元限额），风险敏感程度也高于一般存款。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情况下，部分利率敏感性高的客户会考虑将资金转移到存款利率更高的银行，而后续随着市场风险传闻的扩散，更多的客户开始出于风险规避目的外逃，形成严重的挤兑，进而引爆硅谷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从这个视角看，硅谷银行风险的触发，根植于其基于不稳定的资金来源所进行的短期过度扩张，银行自身的发展战略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发展过于激进且偏离主业。

资产端。硅谷银行虽以科创企业贷款著称于银行业，但面对负债端短期内涌入的大量资金，信贷资产难以成为主要的配置的方向。不得已之下，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资产（美国国债和MBS）成为硅谷银行资金投向的重点，截止到2022年末，硅谷银行有接近60%的资产配置于各类金融资产。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原本低风险的各类债券（包括美国国债）均出现了巨额浮亏，资产价值出现了严重贬损。如果负债端保持稳定，所有债券均持有到期，这些浮亏中的大部并不会转化为银行的实际损失，但持续加息下，面对其他银行更高的利息诱惑，部分硅谷银行的客户开始将资金转出，当转出的存款超过硅谷银行的现金准备时，硅谷银行只能做两个选择，一是提高自身的存款利息，阻止客户存款外流。不过由于在资产配置上，硅谷银行资金主要投向的是传统的低风险、低收益工具，即使持有到期，也无法提供支付更高利息的需要的高收益；一是卖掉手中的金融资产（包括部分原本计划持有到期的金融资产）以满足客户提现需求，而这直接将账面浮亏变成了现实的亏损，最终资不抵债而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关闭。

根据上述逻辑，不少人认为是硅谷银行在资产配置和久期管理上出现了失误，短借长投，并过多持有各类金融市场工具，以至于在美联储加息时，遭遇重大损失。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分析会发现，面对存款资金的持续增长（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在风险资产扩张能力有限（或因为需求制约、或因为资本充足率的约束）的情况下，将资金配置于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似乎是银行的唯一选择，而这个选择，在监管层面是受到认可的，无论是对高等级国债的低风险权重甚或是零权重的设置，还是对持有到期债券的浮亏可以不计入即期损益等监管规定，监管规则都是在鼓励金融机构更多持有这类资产。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的低风险资产为何会变成高风险资产？监管规则为何没有意识到这种重要的转化并进行及时的调整？

概略看来，我们有以下几个结论：一是硅谷银行遭受的负债端冲击，不代表美国银行业的整体状态。多数银行负债稳定性仍旧可靠，加上美联储银行定期融资计划（BTFP）的支持，应该不会演化成整个美国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但不排除有经营状况较差且负债结构失衡的中小机构继续出现风险的可能；二是硅谷银行所遭受的资产端冲击，是美国银行业，甚至是全球银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现有监管规则下被认为具有高安全性、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大幅贬损，在资产端给银行体系造成了一个长期的“灰犀牛”风险，其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单个机构，而要化解这个挑战，仅靠银行自身也无能为力。

风险积小致巨，该反思的不止银行

跳出硅谷银行单一机构的视角，我们把镜头拉长，从宏观上再审视一下这一轮风险的由来。

首先，为应对疫情冲击，美联储执行了史无前例宽松货币政策操作，零利率叠加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极度充裕，大大增加了企业（特别是在股市暴涨中获益最多的科技企业）以及高净值客户手中的现金，由此推动了银行业存款整体的持续增长（当然，像硅谷银行这种与科技企业关系密切的机构增长会更快）。

然后，面对存款的持续增长，银行机构需要进行被动的资产配置，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成为首选。在现有的外部环境下，信贷类资产在短期内能扩张的空间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贷款业务本身的特点和客户需求的限制，另一方面，表内信贷扩张必然会带来风险资产的增长，大规模扩张会对各银行造成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与信贷扩张相比，投资于低风险金融资产收益虽低，但资本损耗小，也符合审慎监管规则的导向，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类资产的低资本消耗特征，让硅谷银行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实现资产规模超高速增长成为了可能。

再之后，美联储启动了激进加息进程。加息引发了银行之间的利率竞争，在监管机构袖手旁观之下，愈演愈烈的价格竞争必然会造成存款稳定性的下降，最终导致客户基础较差的中小机构的挤兑。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货币政策与审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于加息过程对银行业负债、资产可能形成的冲击路径以及阻断方案都缺乏相应的研究，以至于风险初现，就直接用上了兜底的手段（BTFP允许银行按所持有的债券的面值向美联储进行抵押借款，由于其中一些债券的浮亏已超过50%，这一操作对市场定价机制的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既没能有效控制恐慌情绪的蔓延，还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考虑到美联储自身既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美国最主要的银行监管主体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的确有些让人匪夷所思。

按照上面的这个视角和逻辑，我们认为，目前愈演愈烈的银行业风险，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银行机构，要避免类似风险的再次发生，欧美等国的宏观金融政策与监管层面也需要汲取更多的教训。

一是货币政策松紧失度。逆周期调控以应对经济波动已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一个完整的逆周期操作过程包括放松和收紧两个阶段，政策放松的程度、放松所持续的时间、政策转向时点的选择、紧缩的节奏与力度等等，均涉及对度的把握。从疫情以来的操作看，美联储显然存在宽松政策规模过大、时间过长以及紧缩力度过猛等问题，给金融机构和市场参与者所提供的调整时间太短，可对冲风险的手段太少。

二是监管规则没有因时而变。次贷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在于抑制影子银行和同业业务，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体现的也是这个导向，并引发了金融机构系统性的业务和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应该说，抑制同业业务的监管政策是正确且有效的，但是不是意味着由同业转到其他类型的资产负债上，风险就一定是低的呢？事实证明，随着银行业务线上化程度的提高（大额存款挤兑变得更容易），以及在持续加息的背景下，存款未必就一定是稳定的；在货币政策大转向的时期，风险权重为零的国债未必就是无风险的（反而可能是高风险的），如此种种，不胜枚举。面对现实中的实质风险变化，监管规则并未做及时调整，反而继续引导着银行与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灰犀牛”共舞，最后导致系统性的行业踩踏也就丝毫不让人意外了。

三是对银行市场过度竞争的放任。激进加息必然会引发银行之间的存款竞争，在缺乏监管约束的情况下，极容易造成银行业存款的不稳定，进而形成行业风险。对银行这样具有较高风险外溢性的行业，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一定是有效的，维持有序的存款竞争环境，可以避免存款的大规模搬家，并降低硅谷银行类似的负债冲击出现的概率。在实践中，保持对银行存款定价的适当干预，以避免形成过度竞争，是货币当局或监管当局需要承担的一项工作，在持续加息背景下尤其应该如是。事实上，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美联储加息从资产端对银行业的冲击不仅限于美国，其他国家（如日本）银行业由于国内贷款需求长期低迷，其持有的证券投资占比很高，且有相当部门投资于美国债券。也正因为此，硅谷银行破产后，也引发了市场对日本银行业的担心。但与美国不同，日本一方面因为利率一直维持低位，另一方面日本央行长期维持着对银行存款定价的窗口指导。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日本银行业在负债端的相对稳定，潜在风险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总体上看，从硅谷银行风险暴露开始的这一轮美国银行业动荡，仍在发酵和演进过程中，未来不排除更大机构出现风险，并造成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在看待风险形成原因时，除对银行战略、经营层面的分析外，也应该从更宏观的视角去找出金融政策与监管层面可能存在的疏漏，并从中吸取教训，只有这样，全球才有可能防止下一次，或在另外的国家发生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