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文

过去一周，不少硅谷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心情都经历了一番如坐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

当地时间3月8日，素以支持和服务创业企业著称的硅谷银行（Sili－conValleyBank，SVB）突然被曝出流动性紧张。接着，大量客户纷纷前往银行进行提现。为了应付迅速增加的现金需求，硅谷银行宣布变现210亿美元可供出售证券（AvailableForSale，AFS），并出售普通股和优先股融资22.5亿美元。不过，硅谷银行的这一举措并没有平息客户疑虑，反而是作实了先前的传言，引发了进一步的恐慌性挤兑，仅在3月9日这一天，储户和投资者的取款总额就高达420亿美元。随着挤兑的到来，市场对硅谷银行的预期也急转直下，其股票出现暴跌。3月10日，硅谷银行宣布破产。随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宣布，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关闭了硅谷银行，并查封了其存款。从流动性恐慌的苗头出现到挤兑发生，再到银行破产，总共只经过了不到48个小时。

硅谷银行宣告破产之后，立即引发了金融界和创投圈的恐慌。各方围绕着究竟是否应该对其进行拯救，应该如何拯救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FDIC于3月12日发布联合声明，宣布硅谷银行的储户从3月13日开始可以支取其存储的所有资金。美联储将提供额外资金，通过为所有存款提供担保的方式来确保硅谷银行的投保和未投保存款都将得到全额支付，以加强公众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持续几天的硅谷银行破产风波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硅谷银行风波的平息或许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这次事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到来是纯属偶然，还是一个必然事件？在这个事件背后，究竟隐含了银行体系的哪些问题？对于类似的事件，政府机构是否应该予以干预？为了预防类似的危机，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硅谷银行的历程

硅谷银行1983年成立于美国加州圣何塞，其三位创始人为当时在富国银行工作的罗杰·史密斯（RogerSmith）和比尔·比格斯塔夫（BillBig－gerstaff）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米迪里斯（RobertMedearis）。据说，这个创业的点子最初来自于比格斯塔夫和米迪里斯在1982年时的一场牌局。在这场牌局上，他们看到了硅谷的创业公司对金融服务有着庞大的潜在需求，专门为这部分人服务的商业银行大有可为，而在当时，市场上并没有类似的专业银行。于是，他们一拍即合，于次年创办了硅谷银行。

最初，硅谷银行的规模很小，总资产仅有1800万美元。为了避免和其他同类银行之间正面竞争，硅谷银行把业务进行了聚焦，将初创公司作为了自己主要的业务对象。除了直接为初创公司提供信贷服务之外，硅谷银行还努力开拓创业相关的产业链。例如，它会直接投资基金和公司，成为初创公司的投资人，还会为创业者以及投资人充当理财顾问，提供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硅谷的重要中间人。数十年来，在硅谷的各种重要活动中，硅谷银行几乎都会作为赞助人出现。

在进行了如此贴心的服务后，硅谷银行自然换来了广大硅谷初创企业和投资人的信任，成了这个创业天堂中最受欢迎的商业银行。当硅谷的初创企业们一路高歌猛进时，硅谷银行也就随之风生水起，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一步步成了全美规模第16位的大型银行，并在加州和马萨诸塞州拥有17家分行。

不过，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硅谷银行专门为初创公司和投资公司服务的策略虽然是其崛起的关键动力，但这种单一的服务策略也违背了金融学的一条根本法则——“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而在危机到来时，这一点就成了硅谷银行的催命符。

挤兑风波始末

在疫情期间，美国为了刺激经济，采用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上的利率几乎降到了0。在这种背景下，硅谷的初创公司十分容易获得融资，而当这些融资被打入到他们的户头后，暂时闲置不用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硅谷银行的存款。

对于银行而言，存款量的迅速暴增并不是一件好事。银行是需要支付利息的，庞大的存款就意味着庞大的利息支出。为了能够覆盖这些支出，并用这些存款来进行“钱生钱”，它们就必须将这些钱投出去。那么，硅谷银行都将钱投在哪儿了呢？根据财报，在2022年底，硅谷银行将其管理资产中的1080亿美元配置到了政府债券上——这一比例占到了其所管理的资产的一半以上；有740亿美元用于进行放贷；150亿美元用于其他投资；现金持有大约为150亿美元。

在通常情况下，这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组合。因为在金融资产中，政府债券是相对稳定的资产，除非利率发生巨大波动，它们的收益率是非常有保证的。然而，硅谷银行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遇上的并不是所谓的“通常情况”。

在疫情的阴霾逐渐消散后，美联储的首要任务从刺激经济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从去年以来，美联储已经进行了多次加息。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加息的效果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随着美联储的加息，新发债券的利率出现了迅速增加。而硅谷银行持有的债券大多是在疫情期间配置的，因而其利率很低。这就使得这些债券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对比新发的债券大幅降低，其对应的价值也就迅速下降。更为麻烦的是，硅谷银行在配置资产时为了追求一个相对较高的收益率，因而都选择了“持有至到期”（HeldtoMaturity，简称HTM）的债券。这就意味着，虽然它看到了自己手中的债券正在迅速贬值，但却不能进行重新配置。如果仅有这一点，那么问题也不是很大，其损失的比例大约也就是在5%左右，而且还只是浮亏，如果以后外部环境变化，这些损失依然可能被追回来。

另一方面，加息迅速提升了资金的获取和使用成本。尤其是对于初创科技公司而言，不仅它们的估值受到了巨大打击，其获得融资的机会也变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从银行把自己存的钱提现，以应对可能的现金需求。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硅谷银行手中持有的现金有限，大量的资产被锁死在了HTM债券上。在这种情况下，挤兑的压力就慢慢向硅谷银行袭来了。

当挤兑的苗头出现时，银行最需要做的就是迅速稳定预期，让人们相信银行不会出事。在实践当中，这种稳定预期的努力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用户结构。试想，一个银行如果是专门服务散户的，那么要达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集中资金满足一些提款需求非常迫切的用户的需求后，其他用户的预期就会迅速稳定下来。而如果一个银行的服务对象中有一些大企业，挤兑问题的处理也不会难。银行只需要和那些大企业进行沟通，要求他们不带头提款，甚至增加一些存款，然后再将这些信息释放到市场上，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也就能很快稳定下来。一般来说，这些大型企业客户出于对自己存款安全的考虑，也不会希望银行出事，通常会积极予以配合。

但问题就在于，硅谷银行服务的是新创企业。当挤兑危机出现时，硅谷银行按照惯例试图与一些储户进行沟通，希望他们暂时不进行提款。但新创企业和成熟的大企业本质是不同的，它们对资金的需求更为强烈。因而听到硅谷银行的沟通意见后，它们不仅没有放慢提款速度，反而加速了提款。这样一来，硅谷银行原本已经不乐观的局面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为了应付局面，此时的硅谷银行不得不像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抛售持有的证券和股份，而在恐慌预期已经形成的局面下，这一切只能进一步加剧恐慌。最终，这个“死亡螺旋”很快就将这家为硅谷服务了40年的银行带向了毁灭。

“雷曼2.0”还是“茶杯里的风暴”？

硅谷银行的破产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答案。一种观点认为，这很可能会成为“雷曼2.0”。众所周知，2008年时，正是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开启了后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这是总体可控的一个事件。例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这看起来最像一场相当狭窄的部门危机”。

在现在这个阶段，任何一种结论都有被“光速打脸”的可能性，毕竟金融市场是一个强烈依赖信心和预期的市场，人们对未来事件的看法本身就具有自我实现的效应。但是，如果仅考虑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那么至少从现阶段看，我还是比较认同克鲁格曼的看法。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为硅谷银行的性质和雷曼兄弟银行有本质不同。两者的名字虽然都有“银行”二字，但硅谷银行是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是存款和债券投资；而雷曼则是一家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是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性质的差异决定了雷曼先天具有更强的风险传导能力。在“猝死”之前，雷曼在美国投资银行中排名第四，通过资产证券化，它已经将风险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而作为商业银行，硅谷银行显然没有这样的风险扩散能力——至少直接来看是这样。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硅谷银行的破产所产生的影响应该不会和雷曼事件那么广泛而深远。

第二是硅谷银行规模相对较小，服务区域也相对集中，因此其破产风险跨区域传播的可能也不大。

当然，如果考虑间接影响，那么问题可能就不那么简单。毕竟，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金融是一个与预期高度相关的行业，市场上对未来的预期如何，最终会在市场上自我实现。在现实中，有不少银行的投资组合策略和硅谷银行十分类似。面对美联储加速上调利率，这些银行也和硅谷银行一样面临着潜在的流动性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硅谷事件引发了储户的情绪，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可能是面临风险的，那么巨大的挤兑浪潮就可能形成。如果是这样，那么整个事件就会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新的金融危机就可能真的到来。或许，对于这种情况的担忧是促成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出手救助硅谷银行的最关键原因。

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任由事件发酵，那么硅谷银行破产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止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它对于整个美国的创新，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的破坏可能会比对金融系统的伤害更大。

由于大量硅谷的初创企业和投资机构都将它们的钱存在硅谷银行，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放任硅谷银行倒闭，那么大批的初创企业很快就会由于没有可用的现金而被迫倒闭，更多的企业则会由于失去了投资支持而难以成长。这意味着，未来的谷歌、未来的脸书都可能在这次金融风波中意外夭折，而这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危机发生后，以红衫资本为代表的数百家投资机构，以及数百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才联合向美国政府呼吁，要求其出手相助。而这个呼吁，很可能是最终促使美国政府下定决心救助硅谷银行的关键。

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

既然说到了政府救市，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既然硅谷银行倒闭可能引发很多问题，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出手对其进行救助？它犹豫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如果大家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所了解，就会知道类似的问题在十几年前也被反复问过——当时，由于次级贷的暴雷而深陷困境的雷曼兄弟曾多次请求美国政府出手相助，但都遭到了拒绝。最终，雷曼在绝望中宣告破产，而这个事件也成了拉开后来金融危机的序幕。为此，当时的美国政府曾受到了很多的诟病。

既然已经有了先前的教训，为什么美国政府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对出手救市依然是如此迟疑不定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如果对任何可能的风险都贸然出手相助，就可能助长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从而在长期助长金融系统的风险扩散。

以当年的雷曼兄弟为例，虽然作为危机的受害者，它多少有点令人同情。但当我们了解它在危机之前的行为时，就可以知道它很大程度上其实是自作自受。事实上，在2007年，次级贷款的风险就已经在市场上显露了。按理说，在这个时候，雷曼应当收缩杠杆，对自己的风险进行控制。但是，习惯了在刀口上舔血的雷曼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一边大肆买卖垃圾不动产债券，一边用高杠杆着手收购美国第二大公寓开发商阿克斯顿。雷曼的算盘打得很精：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次贷暴雷，那么房价必然下跌。而如果房价下跌，买房人数就会下降，租房的人数就会增加，公寓租房市场就会爆发，阿克斯顿的价值就会一飞冲天。这样一来，危机的蔓延不但不会对其造成损失，还可能让它大赚一笔。但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雷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次贷危机蔓延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它的想象。随着贝尔斯登的倒塌，金融市场对商业抵押债权和不动产都陷入了恐慌的情绪，而雷曼设计的那套空手套白狼的游戏，最终也演变成了一场吞噬它自己的大火。

从雷曼兄弟的例子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金融机构出于逐利的需要，会甘愿冒巨大的风险进行投机，而这些投机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一旦出事政府就出面托底，就相当于是降低了它们为投机而付出的个体成本。这毫无疑问会加剧“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的产生，从而让它们更加有恃无恐，在利益面前更加铤而走险。对于社会来说，这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当然，对政府来说，除了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的考虑外，更为现实的一个顾虑是民众的支持问题。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平等，普通民众和金融精英之间的对立也越来越严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用他们所缴纳的税去援助那些投机的金融机构是非常难以容忍的事情——即使政府的目的可能完全是为了稳定经济，这也可能被认定为是袒护金融精英阶层的行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华尔街”（Wallstreet）和“主街”（Mainstreet）之间的矛盾尤为显著。而这种矛盾也成为了这一次硅谷银行倒闭风波之初美国政府犹豫是否应该插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政府的角度看，是否在危机到来前就出手救市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平衡这两方面问题的可行方案。

在这一次硅谷银行破产风波中，美国政府的处理其实就是权衡两方面利弊而最终得出的方案。

一方面，救市是必须的。为了稳定市场预期，防止潜在风险的发生，并保证美国的长期创新能力不至于受到破坏，美国政府必须这么做。所以政府才承诺提供资金支持，保证所有储户的提款需求都得到支持。这样一来，就可以立即让金融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意识到美国的银行系统是有安全保证的。

但另一方面，救市主要是救储户，而不是救银行的管理者。因此，硅谷银行必须被破产清算，其资产也需要被FDIC接管。并且，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官员也集体表示，银行的高层必须要受到处理。这样一来，就可以让金融系统的高管们认识到尽管当自己的投机行为搞砸时政府还是会出来为它们买单，但这并不意味着搞砸了事的人就可以从此置身事外。因此，在日后做相关经营决策时，这些高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对加大对风险的控制，从而救市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但尽管如此，上面所说的另一个问题，即普通民众对于政府援助金融机构的怨恨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弭。事实上，在政治分裂的当下，美国政府的这一次救市已经成为了反对派们对其进行攻击的一个重要理由。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美国政府在是否出手援助时依然会采取谨慎的态度——即使是只救储户而不救银行经营者。

关于危机的反思

虽然目前硅谷银行破产风波的影响还在持续（例如一些业务与硅谷银行相似的银行也出现了挤兑甚至倒闭，并且出于防止风波蔓延的考虑，美联储可能会放缓其加息的步伐），但随着美国政府以及各国监管机构的介入，如果不出意外，那么这次风波大概率不会演化成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尽管如此，这场“有惊无险”的风波依然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首先，对于银行而言，硅谷银行风波其实是一次非常生动的金融风险控制课程。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造成硅谷银行在48小时内急速破产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中最直接原因是储户的挤兑，以及硅谷银行在面对挤兑时采取措施的不当。略为深入一些的原因则是其在过去两年美联储“放水”的过程中，资产配置出现了长短期错配。而最为本质的原因，则是硅谷银行在选择客户群体的时候过于单一和同质化，因而更容易遭遇系统性的冲击。在现实中，很多银行存在着以上三个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对于这些银行而言，这次风波应该说是为它们敲响了警钟。在风波之后，它们应该及时对自己的经营策略进行一些调整，以便在宏观形势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风险进行防范。

其次，对于政府而言，硅谷银行风波也对各国政府的金融管理方案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金融领域的规范和发展就是一对矛盾。如果对规范要求过度，金融行业的活力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反之，如果对金融市场的活力过分追求，就可能忽略规范问题，从而造成风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尤其是作为危机策源地的美国，更是强化了金融监管，特别是划定了一系列“系统重要性银行”（systemicallyimportantbanks），进行重点盯防。这种严管虽然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但也客观上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活力，也由此引来了很多金融机构的不满。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关的政策被调整，“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门槛被提高，相关的义务也被减少。事实上，如果按照原有的认定标准，硅谷银行应该属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出于合规的需要，它就必须留有很高的现金储备，这样的话，这次的挤兑就不会发生。但可惜的是，历史不会有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拜登在3月13日的公开讲话中声称是特朗普造成了危机，虽然有挟私打击政敌之嫌，但却也颇有道理。而在未来，究竟应该如何平衡金融业的规范和发展，可能还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再次，这次的硅谷银行风波也为经济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素材。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家幸”。我觉得这句话的涵义可以很好地适用到经济学的发展上。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危机推动的。例如，“大萧条”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推进了人们对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金融风险传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也由此推动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而这次的风波则告诉我们，当危机发生时，除了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外，一些规模较小，但功能特殊的银行其实也可能传导危机。关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很可能会推动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