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文 3月7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方案提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将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收回的编制主要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编制统一按5%比例精简，并非简单地给人员编制做“减法”，而是在本轮机构改革中，同时对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所需的编制做“加法”。但这依然体现出政府机构改革秉持的一贯方向：坚持机构改革与限额管理相结合，从严控制编制资源。

近年来，以政府过紧日子换老百姓过好日子，已经成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方针。今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中，“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把更多财政资源腾出来用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表述，表明了政府严控行政运行成本，让公共预算开支向经济民生倾斜的决心。此次中央国家机关编制精简，是对这一承诺的践行。

但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不应该仅止于机构或者人员编制数量层面上的合理控制，更要朝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迈进。通过科学决策和合理规划，规范部门职能、优化人员编制，不断改善机构编制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形成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政府机关整体效能的提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其目的就是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升运行管理效率、完善体制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吃财政饭”的人员数量过多挤占公共财政资源，部分部门机构臃肿、民众企业办个证照须盖上百个公章等说法，在舆论中始而有之。这一说法可能有偏颇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这些现象不仅导致了服务效率低下、加大了财政负担，还会滋生权力寻租、严重破坏市场自主调节规律，让社会交易成本攀升。

也因此，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对行政监管机制进行优化创新，加快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简政放权的改革仍在路上。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发表了《关于配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的建议》，建议大幅裁减非必要事业单位和人员，如各类行业协会、学会。在减少不必要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裁减相应机构和人员。这一动议也是对政府体制改革不动摇、不松劲的呼应。

近年来，部分行业协会、学会等事业单位不仅从职能部门那里承接部分行政管理事项，还可以伴随着行业和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管理资源。其权限和人员快速膨胀的背后，往往与相关部门不愿放松对该行业的干预和管制有关，成为事实上的“二政府”，不仅会进一步增加财政负荷，还会扭曲其服务职能。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如果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管得过宽过细，必然会带来机构和人员的同步扩张。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机关设置及人员编制牵涉诸多利益关系，关系到对政府权力和部门利益的约束，需要政府放权于市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精兵简政是一项长期化、系统化的改革攻坚工程。中央国家机关带头做好编制精简、机构优化，地方也应加快相应改革行动，把机构改革、简政放权落到实处；规范和约束行政许可实施裁量权，使行政许可权力的运行更加公开、透明，为市场主体和民众提供更加公平和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作者系资深评论员）